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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少时，正值“文革”风盛，除了学校发的课本，几无可读之书。幸有在县城里读中学的大姐，时而能为我带回几本凤毛麟角般的小人书和民间故事之类，便成了我闲暇时间的另一个世界。后来，在大姐即将高中毕业时，学校终于停课闹革命。她一向只顾埋头读书，面对革命潮流一片茫然，手足无措。各派小将们自然都不屑于收她入伙，她也就乐得就坡下坎，索性悄悄地溜回家来帮母亲做事。让我喜出望外又大开眼界的是，她竟然带回了一套《鲁迅选集》。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对鲁迅的理解，完全是概念化的，甚至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读起他老人家那些曲里拐弯儿、晦涩难解的杂文来，自然是生吞活剥，连猜带懵。相形之下，倒是他的小说似乎易懂一些，因而也更多一些印象在记忆里。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伤逝》等篇，都是我最早接触而一直留有鲜明印象的作品。虽然当初对其思想内涵仍不免懵懵懂懂，一知半解，但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却一直存活于我记忆的海洋中。其中对人性、对国民性格中阴暗粗劣的一面所给予的巧妙而无情的揭示，曾经那样强烈地震撼了我还十分稚嫩的心灵。这种震撼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无法淡忘，而且历久弥新，让我至今不能释怀。比如在《药》中描写的一群麻木愚昧的百姓争相围观革命志士就刑，乃至争相购买人血馒头的情节，曾使我在一段时间内噩梦连连。奇怪的是，越是这样，我越是象着了魔似的反复阅读着这些情节。以至于后来每当遇到围观的场面时，我都会自然地默诵起其中的片断——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国人的麻木、愚昧与冷漠之特性，较之鲁迅年代肯定是大有改观了。唯对于围观、起哄之兴趣似乎有增无减。据央视新闻：近日湖南湘潭一青年男子因患有轻度精神病且与家人发生争吵，遂爬上楼顶欲寻短见。消防官兵、公安干警与其单位领导闻讯后急赴现场，与之进行了情理交融的对话，意在打消其轻生念头，同时采取若干防护措施。在此情势下，该男子已逐渐缓和情绪准备放弃轻生念头。这本该是一个用真情用爱心挽救生命的动人故事，岂料关键时刻，一大群围观者鼓噪起哄，揶揄、嘲讽、幸灾乐祸，不一而足，甚而公然鼓励其跳楼！在此恶劣氛围的刺激下，该男子果真从六楼上纵身跃下，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完结。 新闻报道当然是批评性的，抨击了围观起哄者们的冷漠、麻木与无情等等。看了这段新闻后，我的大脑似乎也呈现了麻木与空白，一时竟找不到感觉，是苦涩、是悲哀、是伤感、还是愤怒？好象都有一点，又好象都不是，好久才明白了这种感觉叫：耻辱。为那些围观起哄而近乎谋杀的人们，为那些也许还算不上坏人的我的同胞们。我似乎听到自己发自丹田深处的喝问：中国人，你怎么了！尽管我也知道这些围观者决不能代表中国人。 此时我忽然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药》，想起其中对围观者那些淋漓的描写。如果说当年鲁迅笔下的围观者因其麻木愚昧而令人可悲可怜，那么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围观者则因起哄杀人而令人可恨可鄙。曾几何时，就在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上，漠视生命和人类尊严，乃至肆意践踏人的生命权利几乎成为社会通病。多少璀璨而优秀的生命被无端扼杀，多少圣洁崇高的人类尊严遭野蛮践踏。那噩梦般的年月过去并不久远，至少我的同龄人们还记忆犹新，且时而会隐隐地触发着切肤之痛。现在每论及此，我们几乎都会众口一词地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弊端或领导者们的失误等等，却很少有人来拷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想，酿成那一幕幕生命惨剧的缘由，固然离不开政治，但更根本更深刻的缘由肯定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在于我们心灵深处某些阴暗的角落。记得雨果说过：“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当年鲁迅等一批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们曾披肝沥胆而全力剖析的我们国民之劣根性，至今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他们满怀希望所开列的除“人血馒头”之外的种种“药方”，至今似乎也未见奏全效——湘潭发生的“准谋杀”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死者固死矣。当那个青年在围观者的哄闹声中从高楼上愤然跃下的一瞬间，他究竟想些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带着对“人”这个概念完全对立甚至完全分裂的印象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因为据说他在最后一刻曾大呼感谢给予他生命关爱的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及单位的领导。然而，对于那些围观起哄的人们，他什么也没有说，也勿需再说什么，那绝然的一跃已经胜过所有言语。 伟大的歌德当年洞察了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麻木、盲从、非理性等弱点时，曾痛心疾首地写道：“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个个伟大；但是作为整体，他们又是那样的可怜！”这如同先知预言般的话在他辞世百年后得到了绝妙的验证。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中的颠狂行为，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与惊愕，而保持着清醒与正义的德国人则比当年的歌德更为痛苦。我想，如今我们中国人的状况与当年歌德所描述德国人的状况是否恰恰相反呢？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确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创下千秋伟业，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世界瞩目，当今之中华民族任谁也不敢小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就国民素质而言，作为个人，我们有时又确乎显得“可怜”。自私、愚昧、麻木、冷漠、贪婪、狂妄等等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陋习，还时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弹奏着不和谐的音符，贬损着我们国家的容貌，噬咬着我们民族的灵魂，这也是另一类不争的事实。 “湘潭事件”——姑且让我这么称呼一下——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正因为它极端，我们才得以从中感悟出普通的道理：对于围观起哄伤害他人人格尊严乃至伤及生命权利的现象，应当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去衡量？老朽不才，手头缺少有关的法律条文。但我依稀记得，《刑法》中对于鼓励、诱导他人自杀的行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对于类似上述群体性的恶劣行径，我们除了进行一番舆论与道德的谴责之外，就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了吗？毕竟，一个年轻的生命已经因此而消逝了！ 写到这里突然忆起看这则电视新闻时的另一幕：我那已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耳聋眼花却每日坚持坐在电视机前听新闻，且时常发表一点让我辈意想不到的议论。那天这条新闻她老人家却没“听”明白，我只得把主要内容讲给她听。老人家听完，惊愕地张大嘴巴喃喃道“怎么啦，还有劝人跳楼的？为啥呢？”我老婆从旁边搭话道：“也许是闲的无聊，寻求刺激呗。”良久，老太太忿然道：“这些没心肝的东西，何不自己从楼上跳下去，岂不是更刺激？”
2003年6月8日于经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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