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人类文化、哲学、科学、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新觉醒时代， 这些多方面的觉醒却有彼此密切相连，相互影响、逐步形成一个整体的觉醒，挑战人类文明、考验人类智慧， 也给人类心灵一个创新文明的机会，意义丰富而深刻。
这个新觉醒时代对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振兴与世界的和平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启示呢？ 显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首先认知世界发展的两个重大层面：一是客观的真实世界是在巨大的变化之中，我们必须聆听时代变化的脚步，警觉时代的风暴，对世界的发展要有所认知。这样的觉醒才有客观性，才不至闭门造车和坐井观天，陷入泥淖的困境之中而不自觉。 我们要以客观知识为保证，要与时代的潮流及背景力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二是主观的自我，个体的及集体的，也面临着一个重新整合的重要契机。我们必须要问如何面对我们的历史，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动力来自何处，我们的发展资源如何应用，我们的目的为何，我们的价值方向是什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是否有新的感知，有何等约束，有何等开放。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典范，由此以形成一个新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从一般意义上说，觉醒具有一种提升、超越、领导和成就的内涵，有一种方向及目标，是一种动力和激励，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所以，觉醒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也有主体发展的意义。我们要更进一步地认识过去和历史，用以更好地开拓我们的自我认同与迎接未来责任，当然也可以更好地面对与掌握现在，这就会形成一种创造的力量。范仲淹在宋代就提到士大夫的精神在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优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更不能不认识到我们优乐天下的目的在“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孟子），致中和于天下（中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张载），导向一个和谐的生命世界。这正显示了一个儒家精神的典型。儒学中本来就蕴涵着一种觉醒的精神，是对天道和人性的体验，对天人之际关系的掌握，也是对社会生民的察知，进而行成知行互动、主客依存、上下相持的文化进步力量。所以，觉醒不只具有创新个人的意义，亦且具有创造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能够使一个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意义，用先觉激励与引导后觉形成社会革新的力量。
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是孔子的精神。 孔子强调人与人的同群性与相依性：他说： “鸟兽不可以同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论语，微子）表示人性的觉知是有一个文化发展的涵义与要求，是教育、启化的作用。范仲淹的话继之体现了儒家的这种甘心奉献、弘扬大道和传播真理的无私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关心他人和社会发展，并以此为生活的职志，自然体现了儒家志于道、益于人的胸襟。人们具有这种心志或境界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有本体良知的智慧体现在其精神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能够明察天下的问题并且勇敢地去面对，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够奉献自我，以生民为重。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智、仁、勇的精神。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大任。这是我对所说觉醒的内力的诠释。
天下能否归于正，从儒家来看，就需要那些高度发展良知与高度发展责任感的人来关心与面对这个天下。 如果每个人只是浑浑噩噩，只知一切为己，没有启蒙大众的热忱，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有莫大的局限性。因之，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格出现是必要的。这一人格要求我们勇于担当引领发展与启动提升广大的人群。忧乐天下，对天下有一种关切与担当。这是从公心出发的，没有私心或私欲在里面。 这在儒家哲学的传统中构成一种道德信仰，也是一种政治信念。
人类新的时代的觉醒是什么？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内涵？下面我想就五个方面再进而详论之：
一 在宇宙自然认知上的觉醒首先，时代是变化的，而且不能不变化。可以说正是在变化中，我们方能看到去旧布新或者汰旧革新的契机。变化即易是宇宙的基本道理。易的涵义是很深刻的，这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核心的智见。作为人，我们能够观察和意识到宇宙的变化，经过长期的观天察地，最后认识到宇宙变化不已、生生不息的道理。这代表中国哲学的终极的智慧与特点，也代表了中国人认知宇宙、认知人的本体的基本真理。中国哲学也是对真理的认识。对真理的挖掘离不开现象，由现象到真相，从真相到真理，具有一种创化的内涵，本身即是真理。我们不仅要在表面上看到变化，而是要看到宇宙真实地在创化之中。实际上，有些人类文化传统也看到宇宙的变化，但却着重超越和摒弃，甚至要消除这种变化。如此看，似乎只是看到变化所带来的负作用，而没有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 没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在创化中，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积极的刚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应该看到一个厚德载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而且看到二者能够交相融合，由此形成太极的无穷创造力。
所以，宇宙只不过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真实呈现而已。宇宙和万物存在的意义，即其真实性，同时也包含了人类可以追求完美的一种可能性，代表着一种积极创建的、进取发展的实践以实现的进程。
