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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对偶婚墓本上被取代。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得以确立。周代以后开始盛行媵妾制，即嫡妻之外另有媵有妾，历代相沿不替。嫡妾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此墓础上建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观念，谓婚姻基于天地阴阳之理，顺男女自然之性，为国家社会之渊源。《白虎通?嫁娶》称:“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妇。”《礼记?昏义》言:“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人类在杂婚、血缘婚时期谈不上什么婚姻形式，男女之间只是依照自然法则或辈份关系相互交配。《礼记集说》引长乐刘氏曰:“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之子孙，列土封之，以为公侯，而使姬姓子孙与之为婚姻，欲先代圣王子孙共飨天下之禄也，乃立不取同姓之礼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私有制开始出现。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步人文明时代，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婚姻制度来说，对偶婚基本上被一夫一妻制所取代。有关古代一夫一妻之观念，始见于《易》。《易》以人事契合自然，以自然解释人事。另外，从传说中禹的婚姻故事中也可得到印证。 禹是鲧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受命治水，奔走于全国各地。一次，他经过涂山，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二人相互爱慕，并很快结了婚。作为君王的禹，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禹死后其子启继立。传子制既是私有制的集中表现，又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前提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保障。但在贵族阶层中，父权家长制下一夫多妻的现象仍很严重。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一味淫乐，不理政务，被有穷氏首领后羿赶下台。这个后羿就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嫦娥，一个是纯狐。太康失国后，其孙后相外出投靠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被寒浞之子浇杀掉。相妻后缗怀孕而逃归娘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后来逃到有虞氏，有虞氏首领虞思将两个女儿嫁给少康。 此外，当时的一夫一妻制，还有着对偶婚的影子。后羿淫逸无度，霸占别人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纯狐则又同其养子寒浞通奸，并合谋杀掉后羿。在当时，丈夫可以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妻子，而妻子一旦被抛弃，也就当然地跟了新的丈夫，夫妻关系是非常松散的。 代夏而起的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兴盛时期。在商代，人们的深层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旧时代的遗物，保留了不少原始群婚的痕迹。根据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和钟鼎铭文，商人下一辈对上一辈通称为父或母，对再上一辈通称为祖或妣。如武丁既称自己的父亲小乙为父，又称小乙的兄弟阳甲、盘庚、小辛为父;既称生母为母，又称小乙的其他妻子即诸母为母。这种特殊的称谓，就是商人多父多母、兄弟共妻、姊妹共夫的伙婚制遗风。 商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王位继承人，是实行兄终弟及制度。商代30个王(太丁除外)，仅有17世。直接传子的只有12王，叔侄相传的4王，而兄弟相传的却有14王，显然这是受母系氏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影响的结果。直到商代后期，王位才基本上变为父死子继。 由于母权制遗风的影响，商代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出，商王对先妣极为尊祟，常常为她们举行特祭，而妇女也可以参与祭祀活动，甚至还可以担任主祭。商王的妻子们往往领有封地，总揽封地上的一切行政事务，只是象诸侯一样交纳贡品给商王。她们还可以从事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即便如此，商代妇女的地位还是比男子低一些。商王及王室贵族以天干为名号，对自己的祖先轮番地在其名号之日进行祭祀，叫做周祭。