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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欢迎认领） 来源： 甘肃法制报 法官应当是会“讲故事”的人，尤其在判决书当中。借助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和质证程序，法官在裁判书中构建起一个完整而合乎逻辑的法律事实图景，在叙事中完成司法对作为历史的案件的重建。这种重建起来的“故事”，不需要绘声绘色，也或许与客观的案件事实略有出入，但只要是建立在严格的证据认定基础上，便构成了裁判的正当性基石。 能否讲好个案中的“故事”，往往取决于法官运用证据还原事实的能力。如果将自身混同一般民众而追求所谓的绝对真实，或是忽略证据之间的印证关联而想当然地主观构建，都难以在法律上实现司法还原事实的功能，并直接影响到裁判结论的可信度。就此而言，有两个十分知名的影响性案件能够印证。 被誉为“世纪审判”的美国辛普森案，曾经令很多国人不解：一个几乎“铁证如山”的杀妻凶手，却因为收集证据程序上的瑕疵而被判定无罪。为了还原真相，审判进行了474天之久，控方在法庭上询问了58位证人，展示了488件实物和图片，辩方也询问了27位证人。我们不能说最终的审判结果重构了令人信服的客观事实，但这种结构却反映出美国人对法律真实的理解。既然法官无法将时间逆转把案发过程回放一遍，那就只能通过严格的证据认定程序以重构法律上的真实，用该案主审法官的话说，虽然“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基于证据规则构建法律所能“看得见”的事实，恰是法官的职责所在。 除了在法律的意义上“讲故事”，法官还原事实的能力还在于：如何在裁判中就错综复杂且相互冲突的证据材料，重构出一份逻辑顺畅、脉络清晰的法律事实。一切基于证据考验的是法官的法治思维，而在具体证据的印证之间寻找事实的蛛丝马迹，则考验着法官的逻辑思维。这让人联想到被舆论热炒的李某某强奸案。由于涉及未成年人和受害人隐私，该案一审判决如何重构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某著名报纸在一审宣判当天，刊登了一篇意图还原真相的重磅调查，其细节之丰富远超法院公布的内容。尤其是在关键证据的交替印证和驳证上，在对口供、证言及与司法鉴定文书的仔细核实上，在对当事双方有利和不利信息的均衡展现上，记者接近事实的努力值得借鉴。 当然，记者所重构的事实并非法律事实，所涉及的诸多细节也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相信该案的一审判决也是建立在严格的证据认定基础之上。在这里我仅想强调的是，这种重构事实的方法与细致性，是司法裁判所应当讲求的。只有在证据采信规则下，充分展现出事实重构的逻辑线索，在相互印证中厘清“故事”演变的脉络，消除证据之间带来的各种合理性怀疑，方能编织出一幅可信度高的法律事实图景。 其实，衡量法官“讲故事”的水平高低，关键在于其逻辑分析能力和运用证据展示事实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既需要法学院在法律人才培养中更多地关注思维训练，也依赖于法官积累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所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即是如此。人类的审判活动发展至今，之所以更加理性而值得信赖，就在于法官在复杂的庭审程序中，能够凭借经验知识获得重构事实的必要信息，并展开逻辑思维的加工。可以说，个案中的法官主要职责就在于：从控辩双方或当事人双方的对抗中敏锐地发现真实信息，在客观的证据认定基础上编织案件的法律事实，并严格按照司法的法治规则进行合乎逻辑的判断和裁定。 因此，裁判书并非简单的司法结论，其首先是法官重构法律事实的“剧本”，要向社会展现法官是如何从证据中还原事实的。只有在证据的判定标准之上，展开司法理性的逻辑叙事，裁判书中讲述的“故事”才具有可信度，也才能帮助公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相对稳定的法律文本之间，建立起理性的认知通道，并以此来界定我们共同体的法治生活方式。 摘自西北刑事法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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