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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落在“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博大精深的哲学侧重于“天人合一”，而西方精确考量的哲学则突出“天人二分”的特点。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在中国古代有着其不断演变的过程，其形成的印迹在中国先哲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并且时刻都在为其服务。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其中就已开始透露这种“天人合一”的观点，他把人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并强调一切都应遵循其内在规律，只是他没有用现代人的观点把它指明。所以，任继愈老先生就说：“老子提出取代上帝发言的‘道’，是精神，是物质，他自己没有讲清楚，就人类的认识水平来看，他也不可能讲清楚。”【1】此外，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这种典型的“自醒而通天”潜意识地含有“天人合一”的观点。而到了汉代，董仲舒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他所谓的“天人合一”，但为了其政治目的就演化成了“天人感应”。这种为封建君主寻找“神的庇护”，是一种异化了的“天人合一”，在传统意义上不具有代表性，而后来者司马迁就把它用在“正道上”。他曾说道：“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天人之际”表现他试图放大自己的使命，在真正意义上研究自己的“天人合一”，所以司马迁就更具有伟大性。后来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也把“天人合一”演变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即“天人一理”。他认为“唯仁”能与天地相通，遂成就自己“理学鼻祖”的美名。 上述所提及的主要是中国古代先哲的观点，虽说不尽相同，但在潜意识里都有天人观，特别是“天人合一”的观点。然而，“天人合一”的观点到了近现代，其发展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天人合一。”【2】国学泰斗季羡林更明确阐释道“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理解，结成友谊。”【3】其中他把“天人合一”的观点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很具有现代性色彩。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更为明确地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的物，人与动物一样要依赖。”【4】所以，“天人合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内涵，对中国人更是如此，但其内在恒定地都能讲“合”。 相对于“天人合一”而言，“天人二分”就更能代表西方的色彩。它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得很大，继而演变成“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对自然而言，人便是无所不能，人类的征服欲望也就不断膨胀。但这种极端的“天人二分”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究其根源，这是环境作用人的结果，特别是地域环境。欧洲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代表性地域，被大海环抱，生存空间狭小，这促使欧洲人形成强烈的探索欲望。所以，黑格尔就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穿越那个有限的一切。”【5】不仅如此，这种探索型的社会还催生出知识的力量。所以，培根就说：“知识就是力量，代表着西方科学技术至上思想。”【6】但是人类的探索必须与天讲“合”，不能彻底性地“分”，因为违反规律毕竟是要遭到惩罚，特别是天的规律。先哲就已告诉：“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7】但这一切都毋庸置疑，讲“天人二分”的西方确实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总而言之，无论是中国人推崇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所追求的“天人二分”都得讲究一个度，否则过犹不及。这两种哲学观点都可以被巧妙地加以利用，使之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我们既要随儒家“入世”，又要随道家“出世”。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自我。新时代下，应与时俱进。张世英老先生就告诉我们：“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个性自我的大解放。”【8】但要做到这一切，就得必须懂得“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北京：人名出版社，1963 【2】钱穆. 《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1991 【3】（日）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 《畅谈东方智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5】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6】培根.《培根论人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名出版社，1995 【8】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北京：人名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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