这样认知真实的见解不但与现代的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有一种对应与融通，而且能够赋予现代生物与物理科学以创化不已的涵义。这是因为作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源头活水的易学哲学特别强调人在宇宙创化过程中的创化的地位、作用和角色。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人类多种文化的发展当中，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的信念。我们对此要深刻地去认识。天地的形成是物种进化的基源。人生育于天地之间既具目的性，也具必然性，是自然宇宙创化发展的内在秩序。从量子世界的不确定的基本粒子运动，发展成为有持续、有规律的自然事物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奥秘。 在宇宙原始的创化力的基础上面，能量凝聚成质量化的物质世界，基于原始的创生力持续作用，逐渐孕育了生命。生命基于原始的创造力与物质能量发展出来，可说是基于无极而太极、一阴一阳的持续分化，万物品类的持续繁荣，显示出宇宙生生不已的具体成果。 宇宙在更复杂与更细致的方向的进取，终于产生了人的存在 。一个人能够知道、就能认识宇宙其自身的智能实来自宇宙。但也可以说是宇宙透过人的创造力对宇宙进行反观，也因此能够对人的存在进行反思。当然，人因其各自的成就可以有不同的定位和境界的分别。人与天地的互动与结合，二者之间是一种生存与弘扬的关系，这里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刻的涵义，需要哲学的体验与理智的阐说。 荀子说得好，“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这一层次分明的说明充分的发挥了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义理。
所谓弘扬，是一种深层次的感受。人能弘道，就要能掌握天的整体的创造力、能量和方向。实际上，一个文化和社会发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在某种层次和一定意义上，就是弘道的结果或表现。在这样一个层面来讨论，我们就要能够进一步去认识到人自身发展出来的和有待开发的新的潜力。 这首先是一种成己以成人成物的过程，完成自己、实现自己，在实现自己中实现人与社会共同的生命与文化价值；如反过来看，还有一个成物、成人以成己的自然要求，就是成就他人与社会共同的价值作为动力和源泉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由此产生一个生命本体的循环，形成创造性的力量，也就解决了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孰先孰后的问题，并且由此开发出一种不断更新的新生力量，开拓出道德与精神的新境界，从而达到自由与和谐的相互融合的状态。实质上，这种成物成人以成己，成己以成人成物的过程，亦即由人的个体到小群体，由小群体到大群体，再到全人类，由主观到客观，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此中不只是量的放大，同时更是质的提升，体现出天下为公、仁者无敌、整合大同的精神。 这是我要彰显出来的新觉醒的第一个涵义。
宇宙对我们的意义更在于，假如我们不了解外在世界的发展及创化，对生命活动就无法开展我们自身的省悟与超越。必须要在知天、知地、知人的情况下，提高我们的智慧水平与文明程度。参赞天地之化育，只有与天地参，参悟了天地化育万物之道理，才能开发生命之事功，才能理解为什么尊重生命、发展生命的高度重要性。生命的价值在导向更多价值的生命，激扬更多活力的生命，涵容更多生命的价值与活力。这也可以描述成为中庸所说的尽物之性、尽人之性、尽己之性，以致尽天地之性。
天地合德，人的本体与天的本体具有性向上的一致，此一认识对于我们维护生态环境和开拓生存空间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社会工业化造成了人类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危机，现在则是必要考虑如何发挥人性智能、人性美德，实行惠及天地之道来解决了。宇宙向人展示美与善，人也应该向天地展示美与善。这也是我所说的对宇宙自然觉醒涵之所在。
二 在生命与文化发展上的觉醒 如上所说，人与天有一种深层的创造关系。天地生人，人能弘道。如何发挥这种能力？古典儒学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评述与体验。宋明理学和心学对之也有发挥。人类近代以来，由于国际战乱与民族纷争等问题，一方面有现代科技和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同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多重隔阂与冲突。这种人际与国际的隔阂极不利于人的存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觉悟与警觉。也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行为要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就人类的发展来讲，自私与贪婪带来的纷争与无知或恶意带来的阻隔，都隐含着莫大的伤害，必须透过人的自觉自新的能力来进行改变与弥补。 但就于一个整体社会来说，文化历史传统造成的闭塞性和限制性，往往形成长期的破坏行为而难有及时有效的自觉和匡正。理想的说，文化自身要发展，必须要有睿智的领导者知过能改、革故创新来扭转时代，而不是哗众取宠，使社会陷溺于惰性与偏见之中。中国在宋明以后，文化气质逐渐走入内向闭塞，在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方面相对弱化，对外界的认识也长期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中国对西方认知上的缺乏和闭关自守导至不堪回顾的后果。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讲，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内外向兼顾的自觉性和警觉性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个民族不能见到自己的弱点，自以为是或自以为强，从而固执己见，坚持道德偏见和权力傲慢，无论是对这个民族的发展，或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反思世界政治的发展，美国在二战之后崛起，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强帝国。 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文化具有超群的组织和科技开发的能力。另一方面，美国能不能维护天下的公是公非，不因巩固自身的利益而罔顾国际正义，是决定美国未来兴衰的基本因素，也将影响美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的价值。从易学祸福相依、否泰互持、物极必反的道理来说，世界上不可能是永远地处于一国国家的霸权宰制之中，霸权局面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性。
