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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深夜10時多，紐約市艾姆赫斯一名疑有「精神病史」的華裔婦女，持刀挾持自己五歲小孩作為人質，在公寓內試圖切割自己喉嚨。轄區警察趕到現場，派出講普通話的警察與持刀婦女對話。結果，華裔婦女將孩子交出，到凌晨2時走出房門。警方查明該名華裔婦女有精神病史，將她送往艾姆赫斯特醫院精神病科治療。
3月14日，加州法官再次裁定弒母兇嫌張成華精神失常，不具備出庭應訴能力，令將其送往加州一所州立精神病院接受治療。30歲的張成華被控2010年1月在聖地牙哥將母親殺害，並肢解屍體。警察在死者住宅電冰箱內找到殘缺的屍體，又在樓下車庫垃圾桶內尋獲死者的一隻手臂。在醫師確診患上精神疾病後，他被送往佩頓州立醫院（Patton State Hospital）接受治療。 有關人士指出，在這些「精神疾病」中，許多人患的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紐約艾姆赫斯特醫院亞裔精神病科（Asian American Psychiatric Program）主任劉士燮醫師指出，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是1%。他表示，紐約市華人近百萬，華裔精神分裂症患者有1萬人左右。但是，許多華人把精神疾病視為家醜，有病不看醫師，導致許多人倫慘劇。 紐約州克里模精神病院（Creedmoor Psychiatric Center）醫師王達說，該醫院99%的病人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說，住院病人有260人，其中華人有20個，「因為病床就這麼多，很多華裔病人進不來」。他說，許多華人患病後，因為沒有保險，很少看病，治療也不徹底，反覆發作後住進該院。克里模精神病院的社工督導文惠玲表示，病人出院後，安排出路也很難。她呼籲，華人社區應該關注這一群體的處境，並施以援手。「聯邦政府提供相關經費，但是華人沒有很好利用」。 大腦受傷 患者思路清晰 劉士燮自1996年就在艾姆赫斯醫院精神科工作。該醫院共有177張精神病床，在11家紐約市屬醫院中是最多的。其中亞裔精神病床有36張，總是住滿。如果不夠，他們可以去其他的床位。「這個數字可以隨時調整」。 在艾姆赫斯特醫院採訪，記者正好碰到一名前來就診的華裔病人。這位病患說話思路清晰。他說，他的父母是香港的福州人，而他是在香港出生，高中沒有畢業。在1981年至1984年間，他來美國旅遊，留在美國打工。他表示，他患上精神分裂症是因為「大腦被打傷了」。 1984年，他在波士頓一家餐館工作。該餐館裡雇員中有「幫派分子」。在一次糾紛中，幫派分子將其打傷。「我七天七夜睡不著覺」。同事把他送到醫院急診室，醫師診斷他患上精神分裂症，需要吃藥治療。後來，他返回香港。1986年，他的精神病發作，父親打報警電話，被送進香港的急診室。 他說，在發病時，他總是聽到一個聲音，要他「打醫師」，他也就按照這個聲音做了，結果被送進精神病院。後來，他的哥哥成為美國公民，就申請他移民美國。他說，他在香港離過婚，沒有孩子。「申請公民時，移民官說我很老實，讓我成為公民」。他說，他這次來醫院，是因為頭天晚上睡不著覺，感覺又要發病，於是要看醫師。 他現在沒有工作，每月可以收到173元的社安金，加上出租一套共有公寓（condo）的租金，日常生活沒有問題。他每日吃藥控制病情。他表示，他時常感到很孤獨，感到這樣生活「沒有意思」。他承認，自己很懶惰，什麼都不想做。「我容易動怒，小事想不開，人際關係很差」。他住在哥哥家裡，但每月交房租。他透露，他與姐姐關係不錯，但是與哥嫂關係不好。 精神崩潰 亂說話愛幻想 今年50多歲的安娜多年前患上精神分裂症，表面上看起來與正常人無異。她自己從班森賀成人住家（adult home）乘坐地鐵來到艾姆赫斯姐姐家中。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常常是詞不達意，顯示出她言語混亂。 她記得自己是何年出生，表示自己會說「英語、普通話和廣東話」。她說，在那個療養院裡，有十多名華人，最年輕的是20多歲，最大的是60多歲。她和一名非洲裔婦女住在一個房間裡，她們的關係是「女人與女人的關係」。