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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界一代宗师----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效房 本报记者 刘春兰 汪 辉 文 杨 光 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号楼，是一座老式病房楼。 在这座病房楼一楼一间普通的房子里，我国眼科学界一代宗师张效房老人继续发挥着余热。  他的祛痛“法宝”： 全神贯注修改文章 走进张效房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不足10平方米的地方，摆放着两张办公桌、一台电脑桌和几个书架，拥挤得让人几乎转不过身。办公桌上堆满了书刊、文稿，显得多少有点凌乱。 此时，身材高大的张效房，正深陷在四周堆满书籍的椅子里埋头修改稿子。 “这里太乱了，你们坐、坐。”见到记者进来，张效房赶忙站了起来，边说边给记者拉椅让座。 记者注意到，92岁的老人慈眉善目，精神矍铄。 “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眼不花，就是爱出汗，耳朵有点聋。”张效房站起身，摇着纸扇说，“你说话要大声点，我听不清楚呀！” “张老，您的身体这么好，有什么养生之道？”记者好奇地问。 “我烟不沾，酒不贪，不吃保养药，有人说我身体好是因为我思想开朗，心态好，不计较。”张效房说，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不跑步、不锻炼，洗脸吃饭后，除了到医院门诊、查房，给医学院的本科生和留学生授课外，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杂志上。  《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是张效房主编的一份眼科权威杂志。30多年来，老人对杂志倾尽了心血。 “只要文章内容可取，对读者有益，我们都认真修改，并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交流，在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在医学论文撰写方法与写作技巧方面，都诚恳地给他们提出建议。”张效房说，“我们并非好为人师，而是想把这份杂志办成眼科医生的良师益友。” 记者留意到，张效房正在修改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位医生的《泪道阻塞的手术治疗分析》论文。他先用红笔校第一遍，然后用绿笔校第二遍，第三次用蓝笔，注释时用铅笔。他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还细心修改错字、标点符号，还把如何修改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一期来稿三四十篇，可想而知要耗费老人多少精力。而张效房却乐此不疲，常常改稿子到深夜两三点，他说晚上安静、出活。 “给作者改文章是我莫大的享受不说，还是一剂治病的良药。”张效房说，有一年，他去开会，在雪地里摔倒了，手腕骨折，打上石膏后疼痛难忍，晚上睡不着觉，用药物也不行。但是当他全神贯注修改文章，深入思考的时候，就不觉得手腕疼了。 这一发现，成为张效房战胜病魔的“法宝”。在前列腺摘除和肾脏切除手术以及脑梗塞手术后，他都是采用这个办法来祛除疼痛的。 此后，张效房到外地出差，也总是带着文章，在飞机、火车上，一有空就拿出来修改，哪管它晚点不晚点，有时候甚至希望晚点，他好把稿子改完。“有一次，因慌慌张张下飞机，把4篇文章落下了。幸好有登记，知道是哪几篇，赶快给作者写信道歉，让再寄来一份。” “创办杂志只是一种工作，但这种工作，可以让更多的眼科后起之秀成长起来，对他们，对国家，都是一笔财富。”张效房说，希望《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能够成为广大作者和读者的良师益友。 他的大胆发现： 拯救了数千双眼睛 钩端螺旋体病，是一种细菌，一种病原体，属于内科病和热带病。 1963年，张效房打破了这一论断，他发现并证实了在我省曾爆发流行的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这一发现拯救了全省数千内涝灾区群众的眼睛。 1963年夏秋，暴雨不断，豫东郸城等几个县内涝十分严重。 很多群众出现了发高烧、腿肚子疼等症状。经过注射青霉素等措施，效果不错。可是几天后，部分群众的眼睛却出现了酸疼，看不清东西等症状，用药、打针都无济于事，病症越来越厉害，以至数千群众双眼失明。 “你去调查，卫生厅派人协助，国庆节之前回来向省政府报告。”当时负责文教的副省长亲自点将，张效房奉命前往灾区查探病源。 一下子几千人失明，这可是个大事情啊。他不敢怠慢，简单收拾行李，紧急赶往灾区。 “我们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病，这么多人眼睛都不好，从来没有过。”在灾区，张效房没日没夜地走访调查，询问村民。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同时患发热的病，然后又害眼的，没有。”每到一地，张效房都认真地向当地老中医了解情况。 “发烧病人没有黄疸，也没有死亡，所有人的病都治好了，就是眼睛问题，这真是千年不遇。”在当地医院，张效房向医生详细了解病症，生怕疏漏。 