改过自新，这也是一种创造发展的力量。就亚洲的发展来说，明治维新使得日本最先成为亚洲的最强盛的国家， 如果它不知与邻为善、漠视人类互助的原则，抹杀历史教训，只顾自身逞强夺利，以非为是，企图再度发起侵略战争，明显的，这决非可行之道，对日本而言，只能自食恶果。 这不但缺少一个新的觉醒，反而制造了一个新的自我闭塞、违反自然与道德的发展原理。
人类不仅在治理国家也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明显地存在各种各样和程度不等的觉醒问题。当然在人类道德责任和未来发展责任方面，也明显地存在着认知与觉醒的需要。人类已经处历史交接的进程中，只是自觉程度或有效性还很不够，迫切需要相应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全球伦理蕴涵着人类可以共同认知和达致的道德境界。在此一方面，人类文化的自觉就显得特别重要，任何社会与国家都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可说历尽伤痛与伤害。有必要不断进行深切反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殷忧启圣、患难兴邦的历史认知与思想自觉，其中蕴含着民族自新的精神和延续国脉的动力。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更特别涵养着一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也保持着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近代中国的失误显然说明中国人在现代时期忘却这一理想与精神，陷入严重的蒙昧与闭塞之中。 面对中华国族的命运，必须深度的反思自身的历史，掌握宇宙与世界发展与进化的准则，必须脚踏实地的奋勉振作、无懈而勇敢的走向未来。在生命意识中，尤其要记取根源、开放自我、创新追求，掌握中国文化之善，再创中国文化之美。这将是一种最深度的文化自觉。
三 在社会与道德价值上的觉醒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人类有道德感情与修持，能使人与人间形成道德的同情共感，消除私心与偏见，并进而发展为相互的信任与关怀，这也就是《周易》所启发出来的儒家思想。 前面已说到我们对宇宙自然的创造力应有的新的觉醒，实际上是对 “道”与“自然”的觉知，表现了人对自然的感知能力，可说也是源于易学中人对天地的观感与感通。在此意义下，儒、道之学都源于易学。 两者之别，一重自然，一重人文。所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bi 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咸彖传）。在人文方面，人们如何在人的生活中体现这种人文的同情共感？如果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具有同情共感的能力，人就容易陷入习惯的惰性与自我中心的困境之中。尤其面对历史，人们既要向历史学习，又要跳出历史，学习是学习历史中道德的精华，跳出并不是忘记历史，也不是任意冒进。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Santayana）有关“忘却历史，历史必然带来重复”之论断，指的就是指的这中学习历史而又超越历史的道德智慧，也就是我要强调的同情共感以超越私心偏见的道德良知。 中国哲学强调继往圣绝学和开辟新天地以发展人的创造能力，也就是发展所谓“周知万物，道济天下”的人文创造精神，其中包含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过去的人们比较讲究德性，后来人们则转为更加重视功利， 过去人们讲究责任与义务，现在的人们则注重权力与权利。在二次大战之后，无论那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的竞争，都涉及到实际的人类文化生活等方面，而且都能从中感觉到不同的复杂而异质的价值内涵在不断地冲突之中。 因此，我们必须以道为本，以德为基，在识别与履行义务的基础上去谈权益，必须在对事物以及人类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进行考评和反思的基础上去谈功利性和实用性。 道德本身具有一种深厚的本体内涵，一切行为的根源就是人性之能与德。当然，德是依存在道之中，各种德性以不同的状态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人的善行之中。 人性之德是与天地之道相通的。人道，最主要的仁爱之道，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关怀与无私。这里不仅强调分配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更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和谐性与包容性，要把义/易与礼/理包括在其中。这样，巩固和强调人之间的信赖，发挥人的认知的能力就成为一种必要。当然，这必然离不开仁与智的扩充。 仁义，即人性之基。如何将行仁与取义，从小到个人的范围，经过家庭推广到社会，这是个周折、漫长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潜力，认识到道德本身的这种整体性与根源性。其次，我们也要将仁义的由己及人、由小到大或由近及远的扩展作为一种信念。以前把道德看作是相对主义的，是文化的一个副产品，进而看不到或者干脆否认人的发展与进化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的进化很重要。儒家强调人的发展与心智开发，就是强调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旨在本体上认识天道，在行为上开发人性。人性具有一种天地的内涵，能够实现一种互助、关爱与正义。当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慎思明辨的认知过程以为支撑。
人类不能把权力和个人的欲望代替社会对道德的需要。 个人和群体可以从事各种涉及利害与权力之事，问题在其所为是否符合理性的自然与人性的当然，是否合乎道，据于德，是否考虑到长远的生生不已及欣欣向荣，是否能不失尊严而维护正义。
四 在政治与经济目的上的觉醒人类在政治经济上也需要有一个新的觉醒。经济发展，固然需要自由的贸易或开放的市场，让人们可以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互通有无的发展所产生的财富积聚与分配，很容易会造成贫富不均的现象。如何避免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分配不均的问题，是经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需要合作与多赢，而不只是单纯的零和竞争。资本主义，重视个人发展的经济能力与意志，而容易忽视社会意义上的发展方向（如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前者是竞争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关心的问题，后者是合作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关心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经济有其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开拓资源，发展社会经济，就必须开放。为了开拓市场和获取资源，过去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霸权的侵略性。