周祭中，先妣和先王一样受祭，但先妣名前都要冠上所配先王之名，如“祖乙奭妣庚”、“武丁奭妣癸”等。她们的祭祀次序按她们所配先王的即位次序来安排，而这正是文明时代之初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经过夏商时代的发展，一夫一妻的婚俗制终于确立下来。然而，私有制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在父权、夫权支配下，只是对女子的单方面要求。它通常并不排除男子用各种名目，实行公开和秘密的多妻制。商王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但实际生活则是一夫多妻。以武丁为例，他的妻一子总数达64个之多。即使按多父多母的现象来解释，武丁兄弟见于卜辞的有兄甲、兄丁、兄戊、兄己、兄庚5人，兄弟6人占有64个妻子，每人平均仍在10个以上。当然到商代后期，已经对妻妾作了区分。 武王克商，首封同姓为兄弟之国，以“藩屏王室”。继之以婚姻结异姓诸侯，使化为甥舅，以资弼辅。故《典礼》日:“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郑玄亦曰:“同姓，兄弟之国;异姓，婚姻甥舅之国。”①周代在沿袭一夫一妻制的同时，明确规定了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媵妾制的盛行。 媵妾，即庶妻，其制于嫡妻之外，尚有媵有妾。媵，《说文解字》作“俟”，释为“送也”。古代诸侯嫁女，以男女从嫁，称为媵。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称为正媵。也以娣侄相从。娣，指妹妹;侄，指兄弟的女儿。这些随嫁陪嫁的女子统称为“媵”。《仪礼?士昏礼》郑玄注:“古者嫁女必以侄娣从，谓之媵。”《释名?释亲》:“媵，承也，承事嫡也。”媵制在商代就已存在。《韩诗外传》云:“伊尹，故有莘氏僮也。”《吕氏春秋?本味》谓汤娶于有侁氏，“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史记?殷本纪》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甲骨卜辞中也有“媵臣”，即是随嫁的奴仆。自周以降，此制相沿未改。周代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已有了比较严格的媵制，到春秋时尤为盛行。《春秋?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又《成公八年》记鲁将嫁女，(伯姬)于宋，卫人来媵。《九年》“伯姬归于宋”，“晋人来媵”。甚至与鲁异姓的齐国也“来媵”，打破了异姓不媵的规定。《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娣从之。”娣与嫡妻为姊妹，但非同母所生，因礼严嫡庶之别，夫人之女，常为夫人，娣之女常为娣，故嫡妻有两女，未尝同嫁一夫。如宣姜二女，一为宋桓公夫人，一为许穆公夫人。庄姜同母姊妹三人，庄姜嫁卫庄公，其余一适邢，一适谭，可以佐证。侄娣既与夫人同事一夫，故原则上应与嫡妻同时而行，但年少者，得待年而嫁。如《春秋?隐公二年》:“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七年》春“三月，叔姬归于纪。”《公羊传》何休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归者，待年父母国也。妇人八岁备数，十五从嫡，二十承事君子。”战国以后，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媵制随之消亡。 从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伙婚制下姊妹同时共嫁的痕迹，也可以发现周人婚姻中不分高低辈份的原始杂婚遗俗。姑侄同嫁一人，也就不论什么辈份。另外，当时还有外甥女与姨母同嫁一人及表侄女嫁于外表叔的情况。晋文公与赵衰同娶两个隗姓子女，文公娶妹季隗，以其姊叔隗妻赵衰，后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②。鲁“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③。公若为季平子庶叔，小邾夫人为平子庶姑。庶姑生宋元夫人，平子与宋元夫人是表兄妹关系，这里却将宋元夫人的女儿嫁给平子。到了汉代，各家族为了借联姻加强自己的势力，多行重亲，婚娶时也是辈份不分。汉惠帝张皇后就是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这是舅父辈与外甥女辈之间的婚姻关系。齐懿王死后，其子厉王次昌继立，厉王的母亲纪太后“欲其家重宠”，又让妹妹做了厉王的王后，这是姨母辈与外甥辈之间的婚姻关系。高祖之子赵王刘恢娶吕后兄子吕产的女儿为王后，这是表叔辈与表侄女辈的婚姻关系④。婚姻不论辈份的原始杂婚习俗在后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曾存在过。 妾制的出现比媵制略晚。妾，古为女奴之称，《说文》解释为“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女。辛者，有罪之女也”。 《释名?释亲属》:“妾，接也，以贱见接幸也。”《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经传所载，多臣妾连称。妾的来源主要有三:籍没、采选、劫夺。罪人妻女籍没人宫之法，自汉以后，已成定制。孝文帝母薄姬，吴孙权潘夫人，均在其例。采选之法亦始见于汉。汉法，每岁选民女人宫，以供御幸。劫夺，其例始见于魏明帝。《晋书?