豫东遭遇水灾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医疗队。“你看那个发烧病是不是钩端螺旋体病？”一天，张效房遇到广州医疗队队长，于是向他请教。队长肯定地说：“不是，理由一是没有黄疸，二是没有皮下血斑，三是没有死亡。凭这三点就说明不是钩端螺旋体病。” 其实，早在出发前，张效房就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与南方的一种钩端螺旋体病很相似。这种病症在南方的发病率、死亡率很高，且病人都会出现脸色发黄，但并没有失明症状。 经过认真调查分析，张效房认为豫东水灾发烧病是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病属于热带病，当时广东、广西、福建都非常多，这位队长经验丰富，这让张效房又困惑起来。 经过实地勘察，张效房还是确定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一小部分按照“钩端螺旋体病”进行治疗的眼病病人也出现了康复迹象。 但是在汇报会上，张效房的意见，遭到了在座的权威内科、眼科专家的反对，于是他建议取患者血液进京检测，最终确定为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 病症确诊了，医疗队进村排查、治疗，很快病情就得到了控制，大部分及时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在沙眼防治方面，张效房也功不可没。建国初期，眼病非常严重，特别是沙眼及其并发症，危害最大，占致盲原因首位。 张效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利用星期天，下乡为群众义诊。 “那时，每到星期天，我和几个年轻人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深入到农村、学校、工厂，为群众义务治疗眼病。”张效房说，“有时候，白天农民下地了，上门找不到，我们就晚上登门，一旦发现病人，能够现场治疗的，就及时治疗；不能现场治疗的，就带回医院。” 在实践中，张效房创造出了的一种“石碳酸治疗法”，便宜、简单，让当时沙眼肆意流行得到了控制，发病率逐年降低。 他的眼科基金： 照亮无数“心灵之窗” 在疾病面前，医生与患者是休戚相关的。然而如今医患关系似乎成了“矛盾”、“问题”的代名词，甚至还时不时地“引爆”出极端事件。 “如果医院多点人文关怀；如果医生待病人如亲人，认真负责；如果医患认真沟通，亲切交流，就不会发生这类恶劣事情。”张效房举例说，有位从豫西农村来的老太太，患青光眼，来这里住院治疗，医护人员都很关心她，护士为她修指甲、洗脚、擦洗身子，虽然最后经过手术，老太太的眼没有治疗好，但她仍感激地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人待我这么好过，你们对我这么和颜悦色，儿女也没有对我这么好，我非常感激你们。” “我最痛心的几件事是，教师不负责，学生不认真，群众有眼疾，医生收红包！”张效房说，“当医生的，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心灵之窗有了灰尘，还能把手术做好吗？” 提起红包，张效房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病人，因眼外伤在哈尔滨的一家医院接受手术，结果未能摘出异物。经人介绍，慕名来到郑州。 手术前一天，患者的爱人找到张效房家，送上一个800元的红包。张效房一见，严肃地对患者说，“我是一名医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来就不收这个的！” 患者爱人坚持要给，张效房说：“你一定要给，我就收下，但明天上午，我就交到单位，你还送吗？” 术后，当纱布打开后，这位东北患者第一眼看见了和蔼可亲的张效房，当场失声痛哭：“真没想到，我的眼睛还能治好，还能看见东西，真是感谢张教授！你不仅技术好，医德更高。” “我从来不收红包，不要药品回扣。至今我没有收过一个红包，没有要过一分钱的药品回扣。”前些年，张效房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不接受任何馈赠。出外会诊、手术演示，他也从来不要任何报酬。 1998年，河南省表彰首批 “河南省科技功臣”，张效房是全省卫生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人，他将5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不说，还拿出多年的积蓄15万元购买了一台超声乳化机器，无偿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也由此诞生，专门用于到国外留学和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 2005，中美眼科学会授予张效房“金苹果奖”，奖金1000美元，他也捐给了学术基金。 2008年，张效房从美国访问回来，突患脑血栓，所幸手术后没有留下后遗症。老人说：“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我想我这么大年龄了，不定什么时候说不行就不行了，钱是身外之物，既然没有带来，也带不走，所以我就把积蓄的100万元基本全捐给基金了。” “我的钱从哪里来的呢？都是我省吃俭用积蓄的。我平常生活很简单，不吃山珍海味，不穿高档衣服，不吸烟，没有喝酒、喝咖啡等嗜好。”老人笑呵呵地说。 