她說自己在那裡已經居住28年了，但是姐姐糾正說「只住了20年」。 她的姐姐張太太說，她的妹妹把自己想像成醫師，總想懸壺濟世。「她認為自己有病，但自己患的是腦腫瘤」。妹妹沒事天天在寫東西。安娜解釋說，她就是「寫出別人的病況，幫助別人看病」。 張太太說，她的妹妹在家裡排行老三，隨著做廚師的父親來美國讀書。在美上大學期間，妹妹和一個香港留學生戀愛，要隨男友去加州。但父親反對，要女兒留下來。「結果，妹妹大哭不止，精神崩潰」。從此，妹妹被診斷患上精神分裂症。她於1977年來到美國，第一天就發現妹妹病得很重。妹妹的症狀是，語無倫次，半夜在家大吵大鬧，亂花錢，幻想自己是名醫師，在本子上胡亂塗鴉。 她的媽媽也有精神疾病。一開始，媽媽和妹妹都住在家裡，就像兩隻困獸，半夜吵鬧，把大門打得砰砰響，四周鄰居都不安生。妹妹整天吃了睡、睡了吃，體重增加到300多磅。她說，妹妹病情嚴重時，經常亂吼亂叫，被送到史泰登島的離島醫院，被隔離起來。等病情減輕後，她才被放出來。她說，她們過去住的社區不好，當地沒有給精神病人居住的成人住家。「我們就搬到有成人住家的班森賀，才住進這樣的住家裡」。 耽誤治療 病情影響終生 劉士燮說，美國華人新移民一般都是單身闖天下，沒有親人在身邊。如果在工作場所發病，餐館老闆或者工友就把他們送到醫院。如果家人也在這裡，他們會認為患上精神病是件家醜，總是設法保密。 等到病人和家人發生衝突、鬧得雞犬不寧時，家人無奈才給九一一打電話，由警察就把病人送到醫院。他說，按照紐約市緊急救助程序，撥打911電話後，警察就會先來，救護車隨後趕到。警察發現有人精神異常後，就會把病人銬起來，放進救護車。「銬起來是為了保護病人」。 例如，一名來自南京的華人孩子在當地高考分數很高，後隨著父母移民來美讀大學，但他一個學期讀不下來。後來，父親去世，母親退休。父母對他期望很高，但是他不願意學習。「孩子有幻聽，說自己有火眼金睛」。症狀顯示這個孩子患上精神分裂症。但是，父母不認為孩子患病。 劉士燮說，這孩子在患病兩年後才來看病，但是長期患病導致腦功能退化，主要原因是治療不及時。「如果及時發現和治療，病人可以恢復得很好，甚至可以工作」。他現在住在法拉盛，體重300多磅，每天只能買份報紙，此外什麼都不能做。「孩子很聰明，如果在中國，可能很成功」。 二線醫院 病床遠遠不夠 王達說，有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沒有保險，沒能及時治療，結果出現自殺或者他殺。病人首先要到紐約市醫院精神科看病。這些醫院屬於一線醫院。症狀減輕後，病人才出院。但是，病人後來復發，又被送進醫院。反覆幾次，急性變成慢性。最後，病人從普通醫院轉到克里模精神病院。 他說，克里模醫院屬於最後一線醫院，病人都是慢性重症病人。目前，克里模精神病院醫院有華人病床20張，在紐約州是華人精神病床最多的醫院。另外一家是在紐約市史坦登島，有五張病床，因為該院有華人醫師。 克里模精神病院社工督導文惠玲說，克里模精神病院歷史悠久，在美國主流社區相當知名，許多電視劇都是以該院為背景。不過，華人居民對這個醫院不太了解。此前紐約州精神病院系統全部為英語病房。病人不會英語，無法與醫師交流，也不能得到正確治療，許多病人一拖多年。 目前，紐約市共有五間紐約州的精神病院，其中僅有兩間醫院設有亞裔病房，「這是我們與紐約州政府打官司爭取來的」。官司打贏後，州政府同意設立亞裔病房，聘用雙語人員。1998年2月，克里模成立亞裔住院病房，設有20個華裔床位和15個韓裔床位。現在，克里模精神病院的中英雙語工作人員有二、三十人，組成一個完整的治療團隊，包括精神科醫師、心理科醫師、護士、社工、康復師等。 克里模韓裔社工負責人孫海仁說，韓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相同，對精神病人的看法也不好，如把他們視為懶人、瘋子、弱人。如果他們的孩子患上精神疾病，他們不接受事實，也不送去治療。「直到出了問題，他們才把孩子送進急診室，但已經太晚了」。 文化差異 華人常有誤解 王達表示，由於文化的原因，許多華裔病人對精神疾病不理解。「精神疾病也是人體疾病的一種」，精神科醫師需要教育華裔精神病人。他認為，華人病人有以下幾個特點。 有的華人有幻聽，很害怕，但不願與醫師合作接受治療。美國精神疾病的治療包括服藥、活動、談心等。但是，許多華人病人不參加活動，不認同「活動也是治療」。醫師要花費很多時間教育病人。 美國法律規定，如果患上精神疾病，一定要接受治療。