今天我们要强调发展，就要认识到经济合作分配、合作生产的重要性。从一个区域或者全球角度来看，什么地方能够从事最好的生产合作？什么方式能够产生最合理的分配利益？如何在整体意义上既能够创造财富，又能实现公平正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自主化这两个箭头背向进程中，既要考虑到区域间的相互补充和依存问题，又要处理好区域自身的短期性优势建立与长时段创新持续。也就是要用深厚历史的眼光和深远战略思考，来处理短期与长期之间，或者变与不变之间的平衡性与关系性问题，不但寻求可持续发展，而且寻求提高发展的层次与品质。
世界事物，人生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优劣势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和转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觉醒和认知，建立一个真正面向未来的眼光。要在开拓未来的意义上掌握彼此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局限在一种控制或霸权心态的关系框架内来思考战略。发达国家为了达到控制资源和限制其它国家发展的目的，总是把政治霸权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要件，这就会无视经济本身的涵义或规则变换而与历史的大势背道而行。因此，即使在经济的领域，也需要一种特别的警惕，需要超越已有的态度及思路。
要走出贫穷，济贫扶弱。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思想在强调均平和谐、互利相扶。 只有理念上的证确调整，才能有效地补济经济上的不足，此一认识我称之为“道德政治经济学”。
我们要用宇宙性的道德眼光来主导政治，用公利天下的政治行为来补充经济。
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有其洞察与灼见。但任何政治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内涵。正是这种道德内涵，才可以真正充实人和国家的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应受制于道德力。如果没有道德的觉醒与再建，我们面临的经济困境及生态危机更加将深化与难以消除。
五 在中国哲学与科技发展关系上的觉醒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时代或知识社会，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我们需要对科学与技术新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从上个世纪初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局面，经过一个世纪的整合和扩展，科学和技术早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实现再发展的基础与工具。科学作为外在的知识体系，有其客观的真理性，但对发展人、掌握人的行为，尤其在涉及人与国家行为的发展上，则有其工具性。在当今时代，甚至每个人的境况及欲求本身都有导向科技发展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对技术需求一定要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正如有了量子力学，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基于量子力学原理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如互联网发明、太空旅行、医疗设备研制，甚至包括涉及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等。
然而，并非凡是科学能够支撑、某些人有欲求的技术就应该发明和得到推广。我们必须关注科技真正的实用性与其运用上的道德问题。尤其在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我们不能不从整体伦理学来考虑其道德的实用问题。 也就不能不做长远的后果与整体安全的思考。我们“对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最后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超出了科技发展上的考虑，而面向了一个对人的道德伦理上的考虑或诉求。这当然需要一种新的觉醒。
量子力学使我们认识到了宇宙的变化性在于其根源上的变化性，让我们更能赞赏易学的深刻智慧。在此之前，人们较少考虑到宇宙的变化对人类存在的重大影响。这就需要人们要具备一种新的智慧来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宇宙的变化到底意味什么？宇宙是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 一个完全没有确定性的存在？甚至是不是代表一种虚幻？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否具有绝对性？或将把宇宙带向全面的熵？透过当代物理学的最新研究，人们是否可以看到一个“宇宙再生的道理？
实际上，中国的易学，对科学的宇宙观早已经有一种很好的提示，即宇宙是生生不息的。 阴阳的不断和合及互化，就包含一个不断再生的原理。宇宙是生生不息的这个假设，应该成为一个科学假设，需要通过科学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这很有可能是促进新科学发展的一个线索。对此，我们不妨将源自中国哲学的上述说法或者推论当作一个掌握科学再发展的根源来看待。
总之，我们要通过掌握科学与人的关系，透过中国哲学包含的智慧，彰显宇宙的生生不息、宇宙的整体性和宇宙启发之善。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如何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结合这一问题上，也需要一个觉醒。这要求我们的教育，不仅是单纯地关心与恢复国学，而是要在挖掘与弘扬中国哲学传统精神的同时，尤其在促进科学发展的意义上，把中国文化带到时代最前端的地位。
结 语以上是五种不同方面的觉醒，在对宇宙自然认知上的觉醒、在对生命与文化感悟意义上的觉醒、在对社会发展与道德建设的觉醒；在对政治与经济新涵义及相互作用的觉醒；在对中国哲学在新科学宇宙观建设或科技发展上的觉醒。无论是哪种觉醒，都意味着人对自然、经济和社会要有一种新的知觉或认识，都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挖掘、阐释与弘扬，都意味着我们自设要探索中国文化的精义来开创一个崭新的世界并且兼具智慧与知识的世界观。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兴起必须建立在这五大觉醒之上。