五行志》:魏明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此外，尚有因私奔而未经明媒正娶的女子，她们的地位同于奴婢，被视为贱妾。《史记?龟策列传》言“臣妾马牛”者很多。以臣妾与马牛并举，其贱可知。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臣妾，奴婢也，贫民鬻身为奴……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依江氏之说，则周时似已有买妾之事。春秋战国以降，买妾之风愈益盛行。如郑子产对晋叔向日:“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⑤随着宗法制度的不断加强，正嫡之外的次妃、副妻，媵制中的媵，也一律称妾，或者贵妾。三国时又称妾为庶妻或小妻。《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吴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张淑奢淫无厌，取小妻三十余人。”两晋南北朝，妾又称别房、侧室或别室。《世说新语》:“谢太傅刘夫人性妒，不令公有别房。”《北史?后妃传》:“彭城太妃尔朱氏，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南齐书?褚渊传附弟澄传》:“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纳侧室郭氏。”此外复有侍姬、妃妾诸称，又有婢妾连称者。后世亦称妾为簉室、嫔嫱。 历代后宫嫔御之数，以帝王之侈俭为衡，多者万计，少者逾千。关于周王室妻妾的数目，前人或说一娶12女，或说120人，但王后终为一人，其余都属贵妾。《礼记?昏义》谓:“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典礼下》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这里说的妾，当在12人或120人之外，属于贱妾。 秦并六国，后宫姬妾各有名号，爵列八品，依爵位之等差，以定贵贱。汉初的妃妾制度，沿袭秦制。据《汉书?外戚传》:嫡称皇后，妾称夫人。武帝、元帝复增婕妤、昭仪等名号，共14级，都有官职爵位。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侄娥视二千石，比关内侯;容华视二千石，比上大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右庶长、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均视百石。上述14级可以看作贵妾。此外有“家人子”、“待招掖庭”等，可以视为贱妾。汉初宫女还不算多，武帝时增至数千。东汉时后宫12等，仅采女一度就曾达到五六千人。王莽篡汉改制，一味信古，快70岁了，还重立皇后，并一下子娶了119个妃嫔，凑足120人，有和嫔、美御等名号。晋承汉魏旧制，有三夫人、九嫔、美人、才人等。晋武帝多内宠，姬妾近万人。南朝后期因经济窘困，后宫嫔嫱，位多不备。在北朝，魏孝文帝于左右昭仪之下复设三夫人等120人之位。隋唐继起，仍承120人之数。《新唐书?后妃传序》:“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开元中玄宗于皇后之下立妃，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又置芳仪六人，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三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宋辽金元时的后宫人数也非常多。明代皇帝诸妃位号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昭等名称，下面也有一些嫔御之属。其中以皇贵妃为最尊，贵妃次之。但若有位号的妃子统摄六宫之务，则亦称皇，如皇宁妃、皇淑妃等，地位近于民间的“大姨太”。清代皇帝的贵妾也称妃，象瑜妃、瑾妃、珍妃等。但清人严种族之限，宫廷选秀女，只限满人。 周代以后，天子以下各阶层也实行妾制。儒家经典有古“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一妻二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夫一妇”等说。《礼记?典礼下》孔颖达疏称世妇2人，妻6人，加上夫人正好9人，而贱妾不在9人之内。所以诸侯所纳并不限于9人。如齐襄公有九妃，又有六嫔。《管子?小匡》还说他陈妾数千。《诗经?齐风?敝苟》中的“齐子归之，其从如云”;《大雅?韩奕》中的“诸娣从中，祁祁如云”，也都反映了当时诸侯广纳姬妾的情况。卿大夫一妻一妾，嫡称孺人，备有侄娣。《仪礼?丧服》说大夫为贵臣贵妾服缌之服，这里的贵妾就是指侄娣。至汉初，规定诸侯王一妃八子(八妾)⑥。后来这个数字被突破，武帝、昭帝、宣帝时，诸侯妻妾达数百之多。东汉稍有限制，皇子封王，正嫡称妃，娶小夫人不得超过40个，但也有例外。仲长统《昌言》曾说当时“.公侯之宫，姜女数百”。汉代士宦之家也纷纷蓄妾。象司马相如富贵后就曾想聘茂陵女为妾。当时妾的名目很多，有的称小妻，有的称小妇，这指的都是受到宠爱的妾。此外，还有地位低下的旁妻、下妻以及形同后世的情妇的外妇。官宦之家的女子也有的甘为人妾。如成帝许皇后的姐姐与淳于长通奸，并为其小妻;窦融的女儿曾为大司空王邑的小妻。以皇后之姊、公侯之女不惜嫁人作妾，自非寻常百姓人家“以贱见接幸”者可比。魏晋以降，由于妇女地位一度提高，妓妾虽广，正式的妾却远远少于汉代。隋唐时期，纳妾也受到一定限制。按照唐律，五品官以上有贵妾，称为媵，以下迄于庶人，则仅有妾。妾下面还有婢。妾与妓、婢，良贱悬隔。