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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简介： 张兵: 男，57岁，南京人，双向情感障碍，1993年住院至今，躁狂与抑郁交替出现，绘画内容夸张、色彩丰富，思维奔逸，代表作《豆腐》、《医生的肖像》、《金字塔》。 张玉宝：男，32岁，南京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2005年入院至今，擅长油画，代表作《挣扎》、《怒吼》、《分裂》。 王军：男，49岁，农民，精神分裂症，2006年入院，沉默寡语，经常照顾年老体弱的病人，绘有农具系列，俯视特征明显。 李丽: 女，12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喜欢看书，语言表达能力差，代表作“天书”系列。 余丹格格：女，46岁，南京人，精神分离症，1996年住院至今，写生造型能力极强，代表作《郭海平的肖像写生》、《精神病院的写生》。 韩亚军: 男，28岁，南通人，精神分裂症，2004年入院至今，孤僻少语，曾经是一名厨师，认为画画和烧菜一样，只要认真都能做好。 2008年12月24日，是郭海平为之努力了三年的艺术病房正式挂牌的日子。装满画架、颜料、画笔、纸张和木桌椅的面包车，在中午时分悄然抵达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这间和弘觉寺一墙之隔的院落，同南唐二陵分享着一片临水背山的优良地势，在江南冬日罕见的晴空下显得格外洁净温暖。 郭海平的脸上带着探望挚友的焦急和期待，用他的话说，陵墓、寺庙和精神病院都是关怀灵魂的处所，所以在这里的每一次他感受到的都是“对心灵的净化”。 走过精神病院空无一人的主路和正在施工的新病区工地，便进入到这次开设艺术病房的八病区。下午两点，病人午睡时间刚过，集中在院中的天井里，背靠山墙，晒起太阳，偶尔有人在一层的活动室闲坐，而拎着水壶往返茶水间和天井的病人们，纷纷凑近抢救室门前张望。 那里，抢救室的牌子还挂在门外，三两工人进进出出，不到10平米的空间很快被桌椅和画具填满，它现在拥有一个新名字：艺术病房。 墙壁上挂着的作品全部出自精神病人之手，包括张玉宝的布面油画、王军的机械农具系列和女病人余丹格格的郭海平肖像。画室中的三张桌椅是为此次特意从其他病区搬来的三个“天才”病人张玉宝、王军、张兵而设。正中的画架比郭海平自己使用的还好些，便于张玉宝油画天赋的发挥；各种形状的尺使王军画农具和机械时，不用再找硬币纸杯之类的替代品。 型号齐全的画笔、数不清的素描本、颜料盒，堆放在屋内一角。画架上，放着王军两天前的新作：紫色的树和黄黑相间的人行道，树叶枝杈规则密集，画面底部的道路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采用俯视角度。 没有寒暄或开场白，郭海平和三人彼此拍着肩膀，很快进入了默契状态，三人的表情少了独坐时的呆滞，在交谈中流露出飞舞的神采。 张兵喜欢向陌生人介绍他的两幅新作：一幅油画棒上色的大丰收烟盒，一幅看上去单调许多的黑白烟盒，前者是发烟后的作品，后者是缺烟时的状态。两种状态在他的画面中自然呈现分别。 他长时间地停留在新画室，向医生和工人解释他的旧作，那张用英文字母C代表笑容的是他的自画像，那个建筑是南京鸡鸣寺，“画画时我会哭起来，我把自己感动了。”说完这话，他开心地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离开了众人视线。 12月25日，南京市内的商业街丝毫没有经济危机的萧条感，处于一片温暖繁荣的节日气氛中，郭海平拿着当日的报纸穿过西康路上的梧桐树影，上面登载了一则艺术病房成立的短消息。他在画室楼下的面馆要了一碗卤汁面条，随后手机不断响起，来电均是向他询问前一天艺术病房成立情况的人。 46岁的郭海平被人熟知的是他的当代艺术成就，还有经营咖啡馆的独到眼光，还有再早些的1989年，郭海平曾经是全国第一家“青春热线”的心理咨询师。 郭海平拨通王玉的电话，和她商量起要尽快给艺术病房安装空调。小郭海平三岁的王玉，是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病房主任，从2005年底就成为郭海平精神病艺术实践的亲密伙伴。 他们的艺术病房实践开始于2006年。 祖堂山精神病院八病区对面的住院病房顶楼，曾经是郭海平住过三个月的地方。在他的住院日记中，这样形容这个临时居所：“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 2006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也是院里一年一度的广播操大赛日，郭海平拖着绿色皮箱，带着20支画笔，画架，素描本，颜料，进驻精神病院。强壮些的病人被带来帮助他布置画室，眼神中充满疑惑。 10月11日，三个病人与郭海平进行了第一次对话。病人甲告诉郭海平“我会画”，病人乙不断的评价“‘3’这个字有灵魂”，而郭海平这一天说得最多的话是“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王玉走访了每个病区，将状况良好又愿意画画的病人从各个病区带来，日后被郭海平惊呼为“大师”的张玉宝就在这时被发现。一张30*40cm的白纸上，画了近20个直径不超过一公分的静物和动物，他的画让郭海平强烈地感觉到他内心的细致、卑微和孤独。在南京独立影像制作人曹恺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张玉宝作画总是凝神专著，一手夹烟，一手握笔，微微点头并抖动双腿，眼神里全然是个胸有成竹的画家。 