如果病人拒絕接受治療，醫師可以在法官批准的情況下強行治療。「我們要到法院請求法官同意」。他說，電休克治療精神分裂症效果很好，但華人很害怕電休克療法，「可能受電影上可怕景象的影響」。在美國，電休克前病人要先麻醉，治療時病人感覺不到，與電影上的情況不同。採取電休克療法需要病人同意。如果病人不同意，而臨床上又需要，醫師就要去法庭申請。 華裔病人不願意吃藥，把藥物想像成毒藥。由於體質的原因，華人對精神疾病藥物的反應與其他族裔不同。有的藥物對白人有效，但是對華人無效。同樣，也有的藥物對華人效果較好，但對其他族裔的病人不起作用。 華人總是把精神病人與瘋子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精神病人充滿暴力，見人就打，歇斯底里。王達說，實際上，病人怕別人傷害他們。「患者是受害者，需要受到關心和保護」。華人有個錯覺，認為把病人關在精神病院是因為這些病人打人。「我們實際上是保護他們」。克里模精神病院公關負責人基（Nancy Key）表示，許多人對精神病人有誤解。自從她在克里模工作後，她的親友也經常向她詢問在精神病院工作是否安全。 艾姆赫斯醫院精神病科社工負責人趙先生表示，在精神病科當然要注意安全。「但是，我在精神科工作12年，病人沒有打過我」。他認為，大多數病人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充滿暴力。「我們主要擔心的病人的康復和安全」。 病因不明 多與遺傳有關 劉士燮說，許多精神疾病的病因不明，但比較明確的是精神疾病與遺傳有關。例如，如果父親或母親一方患有精神疾病，其子女的發病率達到14%。如果父母雙方都有精神疾病，其子女的發病率可以達到40%至50%。 他說，人們已經發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裡發現多巴胺活動增加，認為精神分裂症與多巴胺活動度有關。儘管病因尚不清楚，但是研究出來的治療精神病的藥物很多，效果也很好。目前，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主要是控制症狀，但是不能根治。「我們的目標是讓病人有能力回到病前的生活狀態」。 王達表示，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症與營養不良、遺傳等因素有關，也有人發現該病與出生月分也有關係，病人多出生在冬季，即每年12月和1月。這可能和胎兒冬季容易感染有關。吸毒可以引起該病。這些都是潛在因素，但不一定發病。總之，他們大腦內化學元素不平衡。 馬友診所（Mayo Clinic）醫師在文章中表示，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嚴重的腦病疾病，病人解釋現實與常人不同。精神分裂症可以產生幻覺、妄想、無序的思想和行為。精神分裂症並不意味著「精神的分裂」，而是指情緒和思想的平衡被破壞。 研究者認為，遺傳和環境的共同作用會導致精神分裂症的發生。患者大腦中化學元素（包括神經遞質多巴胺和谷氨酸）出現問題，也許對精神分裂症產生影響。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大腦結構和中樞神經系統「存在差異」。 馬友醫師認為，盡管人們對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並不清楚，但是有些因素可以促發精神分裂症，包括有家族病史、在子宮內接觸病毒、毒素或者營養不良、生活壓力大、曾經服用精神活躍的藥物等。 症狀交叉出現 值得注意 馬友診所醫師指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狀與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狀相交叉，因此沒有一個症狀是精神分裂症的獨有症狀。男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狀可以在十幾歲出現，而女性的症狀可能晚一些。兒童時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不少見，而45歲以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十分罕見。 