人类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认知天地、发展人性和建立一个真善美的和谐世界。
基于以上五个觉醒，我们还可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整体的觉醒，因为人类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人类的持续往前进步，就意味着必须要有新的科学、新的人文、清醒的良知、宽厚的仁爱和精微广大的本体诠释意识。当我们具备了一个综合性的整体觉醒时，人类存在的素质才得以真正提升。 它代表人类突破了自身的精神束缚，由此能够产生新的能量，解决当前人类面对的诸多问题，包含如何寻求永久和平的问题。也就是人的社会必须进入一个建立在改革自新、虚怀包容基础上的人类理性与良知的再启蒙时代！为此，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应该发挥出博大融合的智慧，把古典儒学的刚健而厚德的精神、古典道家的简朴而开放的精神、中国佛学的超凡而悯世的精神，结合西方从18世纪以来的上下求索开天辟地科技精神，在易学与宋明理学深思而精微的思考能力，以及现代抽象思维或逻辑基础上，将中国与西方相互影响与比较的思考及研究维度，调整到面向人类的共同未来的角度和高度。中国文化及其哲学与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可以相互营养、激荡和促进，开启一个人类文明的灿烂繁荣的新世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或进而上升，或落入深渊。 面对人类的未来与出路，先知如何觉后知，先觉如何觉后觉，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
多年来，我在文化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思考中，探索周易的本体哲学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价值问题。我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和现代意义。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特别强调易学哲学开发的重要性，更重视儒学与新儒学甚或新新儒学的探索，甚至将此等研究的精神扩展到一个包含科学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框架之中。 我在夏威夷大学不仅每年开一次易学哲学或儒家哲学研究课程，也每两年开一次科学哲学或知识与诠释学的研究课程。
在易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同时强调儒家的人文创造精神和道家的自然创造精神。这是我自身的哲学的自觉或觉醒，我盼望这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社会性的觉醒。我盼望中国文化的再创造和再发展，盼望人类的文化因中国文化的贡献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盼望科学也因中国哲学的推展而获得新的启示，而中国哲学则因新的科学的进展而开发出新的时代生命，更盼望人类社会的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精神的促进下实现再整合！
在这个理解与愿望之下，中央编译出版社提议我编一本自己对《易经》研究基础上的著作，促使我对我的相关论文有所整合，并对之命名为《新觉醒时代》。对此，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过去有很多对文化的感受和思考，分别表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主题的文章中，现在我把它们整合起来，体现为五个部分：一是中国文化与文明对话；二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系列化；三是中国易学本体的诠释、儒学精神的创化；四是儒家伦理与道德的开展；五是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探索。我在这五部分主题下发展的文章， 用以彰显我所阐述的当前人类对浅说五大领域内涵的及其问题的觉知。 尽管仍然有收录不全的缺少，甚至未能涵盖我举出领域的全貌，但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反映了我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我将自己有关易学和本体诠释学方面的工作放在了另一本文集里去发挥，在本文集中，我把重点摆在了文化觉醒、道德觉醒、政经觉醒和科技觉醒等方面。我希望在这些方面做出新的启发与贡献。
我相信籍此文集能够让人们对当前人类历史性的变化有新的自觉与醒悟！我还感谢其他学者和朋友们的帮助，尤其要感谢奚刘琴博士在选择文稿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也感谢康大臣博士在我准备本文集序言时所提供的实际帮助！他们在受我邀请来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人期间做出了杰出的学术成绩。
是为序。
（此文摘选《新觉醒时代》） |
成中英教授简介
Prof. Chung—Ying Cheng
成中英，1935年11 月8 日（农历9 月29 日）诞生於南京，父亲成惕轩先生，母亲徐文淑女士。
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知名校友成中英教授在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并入哈佛大学深造，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祖籍湖北省阳新县。是美籍华人学者，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世界著名哲学家、著名管理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国际易学导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主席，IACEDM 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70年代曾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兼主任，自1983年起，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同时兼任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致力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做出巨大贡献，是《中国哲学季刊》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中国哲学高级研究中心、远东高级研究学院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和主席，国际中国管理与现代伦理文教基金会的奠基人。