半个月中，被他命名为“挣扎”、“怒吼”和“分裂”的作品相继出炉。“挣扎”在鲜艳的橙红底上缀满了不规则的黑色点状图案，位于中心的是一张五官模糊抽象的灰色面孔。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蒙克的《呐喊》相比，张玉宝的挣扎和怒吼都表现出某种温和。接着，他画了一个牵着怪兽的人，人的脸上放着一张放大镜。郭海平对这些画毫无头绪，张玉宝的解释是，这些都是从他“脑子里冒出来的”。 偶尔他也有十分困惑的时候。郭海平注意到一张人的侧影，一把钩子取代了头的位置，图的右边被硬生生切断了。张玉宝说，自己想不起来那半边是什么了。这种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绘画被郭海平称为“人的无意识属性”。“没有思想观念的介入，他本能的知道怎样做可以让感情更加强烈，《怒吼》中在黄色和红色之间加入一条绿色，这太神奇了，所谓原生艺术就是这样。” 这些日子，郭海平和他请来的新画者们共处一室绘画，给他的新朋友们展示电脑里众多的国内外艺术作品，请雕塑老师周先锋来上陶土课，所有的病人可以选择临摹画册、写生或者陶艺，８０平米的画室里充满某种艺术沙龙的新鲜气息。
郭海平曾拿来自己的画册给张玉宝评价，期望能更进一步地感受他的判断力，他翻阅画册后只低声说了一句“柔中带刚”，这句话着实震慑了从事绘画大半辈子的郭海平。
郭海平住院期间，每次周末回家必做两件事：吃火锅和泡澡。两件事完成，他才能彻底放松下来，回归生活。祖堂山的冬天大雾弥漫，凌晨四点弘觉寺的钟声和诵经声便越墙而过，混着山风卷起悲怆的哨声。郭海平在医院里连续画了十余件布上油画作品，但没有一张是彩色的。 两个月后，张玉宝的站立和行走姿态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他笔下的内容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逐渐远离了“被铁丝缠绕的儿童”、“困兽”、“畸形”这样的主题，转而反映“游泳”、“公园”这样的现实生活，同时人物个体越来越细小。 而对于郭海平来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远超朋友的相互依靠。随着张玉宝的改变，郭海平也抛弃了画笔，转而采用手指作画，从手段上告别经验。在他眼中，艺术必须尊重自我的感觉和体验，而非文明的驯化，如果说精神病人是无意识的体验，那么他就是有意识的体验。 他在离开前的住院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畏惧黑暗了。二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关闭一些灯光……当灯光熄灭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舒畅……黑暗在灯光的普照中已不再是一种视觉自然现象，它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我之所以渐渐从对黑暗的畏惧感中脱离出来，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在这样一个专业医院中都将会失去它通常的作用。也许是巧合，我今天画的一幅作品的背景选用的也是黑色。” “所以这句话说得好：我们迷路，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对于潜意识，郭海平把它比喻成“看不到的海底世界”，而精神病人的画作“让我们第一次通过他们的作品看到中国人精神的海底世界，我们的精神第一次‘原形毕露’。” “病”。病原体。飞起来的灵魂。 所有300多张画作，至今仍珍藏在郭海平的画室里。他的画室，像一间疾病博物馆，展示了多年来他参与和策划的每次展览。引人注意的一个三年前展览的塑料汉字“病”，病被解构成红色的病字头和黑色的“丙”两部分，那次展览的主题叫做“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对病的关注，是郭海平几十年来的不曾厌倦的主题。 今天，郭海平已不再赞同80年代“艺术治疗”的概念，“艺术治疗把他们当作病人，把艺术作为治疗的手段。可是谁知道究竟谁才是病人？”郭海平大笑。 “我意识到精神病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特别强的问题，中国人的特质是讳疾忌医，不把自己的阴暗面向任何人透露。中国的文化机制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这种封闭保守的机制，我做的这些是想改变这种思维状态。” 所以，从搬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刻起，他便十分坦然。郭海平希望从局部去了解这个群体，而艺术显然是深入他们的便捷方法。“艺术可以提供很多内心深处的秘密，画是最直观准确、丰富具体的表达。”他的初衷是了解这个特殊群体，进而了解自己。 后来的一切结果都是超出预想的。虽然从20年前起就经常来祖堂山探望患精神分裂症已久的哥哥，郭海平还是接受了来自各方的疑问。比如“他们从未学过画画，让他们画画干嘛？”护士、护工、医生，工作人员对于郭海平的具体工作都不甚了解。经过的小护士好奇的探头近来观看，怀疑地询问郭海平，这些是否都是病人的作品。他们尊称郭海平为郭老师，就像称呼一位来进行美术普及的教师。 