他的突出贡献： “张效房法”轰动世界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眼科成果全国只有两项，其中一项就是张效房的“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 当时，在异物摘取方面技术还比较落后。如何更好地取出异物，特别是非磁性异物，这是国内外眼科界长期以来探索的课题。 张效房暗下决心，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眼内异物摘出。他查资料，做实验，设计图纸，反复实践，完成创新和发明36项。他的这些安全、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称为“张效房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 “张效房法”给无数眼外伤患者带来福音。 “文革”期间，成都一位姓罗的技术员工作时，左眼被飞溅的铁屑刺入。可是，在成都手术未成功，先后辗转到西安、北京、上海也无人敢做手术。上海一位专家推荐说：“你们去河南找张效房试一试。” 罗技术员一行来到郑州。3个小时的手术，铁屑被张效房顺利取出。 “罗技术员眼睛里的铁屑是在河南取出来的！”当陪护人员把电话打到了厂里时，厂里正在开“万人大会”。厂领导将这一喜讯在大会上宣布，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张效房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1976年，他的专著《眼内异物定位与摘出》出版，成为国际上第一部系统探讨眼内异物的专著。 1982年，在美国举行的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上，老人的《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报告，由四种语言同步翻译，引起轰动。当地报纸以《来自中国的经验》为题进行报道。会后，张效房先后应邀到美国、日本的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专题报告。同时，众多的国外同仁也先后来到河南取经。 “在眼内异物摘出方面，我国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4年，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他主编的《中国医学科学年鉴中》自豪地说。 1996年9月，美国联邦眼外伤登记中心授予张效房“眼外伤手术方面突出成就奖”。2005年，张效房获得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 张效房出名了，但他攀登的脚步并未停止。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白内障手术。 “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因费时、不安全、效果差而被淘汰，取而代之的超声乳化手术又因设备昂贵、操作复杂而难以很快在国内普及。”张效房说，“如何寻找一种安全、经济、简单、有效的术式，一时成了我们思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日本引进了手法小切口白内障手术，并反复实践、改进，形成了效果好、易于掌握、节省费用、适于基层开展的“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被定位“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医疗队和定点医院的规范手术方法。 2002年，在美国眼科学万人年会上，张效房的《中国河南大范围白内障手术复明工作经验》报告，再次轰动大洋彼岸。 无论是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还是白内障摘出手术，张效房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后记 由于职业的缘故，记者多次与张效房老人谋面，但因为老人的高龄和声望，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去仰慕这位德高望重的眼科泰斗。 这次与张效房零距离接触，记者再一次受到了心灵的洗礼。 老人发挥余热的场所简单得近乎“简陋”，让人不由心生敬意。老人就这样蜗居在四周堆满书稿的桌子旁埋头校稿，因为爱出汗，手拿一把折扇来降温。 老人甘做“嫁衣”的精神令人敬佩。对于每篇稿子，他都要亲自看，先用红笔校第一遍，然后用绿笔、蓝笔校二三遍，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还细心修改错字、标点符号。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一期来稿三四十篇，可想而知要耗费多少精力。 九旬老人每次总是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殊不知，老人曾患过四次病，得过肾癌，患过脑血栓，所幸他都挺过来了。老人忘记身体疼痛的“法宝”竟是全神贯注改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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