精神分裂症症狀一般分為三個方面：陽性症狀、陰性症狀和認知功能損害症狀。陽性症狀包括幻影、幻覺、思維障礙、行為混亂。陰性症狀有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缺乏情感、計畫與執行活動的能力降低、忽視個人衛生、退出社交活動、動機缺失。認知功能損害症狀涉及到思維過程。症狀包括資訊感出現問題、無法集中注意力和記憶障礙。由於該病干擾日常活動的執行能力，也許認知功能損害症狀是精神分裂症的最明顯的症狀。 在青少年期，常見的症狀包括：遠離朋友和家人、學校表現下降、睡眠障礙及易怒。與成年病人相比，青少年病人也許不太可能有妄想、更可能有幻視。在精神分裂症中，自殺的想法和行為也常見。 為了診斷該病，醫師要詢問醫學和精神史，進行醫學和心理測驗。這些測驗包括實驗室檢驗和心理評估。實驗室檢驗有全血細胞計數（CBC）、其他血液測試以排除另外疾病、酒精與藥物測試以及核磁共振（MRI）與大腦電子掃描（CT）等。心理評估是醫師觀察病人的表現，詢問關於思想、情緒、妄想、幻覺、藥物濫用、潛在暴力和自殺等。 精神分裂症的診斷必須滿足美國心理學會（APA）制定的標準。做出診斷前，必須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精神症狀。同時，病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要有至少兩個以下症狀：妄想、幻覺、言語混亂、紊亂或緊張行為或在一個月內陰性症狀多次出現；二、出現上學、上班或日常工作的執行能力大幅下降；三、具有這些症狀至少六個月。 馬友醫師指出，精神分裂症是個慢性疾病，需要終生接受治療，甚至在症狀消失以後。而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能夠控制這些症狀。在危險期和嚴重期內，病人需要住院，以保證安全、營養、睡眠和衛生。 免費治療機構 善加利用 艾姆赫斯醫院對外事務副執行主管山托士立（Dario L. Centercelli）說，該醫院是紐約市公立醫院，每年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醫療保險項目：醫療照顧計畫（Medicare）和醫療援助計畫（Medicaid）。「我們從紐約市政府拿的錢並不多」。 與私立醫院相比，公立醫院承擔的責任更大。如果非法移民去私立醫院看病，藥費要自己付。「我們醫院有內部藥房，如果購買處方藥，他們只需付兩元」。他說，正因為如此，前來看病的病人很多，門診排的隊伍很長，「常常要繞圈子」。 他表示，因為紐約是個多族裔移民的城市，居民來自世界各地。但是，醫師並非全部會講他們的語言，因此醫院要不停地使用電話翻譯服務，結果翻譯費也是高得驚人。「我們一年的翻譯費用達到80萬元」。 王達說，能夠住上州精神病院的只是幸運的少數。即使是非法移民，其所有費用都是由政府支出。「一個病人一天費用起碼要2000元，一年就要70多萬元，很多人一住就是五、六年。這是很大一筆費用」。 家人支持 治療大有助益 張太太說，她娘家有三個精神病人：她的母親、弟弟和妹妹。現在，母親和弟弟已經去世，僅剩下妹妹。為了照顧家人，她去大學裡選修心理學課程，明白很多道理。她認為，精神疾病與家庭背景有關。她的父親在香港是名海員，母親是廣東一名孤兒。「母親很早就在村長家做女佣，帶孩子，沒有過過正常家庭生活」。 她的父母結婚後，生下四個孩子。她是老大，父親常年在外，母親一個人帶四個孩子在家，缺乏安全感。「媽媽每月都在等父親寄生活費，錢不來就緊張」。因為經濟不穩定，他們經常搬家。她的母親還和房東打架，能罵人兩個小時。「她去警察局投訴，警察發現她精神有病，但是她不承認」。她估計，她的母親那時就已經發病了。 華人都怕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個精神病人，「我不介意」。家有精神病人，也改變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說，「如果聽說家裡有三個精神病人，人家嚇都嚇死了，沒有人會和我結婚」。她從家裡搬出，才和丈夫結婚。 張太太說，她每周要帶妹妹出去一次，如去唐人街吃中餐。「我在報紙上看到什麼活動，就要帶她去」。妹妹也兩周來她家一次。如果和妹妹外出，妹妹就會亂說。「我就站出來，說我妹妹有病，請多包涵」。