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让情绪尽归法治理性

江歌案于12月11日上午在东京开庭。心系案件的不仅有江歌的母亲，也有许多热心的中国网友。犯罪嫌疑人陈某究竟是不是凶手，动机何在，被害人“闺蜜”刘某在案发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盘旋了400多天的疑云，都有可能在接下来共7日的庭审中拨云见日。

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从法律上说，不排除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江歌遇害从而成为“悬案”；也不排除陈某行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日本法律被判处死刑；也有可能是陈某虽然致人死亡，但并无杀人动机，最终被日本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或者过失致死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大家所厌弃的刘某，也有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但这些都仅仅是可能，最终起作用的，一是能够被法庭采信的证据，二是日本的法律，被害人家属所遭受的感情痛苦、经济损失，以及对案件的意愿、情绪。而公众的愤怒与呐喊，即便漂洋过海到了东京，对案件审理也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法律当然是匡扶正义的，法律当然是要实事求是的，法律当然要为受害者主持公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个案的司法裁决如能与主流民意若合符节当然也是最理想的。但问题在于，在匡扶正义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正义，实事求是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事实，为受害者主持公道的前提是找到真正的凶手。但是，客观事实本就难以界定，哪怕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目击者，由于各自立场、角度甚至当时的天气、光线，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更不要说有些媒体为流量而毫无底线的渲染、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因为私利而刻意的歪曲了。

因此，法律所认定的事实只能是“小于或等于”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也就是根据符合法定要求、并且构成逻辑链条的证据，所构建出来的“真实”。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客观真实，而几乎很难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残酷地说，最后据以定案的“法律真实”是有可能偏离客观真实的，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放纵了罪犯，甚至构成“冤案”。但这并不一定是由于办案人员主观“枉法”，而是人类有限的理性与科技能力所导致的。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此，面对刑事案件，司法人员越发需要如履薄冰，对证据和程序“吹毛求疵”，这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负责，也同样是真正对受害者负责。

即便经过办案人员努力，实现了证据确凿，但最后的裁决也未必能令每一个围观者或者社会公众“满意”。这是因为，法律所反映的往往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普通的观念，有时候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它甚至可能会与通常的社会观念相冲突，所以它永远都无法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一个合乎法律、符合社会一般观念的判决，仍有可能导致群情汹汹，甚至是“普遍”不满。这并不意味着判决一定是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众口难调”，也由于“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内心对结果满意的人，往往倾向于不再发表看法。所以我们才强调司法的独立性，并以独立来保持公正。毕竟，法律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揽子”的，而很难做到对每个案件都“量身定制”。

对于一个法律案件而言，公众意见不一定等同于客观事实，法律真实也很难完全等同于客观真实，公众对公正的感受也不等同于公正。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每个旁观者都可能有自身的偏见与误区。但是，这种种一切，绝不构成对法律和法治的质疑甚至否定，而恰恰是在提醒公众，表达意见与看法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对法治力度与限度的理解与尊重，不能以情绪构成对司法的压力，给司法人员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潜心办案，最大限度地接近公平和正义。也不必对某个可能的知情者过于耿耿于怀，该有的道德和良心谴责一点都不会少，惩罚的力度也未必会比法律轻。

图为12月11日在法庭外等候的记者。

江歌案的审理与无数关心此案的中国公众之间隔了一片大海，除了在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具备的法治自身局限性外，我们还面临与中国不同的法律与民情。所以，无论是从证据所尽可能客观呈现出来的案件结果而言，还是从两国不同的法律及其价值观而言，江歌案最后的结果恐未必会符合许多中国网民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抱有更多的理性态度，对法治保持最基本的尊重，给受害者更多宽慰和帮助，不放弃对更佳法律方案的探寻，也许才是我们更好的选择。▲（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