妓、婢欲升为妾，须得幸生子或先放为良而后可。《唐律?户婚律》以婢为妾条:“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宋律一遵唐律，但据元郑太和等人《家范》，在宋代，子孙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若年四十无子者，许置一人。可见当时纳妾的现象并不普遍。金海陵王时百姓亦许置妾。元代禁庶民纳妾。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据《元史?谭澄传》，元廷以谭澄之请，始准四十无子者，得纳妾。明代法律严格限制纳妾，亲王以下各有定数。到了清代，对纳妾不加限制，甚至在京师设有卖妾牙行，士大夫入都纳妾者，“皆购自牙人，其姓氏里居固无稽也⑦。”而那些权贵大臣、富豪巨商则往往置妾多人。当然，处于社会下层的庶人，因其生活艰苦，除了妻子，别无媵妾，因而有匹夫匹妇的说法。更有甚者，有的连娶妻也殊为不易，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至死无匹。 父权制下的一夫多妻，开始，妻子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大约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嫡妾的区别。到了周代，严嫡庶之别，虽得多妻，不许并嫡。《周记》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嫡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无尊大臣而拟其主。”嫡妻的婚姻一般比较庄重，有的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白虎通?嫁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后儒有依据其丈夫的身份而加以区别的，即夫爵尊而贵，妻卑于夫，庶人无爵而贱，则夫妻齐等。单从夫妻地位来讲，妻子固然以丈夫为君，但就妻妾地位看，庶妾又以嫡妻为女君。“妻者，齐也”，正是对妾而言其与丈夫的关系。在家庭内，妻妾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是长次、主副关系。妾称妻为主母，完全听命于她，没有宗法地位，被称为庶母。所生子女，称为庶孽。有时嫡妻无子，庶子成为继承人，其生母的身份却不能改变。如春秋时庄公夫人庄姜无子，庄公又娶陈女。陈女之娣戴妫有子，由庄姜收养，并立为太子，然戴妫仍为媵妾。按照礼制，男子终身不能有二嫡。周代诸侯一娶九女，只有一女为嫡妻，媵妾只能在嫡妻死后代行其事，不允许变更名分。嫡妾之分已经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时诸侯多次盟会，都议决将“无以妾为妻”列为条例之一。以法令禁重婚，今可考者，当始于《法经》。《七国考》引谭桓《新论》载李悝《法经》:“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腻，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谣禁。” 秦汉以降，妻妾之间的名分仍比较严格。西汉孔乡侯傅晏由于以妾为妻，“乱妻妾之位”，被夺爵流放⑧。三国时吴国孙权先娶谢煚女为妃，称谢夫人，又娶其表侄女徐氏为妃，称徐夫人。后破庐江，再娶步氏女，称步夫人。此外尚有两王夫人，一潘夫人，并袁术女为袁夫人。当初孙权再娶徐氏时，“欲令谢氏下之，谢不肯”。观此，则诸妻虽同为夫人，仍有先后班次之分。后世妻子死后另娶一妻，甚至将婢妾扶正的现象并不少见，但继室一向被称为“填房”、“接脚夫人”，仍比不上元配。封建帝王对此尤为看重，配享先帝的往往只有一位皇后。为了维护礼制，政府还往往以法律形式禁止妻妾易位或尊妾为妻。汉律有“乱妻妾位”之禁。唐律亦严嫡庶之别，妻、媵、妾、婢，不得互易其位，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综观律文所定，可谓详备，但以婢妾为妻者，仍比比皆是。如汉成帝就以赵飞燕为后;三国之际，以妾为妻之风愈益盛行，曹操、孙权父子均公然行之，恬不为怪。 嫡妾之分，主要是为了保证血亲集团的长久统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说:“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事。……然使于诸子之中可以任择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则其争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长幼相及者犹有次第矣。故有传子之法，而嫡庶之法亦与之俱生。”商代后期出现嫡妾之分的同时，继承制度也逐渐明确，即嫡妻所生的嫡子才有资格继承王位，庶子是不能继承的。据《吕氏春秋?当务》，纣之母生3人，微子启最大，其次是仲衍，封最小。封母生微子启和仲衍时，尚为妾。及生纣时，“始正为妃，故启大为庶，纣小而嫡”。周代继承制度更趋严格。《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叔孙穆叔说:“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昭公二十六年》周王子朝引先王之命说:“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从周代开始，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宗法制度的核心，并贯彻于整个封建社会。 