她表示，她願意接受周刊記者採訪，就是想把自己的經驗和心得與有同樣經歷的讀者分享。 她表示，一般人總認為，他們是廢人。她的妹妹沒有思考能力，但是生活上基本上能夠照顧自己，可以吃飯、穿衣、睡覺，但是需要有人幫她洗衣做飯。「如果住在家裡，就沒有辦法了」。她的丈夫張先生表示，美國對精神病人不錯，包吃包住包洗衣服還包看病，家人沒有經濟負擔。 劉士燮說，中國有句俗話，久病無孝子。時間一長，家庭成員關注的程度減弱。例如，一名華人40多歲，有哥哥和姐姐在美國。該病人住院三四次，姐姐對外宣稱這是她的朋友。妻子知道丈夫患上精神病，就帶著孩子走了。他康復後住進成人住家。他很想念孩子，但是不知道孩子在哪。 熟悉流程 治病更加有利 文惠玲說，精神分裂症發病很早。許多人在十幾歲時就出現症狀，如與同學處不好關係，思想和行為與別人不同，總是抱怨別人背後講其壞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書讀不下去。她表示，華人都是家醜不可外揚，承認家裡有精神病人很難。 她建議，如果孩子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帶他們去看精神科醫師。精神科醫師對其進行評估後，讓其吃藥，或者進行心理輔導。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孩子的精神疾病就會越來越嚴重，最後發展成打人、罵人、對家人使用暴力。這時，家人無法忍受，只好報警，警察將其送進醫院。紐約市立醫院系統中的艾姆赫斯特醫院和表維醫院設有精神病科，屬於一線醫院。病人入院後，接受藥物治療，症狀控制後出院回家。雖然他們出院了，但還要約門診，繼續接受治療。「如果能夠這樣做，預後就會很好」。 一些華人沒有繼續接受治療，就會因為疾病復發而回到醫院。如果是第二次住院，他們的恢復時間就會加倍。「如果第一次住院一個月，第二次可能就要兩個月」。一小部分病人沒有進展，轉入克里模精神病院。「因為病床少，病人要等很久」。克里模華人病人平均住院時間是三至四年。最短的是半年，最長的甚至長達一、二十年。 她說，由於病床少、病人多，入院與出院都需要一定的條件。入院的條件是，他們在其他醫院治療無效，才轉到這家醫院。如果要出院，病人要保證繼續治療。有人出院了，不久又回來了，「一年進來十幾次」。 有的病人出院後，看起來和正常人一樣，有的家人就不讓他們吃藥了，甚至還要求他們「趕快幹活去」。因此，對病人家屬的教育也很重要。華人社區對精神病人歧視。 「如果我們舉辦講座，不敢講是精神疾病講座，而是叫心理健康講座」。如果說是精神疾病講座，人們不願意來了。 病人何去何從 有待探索 文惠玲說，最難的是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後住在哪裡。有的病人有暴力行為，家人不願意讓他們回家，醫院就要給他們找住的地方。如果他們有身分，可以申請專門的「住房」（house）。 她說，根據病人的病情，政府提供不同層級的「住房」。例如，紐約市有一些成人住家。這些住家像旅館，適合年齡較大、沒有攻擊性、可以照顧自己的病人居住。如果病人不能照顧自己，就要住進有專業人士照顧的養老院。 她說，華裔病人家屬一般不願意把病人送回中國。在美國，所有的費用由政府買單，而回到中國，如果沒有保險，他們要自己出錢。她在該院工作20多年，總共辦過返回福州、上海等地的三個病人。按照紐約州政府規定，精神病院要把轉院手續全部辦齊，包括對方醫院同意接收的證明、第一次看病日期、病人的住址，「手續很繁瑣」。 目前，紐約市有一些為精神病人提供住房、就業幫助的機構，但這些機構多數沒有華人雇員。出院後，病人需要在家服藥，也可以工作，不過需要訓練。「醫院經常送他們出去做義工」。不過，他們很難在華人社區找到工作。她說，聯邦政府對精神病人的住房、就業等都有預算，但華人病人沒有申請，也沒有這樣的華人機構。 王達說，華人社區對華裔精神病人關心不夠。例如，其他族裔社區組織經常來看望精神病人，但是華人團體來精神病院的很少。醫院為華裔病人訂閱「世界日報」，但文化生活極度貧乏。因為經費有限，甚至不能添置中文書籍、錄音帶、音響設備。「我們在此呼籲，希望華人捐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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