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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中医学中亦称为“心法”、“顿悟”，是指不遵循严格逻辑规则的一类思维方法，是人在思维过程中，基于有限的数据资料、知识信息和经验事实，调动一切已知的思维材料和思维能力，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联系作出迅速的识别，敏锐的洞察，直接的领悟和具体的判断的一种思维方法。直觉思维是逻辑思维方法的对称，其区别在于思维步骤、进程的程式化程度有所不同。它常以“悟”作为认知事物的基本形式，即通过主观的内省体验，使主体与客体直接冥合，心与理合一，实现认识的突变和飞跃。故直觉思维具有突发性、简约性及模糊性等特征。 直觉思维方法的展开形式是直觉判断、想象。所谓直觉判断，是指对客观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迅速的识别、直接的理解、直感的断定。想象是对头脑中的各种观念和思维元素进行加工、改造、组合，从而创造出新观念的一种直觉推理。这里的“观念”，既包括意象、图式等具象的观念，也包括概念、词语、符号等抽象的观念。 直觉思维也是中医学常用思维方法之一，历代医家也多有论述。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程国彭曾言及达悟之境谓：“沉 7．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由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是具有具体同一性、辩证矛盾性和联系发展性的抽象思维。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整体上、本质上，系统完整地认识对象。其基本形式为辩证概念、辩证判断、辩证推理及辩证理论体系。辩证思维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即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思维及现代科学辩证思维。中医学中的辩证思维当属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它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最为突出、系统、珍贵的一种思维形式，并由此而确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1）整体思维：也可以称为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理论建构的重要方法。整体思维从事物整体出发，着眼于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认识事物。它把对象世界理解与规定为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整体由部分构成，但部分作为整体的构成要素，其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与部分并不是完全间隔的两个世界。由于它们或者受着某一共同规律（道或理）的支配，或者有着同构（如阴阳、五行结构）关系，或者由共同的基质（如气）构成，因此，部分就必然蕴涵着整体的功能与信息，即整体与部分之间有着相类、相似、相通的特征。在此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天人合一”是这一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 古代医家在中医理论的建构中，广泛地运用了整体思维的方法。首先，古代医家将自然、社会与人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的观点，由此创立了“援物比类”的方法，将人体与自然相类比，把通过观察自然所得出的规律推广到人体，从而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其次，整体思维把研究对象的内外表里视为一个整体，外在表征是以内在变化为依据，由此又产生了“司外揣内”的认识方法，以此建立了中医的藏象理论等，并成为中医诊断学的重要方法。 （2）变易思维：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易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94）。变易思维是以变化的观点考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变易思维具有生化日新、循环反复、阴阳调节的显著特点。生化日新是把宇宙看作连续性的、整体性的变易过程，是一个大流行，并且视宇宙整体有如生命机体那样的生化功能，表现为一个新陈代谢、日日生新的过程。循环反复是把对象世界理解与规定为一个由始而终、由终而始、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而且这种反复一般所强调的，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的物质质点在虚空中的机械性位移与变化，而是整体在形态、属性或功能方面的反复转换。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事物，还是由个体事物作为部分联结而成的整体，在特定阶段上都表现为日新向上的演进过程，当发展到极盛或极限，则向对立面或反面转化，如是反复，循环不已。阴阳调节则将阴阳看作整体内部的对立双方，它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着整体的运动变化，即生化日新与循环往复，本质上是宇宙万物一种自发性的自我调节过程。变易思维也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及病理变化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有一个生、长、壮、老、已的演变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人体功能活动及病理变化又受年、时、月、日等时间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节律性变化。疾病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受病邪性质与强弱、人体的体质差异以及治疗、护理等条件的影响，辨证论治即是以疾病的运动变化为其基础。 （3）相成思维：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济互补的观点看待对立的两个方面或对立的两种事物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对象客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关系，着眼于普利高津所说的“协调与协和 ”，追求整体的有机和谐。这种相成思维的起源甚早，孔子提出“叩其两端”，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者，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叩其两端即考察问题的两个方面。老子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与转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老子》 ·2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 ·58章）。《易传 ·系辞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精湛论断，认为对立双方的相配相济是自然界一切事物遵循的法则，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繁衍发展的原由，并强调对立双方除具有相依互补关系外，尚表现为和顺、交感、适中等状态，即对立双方相互承顺、相互统一，并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由此使整体系统趋于和谐与有序。相成思维充分体现在中医阴阳学说之中。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观，帮助古代医家开拓出中医生理、病理、发病、诊法、辨证和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与各个层次，起到了构筑中医理论基本框架的作用。 8．试探与反证 试探，是对研究对象先作一番考查，提出初步设想，依据这种设想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根据措施作用于对象呈现的结果，对原有设想作适当修改的一类方法，可称之为逐步逼近法。人类在认识自然、发现真理的过程中，总是由失误较多、较粗糙，逐渐发展到较精确、较细致的，是逐步向真理逼近的。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试探性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观点或假说，通过实践的检验，而逐步上升为理论。中医理论的形成，亦是如此。如对于“卒中 ”的认识，汉唐医家曾试探性地提出 “卒中外风之说”，认为是突然感受了外界暴戾之风邪，据此以祛风药为主治疗，但效果并不满意。鉴于此，宋代一些医家尝试性地把部分卒中患者的病因归于恼怒太过，以致气血逆乱的“气中”；有的归之于体虚气弱。明代有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提出了“类风”、“非风 ”、“内虚暗风 ”等说。直至清代叶天士发展而成“肝阳化风”说，确立了以内在脏腑机能紊乱为主的“卒中 ”病因病机。在这些假说提出的前后，人们大都进行过试探性治疗，并根据治疗结果作出了修正。 反证，是从结果来追溯或推测原因并加以证实的一种逆向认识方法。许多中医理论的提出或确立，是建立在对临床治疗结果的反推或反证基础上的。如对于骨折病人运用补肾药，可发现骨折愈合加快，根据这一结果，人们可进一步确立“肾主骨 ”的理论。对于一些脏器的病变，运用某些动物的相同脏器进行治疗，常可获得满意疗效，这一结果引导人们进行逆向推论，提出“以脏补脏 ”学说。中医对于病因的认识，多数也是根据临床表现来追溯和反推病因，称为“审证求因 ”。 试探与反证，类似于现代假说方法。假说是根据已知的经验和知识，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所作的一种推测和解释，是自然科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形式。理论的形成需要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并对经验材料进行理性的推理，这个推理的过程，即离不开假说。恩格斯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所以，在科学认识和发展过程中，假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桥梁。假说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即初始阶段和完成阶段。在提出假说的初始阶段，提出者根据有限的事实材料和科学原理，通过创造性思维，作出初步定，这些假定具有初步的尝试性，没有最后定型；到了完成阶段，则从已确定的尝试性假定出发，经过事实性材料（包括文献记载的已往事实性材料）以及理论性材料即现存的有关科学原理的论证，使之成为一个结构比较稳定的系统。假说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假定性、工具性等特点，只有经过理论或实践的检验证实，方可转化为理论。自然科学就是沿着从假说到理论，再从新的假说到新的理论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医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也是如此，如从《素问 ·热论》、《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到温病学派的卫气营血辨证，就是中医外感病从经验到假说，再到理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假说起到了导向性的促进作用。 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十分丰富，而且无论是哲学方法，还是一般科学方法，都颇有独到之处。正是这些独特的建构方法，使中医学得以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方法学的特点是中医学赖以生存下去并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方法的时代局限性和某些缺陷，重视方法学的研究，引进现代科学方法，克服固有方法的缺陷，以促进中医学从传统科学脱胎出来，进一步演变、发展成为现代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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