嫡长子继承制出现后，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春秋时，鲁惠公嫡妻仲子生桓公，立为太子。惠公死，桓公年幼，隐公以年长代行国政。但隐公为惠公妾所生，只能奉桓公为君，待桓公稍大，隐公便打算交还君位，自己到别处养老。再如汉代，齐悼惠王刘肥为高祖“外妇”所生，在兄弟们中虽年龄最大，但因是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更，给事平阳侯家，与仆妾卫媪通，生青。……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日:‘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可见嫡庶贵贱差别之大。 嫡长子继承制度是建立在嫡妾之分基础上的，而嫡妾之分又往往与男女情爱相矛盾。庶妾一般年轻漂亮，很得丈夫宠幸。爱屋及乌，丈夫自然也爱庶妾生的儿子，并想方设法让其取代嫡子的地位，但这又总是遇到宗法势力的强烈反对。周幽王黜申后，废太子宜臼，强立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结果被申后之父申侯杀掉，宜臼继立⑩。汉高祖刘邦爱幸戚姬，想让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取代惠帝的太子地位，张良等诸大臣以旧制拼力谏争，终使刘邦作罢?。 虽然嫡妾制度日臻严密，但多妻现象依旧存在。如春秋时卫国大夫叔疾一宫二妻，就是典型的多妻?。多妻现象较严重的，要数魏晋以后的“并后”和“二嫡”。三国时吴末帝孙皓除了皇后媵氏，“内庞诸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十六国时的前赵皇帝刘聪继位后，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后死，纳刘殷女为皇后，后死，又纳靳准女为皇后，未几进为上皇后，而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贵妃刘氏为右皇后，又立樊氏为上皇后。4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7人。后又以宦者王沉养女为左皇后，宣怀养女为中皇后?。北周宣帝初即位，立妃杨氏为皇后。其后自称天元皇帝，又立妃朱氏为天元皇后，妃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寻进杨氏为天元大皇后，朱氏为天太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陈氏又改为天中大皇后，而以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五代以后，也有“并后”的现象。 社会各阶层也有以两个女子同时为妻的情况。唐时并嫡之风尤盛，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或是朝臣已有妻子，而天子往往仍赐以妻，且并受封爵。《旧唐书?王毛仲传》:“其妻已邑号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赉。”或是由于战乱，夫妻离散后，丈夫不知妻子生死而另娶。待局势稳定，又与原妻团聚，并和两个女子共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的认可。西晋大臣贾充的前妇是李丰女，因李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但这时贾充已经另娶郭氏为妻，于是“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再如东晋陈诜，先娶李氏，被人掠去，又娶严氏。后李氏遇救，回到陈家，“诜籍注领二妻”。此外还有一娶二妻，公然视二嫡为正的现象。西晋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北齐时，魏臣刘芳的孙女和崔肇师的女儿，因夫家犯罪，被文宣帝赐给魏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清乾隆以后，准许一子兼承两房之嗣，民间便出现了“开门立户”的习俗，即一人借口兼祧，娶两个女子，并以两房所娶都是嫡妻，称为“平妻”或“平处”，也称“两头大”。但在法律上，仍视兼祧后娶之妻为妾。 妻妾之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盛行。千百年来，旧的政治、伦理说教和陋俗给不少女性带来精神上无穷的痛苦。随着近代西方思潮的不断传入，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广大妇女带着切身的伤痛和争取自由的热情，纷纷投人到寻求自身解放的潮流之中，广大有识之士也不断对纳妾等陋俗进行抨击。太平天国就曾明令禁止纳妾、买卖奴婢，并取缔娼妓，宣称“一夫一妇，理所当然”。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提出了国人应一律平等。邹容更进一步主张:“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并以此为“革命独立之大义”?。男女平等思想的不断传播，使家庭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最终结束了妻妾之制的历史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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