创立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并兼校董会总监兼任校长，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高级顾问、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客座教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1973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并为《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倡导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1978年主持“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致力促进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弘扬中国思想文化。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名誉主席。创办：美国国际东西大学（INTERNATIONAL EAST WEST UNIVERSITY），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现任荣誉会长），国际易经学会（现任主席），兼任英文中国哲学季刊总编辑。为中国哲学发展贡献颇多。研究领域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及本体诠释学。治学基本思路：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学术著作：《儒家哲学论》、《本题与诠释》、《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成中英自选集》、《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等，及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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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年谱
《成中英已出版的中文学术专著》
1.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1974年3月
2. 《科学知识与人类价值》，三民书局（台北）， 1974年4月
3.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 1985年
4. 《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1986年
5.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与「现代」理性的结合》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1988年
6.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1989年
7. 《世纪之交的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1
8. 《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 ， 1991
9. 《中西哲学的会面对话》 (专书) ，文津出版公司(台北) ， 1994
10. 《 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东大书局（台北）， 1995
11.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论文集，李翔海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1996
12. 《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1996
13. 《 21世纪:经济竞争力与文明说服力》，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 1996
14. 《智慧之光：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应用》，与周翰光合着，中国纺织工业大学出版社(上海)
15. 《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16. 《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2001年
17. 《创造和谐》 (专书，论文摘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2002年
18. 《道与心: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2003年
19. 《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2005年
20.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5年
论文年谱
《成中英中文论著编年》
1965
“哲学与科学知识”，载《大华晚报》（台北）， 12月24-25日
1966
“当代归纳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载《鹅湖月刊》（台北）
“自方法学观点论科学发展基础”，载《新世代》（台北）， 8月
1967
“近代逻辑的意义内涵及与语言的关系” ，载《思与言》，第5卷第2期， 1967年7月15日。
“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载《大学杂志》（台北）， 1/2月
“当代中国哲学之发展世界的意义”，载《东方杂志》（台北）， 11月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载《出版月刊》（台北）， 3月
1968
“战国儒家思想之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报(台北)
1969
“文学语言及哲学语言”，载《东方杂志》（台北）， 11月
1970
“四度空间的作学问态度” ，载《思与言》 (台北) ，第8卷第1期， 1970年5月15日。
1973
“哲学与思想”，《出版与研究半月刊》 (台北)
1974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3月
“论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载《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哲思偶得”，载《东方杂志》（台北）， 7月
“论致中和与致良知”，载《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三民书局（台北）
《科学知识与人类价值》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4月
1975
“从哲学看文学:论文学四义与文学十大功能”，载《中华文学》（台北）， 7月1日
“中国哲学之再生与挑战”，载《中国论坛》（台北）
1976
“人性体验与人性哲学”，载《东方杂志》 （台北）， 1月
