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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行动”、“××战役”等词汇常见诸报端，有些执法部门也习惯于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对违法现象形成“拳头”攻势。这种执法方式，老百姓称之为“运动式执法”。 运动式执法 - 定义 所谓“运动执法”，就是通过集中优势人力物力，对违法犯罪现象形成“拳头”攻势。不可否认，在过去类似打黑除恶、扫黄打非以及整治安全生产等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相关部门总是热衷于搞“大会战”，实行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等，“运动式执法”一时形成了我们在社会治理行为中的依赖症。这种做法，固然“轰轰烈烈”，也可以开展得“扎扎实实”，当然同样可以在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这种执法行动本身所具有的“时效性”，所以不可能在社会治理中收到长久之效。
运动式执法 - 特点“运动式执法”强调打击犯罪上一张一弛运动式执法对“顶风作案”者予以严惩，对“日常作案”者不置可否。如近年来不胜枚举的“扫黄公判”，来时一阵风，风过后死灰复燃，问题重新累积，而在达到一定程度时集中爆发，进而引起重视，于是，新一轮“集中打击”再次展开。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效益都大大降低。 “运动式执法”往往带有“从快、从严”的特点 “运动式执法”往往带有“从快、从严”的特点，因而常常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牺牲执法甚至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和实质正义。表面上看，“从快、从严”对打击犯罪颇有好处，但这种做法与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原则之一的法治精神不符。我们知道，在未经司法机关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须被作为一个无辜者看待，其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必须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便没有法治可言，因为不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执法和司法必然是有瑕疵的。如果执法和司法过程过于讲究“从快”，势必缩短甚至跨越一些必经的法律程序，比如讯问、勘验、鉴定等耗时的步骤，牺牲程序正义。如果执法和司法过程过于讲究“从严”，势必形成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的看法，专门收集对其不利的证据，导致最后的定罪量刑畸重，违背实质正义。 “运动式执法”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运动式执法”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容易被过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运动式司法”总是陡然而起，戛然而止，寄望于一蹴而就，却往往因一张一弛而导致循环反复。也许这种“运动式司法”在革命时期，甚或是社会转型初期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在建设时期，则更需要守成化的司法，公平与正义的诉求需要日常化的司法。
运动式执法 - 产生原因执法中素来就有“运动式执法”的传统，当某一现象特别严重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时，领导就高度重视，公检法就齐心协力，“从重、从快”打击违法犯罪，并且及时“公捕、公判”与表彰有功人员，以弘扬正气，告慰民心。 司法机关对于拿不准的案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判处无罪的案件，唯有一拖。只有等时间的流逝，等到领导已经将事情淡忘，不再是批示连连；只有等参战干警表彰已过，获取荣誉不会受到影响；只有等民情不再沸腾，人们不再面对犯罪嫌疑人怒不可遏，而能理性看待问题时，司法机关才可能小心翼翼地在三反四复的请示与汇报后，才能低调地宣告被告人是无罪。例如谭世斌的案件本应在2002年审结，但法院只有在时隔二年后的2004年才敢于宣判。西方法谚言：迟到的公正非正义。然而，在某些时候，我们只有有意地让时间拖延才有可能获得公正，我们只有让时间拖延来消解“运动式执法”之毒，这是司法官面对现状的无奈与智慧，也是司法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然而，这种司法官的“智慧”与司法界的“潜规则”，它的潜台词是司法官与司法界的悲哀。正义无法及时兑现，而是要姗姗来迟，这是司法官与司法界的第一重悲哀；正义不是依靠法官这一“法律帝国的王侯”的独立的尊严，依照法律庄严地宣告，而是依靠与权力玩弄技巧，依靠与权力的遗忘和民情的冷却进行赛跑而获得，这是第二重的悲哀，万一权力没有淡忘，又该怎么办？
运动式执法 - 暴露的问题 执法部门为何还总是喜欢搞“运动式”执法呢？不能不说这里暴露了太多问题。 其一，暴露政府缺乏长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结果导致执法部门往往是三分热度，过了兴奋期就没了执法激情。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放一枪；什么时候一督察就什么时候一突击。完全不怕现行的条例规章当回事，用的时候是法规不用的时候是废纸！当政府的管理缺失成为一种常态，执法部门当然放任自流。 其二，暴露执法部门好大喜功。显然，执法部门已经陷入了误区，他们偏执的认为只有突击行动，形式上才够声势浩大；只有集中整顿；才能一次性发现更多问题。如果平日里处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哪还显得出来他们的非凡业绩？ 其三，暴露有关执法部门长期不作为。为何每次突击检查问题一大堆，再明显不过了，平日不管问题才会堆积如山。每次突击之后，看似效果明显，但不过太久，更多问题又得滋生。 运动式执法 - 背离法治精神 重庆警方2008年最近开展了25年来最大的打击犯罪专项整治行动，在80余天内，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一时间，全市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对此，网上有不少人表示坚决支持，高呼“大快人心”，甚至有人主张全国都应向重庆学习。 不难理解，普通民众对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怀有痛恨之心，总是希望它们被尽快而有效地制止，总是希望犯罪者被及时绳之以法。问题是，重庆这种“运动式执法”能够长久改善治安状况并确保人们的安全吗？更重要的是，这种“运动式执法”是否与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精神相悖呢？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治安状况的好坏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但执法的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一个地方的执法严格依据法律并且始终如一，那里的不法分子很难有机可乘，也就很难达到犯罪猖獗的地步；如果一个地方的执法像一阵风，那里的犯罪分子便机会良多，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也就是说，一阵风似的“严打”和“运动式执法”不仅很难达到改善治安状况之目的，反而往往是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误以为“严打”或“运动式执法”会带来社会治安的好转，事实上，它至多会带来暂时的好转，而绝不会带来长期的好转。相反，就长期而言，它会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因为不法之徒知道如果没有“严打”运动他就可以逍遥法外并继续作案。尽管“严打”时，一些犯罪分子会成为“倒霉蛋”，但运动一旦过去，那些不法之徒就又可以大摇大摆甚至无恶不作了。“运动式执法”的根本缺陷之一是它给执法留下了长期的“休眠”阶段，期间法律是得不到良好执行的。换句话说，“运动式执法”的结果必然是，不执法是常态，而执法则成了非常态。如果不执法成为了常态，不法之徒自然会嚣张起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亡命之徒知道在大部分执法“休眠”阶段不会被抓住，他会停止作案吗？ 更为严重的是，“运动式执法”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我们知道，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这应贯穿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即便有良好的法律，如果执法方式和过程不能始终如一，则会破坏人们对执法的预期，进而破坏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仰。 还有，由于“运动式执法”往往带有“从快、从严”的特点，因而常常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牺牲执法甚至司法过程中的程序和实质正义。表面上看，“从快、从严”对打击犯罪颇有好处，但这种做法与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原则之一的法治精神不符。我们知道，在未经司法机关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须被作为一个无辜者看待，其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必须受到有效的保护。否则，便没有法治可言，因为不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执法和司法必然是有瑕疵的。如果执法和司法过程过于讲究“从快”，势必缩短甚至跨越一些必经的法律程序，比如讯问、勘验、鉴定等耗时的步骤，牺牲程序正义。如果执法和司法过程过于讲究“从严”，势必形成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的看法，专门收集对其不利的证据，导致最后的定罪量刑畸重，违背实质正义。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就应当立即摒弃贻害无穷的“运动式执法”，让法律执行百年甚至千年如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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