而病人们对这个不穿蓝白条衣服给他们发香烟和画册的男人也很陌生。第一天，有人问郭海平是不是从公安局来，也有人问他是不是发工资。 “艺术需学习论”成为阻碍他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病人们对自己充满怀疑。王玉这时就成为了郭海平和医院之间的沟通桥梁。 韩亚军是郭海平即将离开医院之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年轻病人，他脸色铁青，用厚厚的羽绒服把自己包裹起来，笔下的黑衣女人神情恍惚，带有几分惊恐，可是三天后他却对郭海平低声说：“你对我真好。”这让郭海平意识到他们的内心存在某种激情，而艺术便是反映这种天性的最好手段。 郭海平和王玉与精神病人之间的信任如此一点点建立起来。王军的作品“五口水缸”上，五口俯视的水缸在画面上呈现五个齿轮状的圆形。为了方便王军画机械，郭海平把自己的所有硬币、纸杯都给他，他立刻能画出不可思议的形状。不论是火车还是三座山，王军都说：“我在天上看到的就是这样。” 和张玉宝一样，王军的作品在后期呈现出某种变化，早期富于民间色彩，农村气息浓烈，而后来的作品中，他渐渐进入自我的感觉，个性化的色彩变强。 王军和张玉宝，一直是最让郭海平放不下的人。离开精神病院的两年间，他多次回到祖堂山看望二人，艺术病房的想法慢慢在脑中成型。“激发他们的自我再把他们送回病房，是件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能够长期改变这种状态，而不只是一时的关注。” 曾经有位上海的妈妈写信给郭海平，希望他能够看看儿子的画，他的儿子长期精神异常却爱好绘画，纸笔却总被医院收走。郭海平曾经在上海试图寻找这位母亲，可电话号码却总不对。几个月后，他接到这位老人的来电，说自己的孩子已经自杀，在几天前跳下了黄浦江。说起这件事，郭海平至今仍耿耿于怀。 长时间下来，病人和常人之间在郭海平这里没有了概念的区别。病不再是一种贬义，艺术，成为现实社会中那些“精神病”的避难所，“从这个意义上，艺术创作就是一种寻找病原体的过程。” 没有人知道精神发育迟缓患者李丽是12岁还是14岁。面对女病人，郭海平有障碍。女人的优雅形象和李丽“典型的弱智面孔”之间的差距让郭海平难以面对。然而她的绘画却有一种特殊的仪式和姿态：卧在桌上，头枕左臂，从背后看像在熟睡的样子。 “她非常安静和专著，让我感觉不是在随手涂鸦，不是在娱乐，她选择每种颜色的马克笔时十分慎重，常常来回反复斟酌，虽然基本上不讲话，不能用概念交流，但是她却是后来却成为最让我开心的人，我们两人见面眉飞色舞。她阳光、热情、开朗，身体动作、表情和环境非常密切，她拉着我一起跳舞，那是无忧无虑的纯真感觉。我觉得那就是天使，我们并不知道天使是怎样的，真正的天使来到时我们可能也会恐惧。” 李丽的画像心电图一样，是她自己的音符，也是天书。郭海平觉得那其中反映出的是她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她并不认字，却喜欢看书，如此的阅读，在郭海平眼里，更像是看图画和不同笔画组成的框架结构中所传递的信息和意义。 “如果说外面人的精神是被污染的，我感到心灵的净化。当适应他们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被感化。” 感化郭海平的还有这些超常的作品中存在的俯视、散点和关注细节的特质。对于那些关注细微而把人画成蚂蚁大小的趋向，郭海平至今无法解释。在他离开医院后，在李银河《生命意义 无解之谜》一文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敢长时间的看星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到，在这众多的星星中，地球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像小蚂蚁在爬来爬去。有时我会很出世的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奔忙些什么呢？”而对于俯视特征，郭海平也不清楚是药物影响还是某种灵魂的姿态。 这段和精神病人相处的经历使郭海平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始“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用朋友的话说，就是“终于变成人了”。从以前激进的认为自由就是对抗，到现在的“自由就是由自己”，郭海平在走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我们过去太精神化，贬低身体，其实升华和走火入魔一样，现在反过来了。其实回归是向本性回归，尊重人和自然的状态。” 现在，郭海平的样子比两年前老了，失眠的问题还在，可却恢复了作为人的常态。谈到离开医院时的新年茶话会，郭海平的眼眶仍然会红。在曹恺制作的纪录片尾，曾经给郭海平画过一张传神肖像的余丹格格，对着郭海平唱道：“我们相识虽然短暂，但友谊地久天长，让我们干上一杯酒。”这时，台下的郭海平早已涕泪俱下，哭得一塌糊涂。他说那天，他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目光和常人一模一样。 “我放不下他们，这件事，我一定会做一辈子，一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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