“论人性哲学与人性体验”，载《东方杂志》（台北）， 1月
“论安乐死”，载《中国论坛》（台北）， 11月第3卷
1977
“复兴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哲学”，国立台湾大学研究学报， 5月
“论人权的人性本质与理性基础”，载《新世代》 ， 10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美国研究论文集》，淡江学院（台北）
1978
“再论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载《时报杂志》（台北）， 7月31日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东方杂志》（台北）， 1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东方杂志》（台北） 2月
“现代化的哲学意义与理性基础”，载《中国时报》（台北）， 7月31日
“论人权的人性本质与理性基础”，载《中国论坛》（台北）， 8月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载《中央日报》（台北）， 7月31日
“论明儒学案中的明儒气象”，载《幼狮月刊》（台北）， 4月（分两部分）
“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载《幼狮月刊》（台北）， 4月
“自学术与历史观点评中国大陆批孔运动”，载《东方杂志》
1979
“孔子政治哲学与中华文化复兴”，载《中华文化发展月刊》
“文化自强之道”，载《中国论坛》（台北）， 6月10日
1980
“序当代墨家研究”，载《墨辩研究》，钟裕联主编，台北：三民书局
“中国的昨日,今日明日”，载《中国论坛》（台北）， 10月
“美国哲学之发展及其未来”，载《美国议论文集》（台北）
“从‘见林不见树'与‘见树不见林'说起:兼论文化内涵之层次与文化创造之目标”，载《中国论坛》（台北）， 12月号
“现代科技下的生活形态与传统文化:一个对未来的透析”，载《中国论坛》（台北）， 3月
“发展孔子‘文，行，忠，信'的教育哲学”，载《中央日报》（台北）， 9月28日
“谈情说理”，载《妇女杂志》（上海）， 10月
“论中国哲学”，载《时报周刊》（东京） ， 8月
“论孔明的正义观”，载《中国人》， 10月
“论文化建设”，载《中央日报》（台北）， 9月7-8日（分两部分）
“现代科技下的生活形态与传统文化:一个对未来的透析”，载《中国论坛》（台北）， 3月
1981
“文化与民族性格与心理”，载《政治思想学刊》， 11月
“生活素质的哲学分析”，载《台湾经济学刊》， 12月
“朱子哲学中的方法,知识和真理观”，载《鹅湖月刊》（台北）， 12月号
“易经中的理与情”载《幼狮学志》（台北）， 12月号
1982
“朱子与豚之家人辩证与考析”，载《中国文化复兴月刊》（台北）， 6月
“做一个现代中国文化人”，载《我是中国人》，中正书局（台北）
1983
《近代逻辑暨科学方法学基本名词辞典》 （成中英主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2月
“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与‘大学问'所涵摄的知识问题---兼论朱子‘理'的创见”，载《东吴大学哲学系传习录》，东吴大学（台湾）
“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1月
“原性与圆性: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疏与融合问题兼论心性哲学的发展前景”，载《鹅湖学志》（台北）， 12月
1984
“当代新儒学与新儒家的自我超越:一个致广大与尽精微的追求”，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8月
“方法概念与本体诠释学”，载《中国论坛》（台北），第19期
“中国哲学范畴的特性”，载《哲学研究》（北京），第12期
1985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专书)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孔子政治哲学与中华文化复兴”，载《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禅的逻辑” (英文稿) ，载《东吴大学哲学系传习录》（第4期），东吴大学（台湾）
“建立中国的管理哲学”，载《中国论坛》（台北）， 20 ： 6
“论柔性攻势与内部转化”，载《中国战略学刊》，中国战略学会（台北）
“人性哲学，文化输出与统一中国”，载《光复大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湾），
“谈如何发扬中华文化---以促进世界大同”，载《宪政论坛》（台湾），
“整体定位应变创新”，载《实践月刊》（台北）
“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载《汉学研究》，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台湾）， 6月号
“中国哲学之再生与挑战”，载《挑战与再生》，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
1986
《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载《中国论坛》（台北）， 6月号
“从禅宗的‘本体论诡论'到欧美佛学研究的现况”，载《当代学人谈佛教》，东大图书公司（台北）
1987
“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 ，载《中国论坛》（台北），第275期。
“中国哲学当前的核心与周边问题”，载《哲学杂志》（聊城）， 8月
1988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从本体诠释学观点论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北京）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与「现代」理性的结合》 (专书) ，三民书局（台北）
“《周易》的‘时中'观念与孔子思想”，载《中国哲学》（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北京）
“禅佛教---显密融合的基础”，载《世界显密佛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台湾）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载《学术月刊》，第1期（上海）
“易经管理系统及其应用: ‘ C '理论(上) ”，载《决策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北京）
1989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专书) ，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
“创生性范畴之分析---论怀德海与宋明儒学之类同与分野”，载《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北京）
“孔子哲学中的创造性原理---论生即理与仁即生”，载《幼狮学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台北）
“评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理论分析与实征研究”，载《中国论坛》（台北），
“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载《新华文摘》 (北京)
1990
“禅的诡论与逻辑”，载《中华佛学学报》第三期， p.185-207 ，中华佛学研究所（北投）， 1990年4月
“‘易'的象,数,义,理一体同源论”，《周易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
1991
《世纪之交的抉择》 (专书) ，上海知识出版社
《文化、伦理与管理》 (专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
“方东美的本体论架构”，载《方东美哲学国际研究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载《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1992
“论儒学与新儒学中的宗教实在与宗教认识”，载《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易经》的方法思维”，载《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
“《易经》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载《周易与现代化》，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
“本体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访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教授”，载《哲学研究》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成中英教授再谈本体诠释学”，载《哲学动态》，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追求民主精神培养民主人格”，载《中国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义与中国文化》，海外华侨布道团（美国）
1993
“东亚经济发展与广义的儒家伦理所扮演的多种角色”，载《黎明大学学报》，黎明大学（中山）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 C理论的提出及应用”，载《东方文化与现代经管》，法住出版社（香港）
“论易哲学与文化圈” , 《周易研究》（济南），第15期
“论朱子哲学的理学定位与其内涵的圆融和条贯问题”，载《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
“西方管理危机与儒家人性智慧---序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载《哲学研究》第3期（北京）
1994
《中西哲学的会面对话》 (专书) ，文津出版公司(台北)
“占卜的诠释与贞之五义——论易占原初思想的哲学延伸”，载《中国文化》（北京），第1期
“占卜的诠释与贞之五义——论易占原初思想的哲学延伸”，载《中国文化》（北京），第2期
“本体诠释之教育哲学:人本诠释方法和今日世界智性教育与德性教育之整体模型”，载罗国杰主编《东方伦理道德与青少年教育》（上海）
“从禅悟的观点论海德格，道元与彗能”，郑振煌译，载《中华佛学学报》（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第7期， p.264-285 ， 7月
“从哲学传统对话中理解儒家人学的独特价值”，载《中华文化论坛》（四川）
“研讨‘实学'的六封信---第一封信”，载《学习》，人民出版社（北京）
“一些对当代学术的思考”，载《跨越21世纪的出版视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1995
《 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 (专书) ，东大书局（台北）
“论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载《中国哲学智慧透析》，华夏出版社（北京），
“论‘观'之哲学涵义兼释《观卦》”，载《国际儒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北京），
“原性与圆性: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疏与融合问题”，载《汉学研究》，汉学研究中心（台北）
“中国管理哲学与比较管理研究”，载《社会科学--- C理论与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1996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论文集，李翔海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北京）
“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兼论本体诠释的涵义”，载《安徽师大学报》（芜湖）第2期
“本体诠释学是什?”，载《唐都学刊》，第4期
“交叉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载《天津学报》（天津）
《论中西哲学精神》 (专书) ，东方出版中心（上海）
《 21世纪:经济竞争力与文明说服力》 (专书)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
“儒学与现代性的整合:探源与重建”，载《国际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学术交流---儒学和现代管理问题”，载《国际社会与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易经讲座(一) ---周易位与时的现代意义及C理论的发展”，载《中华民国周易学会八十五年年刊》，中华民国周易学会（台湾）
1997
《智慧之光：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应用》，与周翰光合着，上海：中国纺织工业大学出版社（上海）
“本体与实践：牟宗三先生与康德哲学”，载《中国哲学史》（北京）第2期
“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与本体思考：知识与价值的逻辑辩证统一”，载《学术月刊》（上海），第3期
“社会变迁与文化转通的核心问题:知识与道德的平衡与整合”，载《中华文化：发展与变迁》（马来西亚）
“所涵摄的知识问题---兼论朱子‘理'的创见”，载《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州教育出版社（贵州）
1998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北京），第1期
“整体性与共生性：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的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杭州）第2期
“二十一世纪的东西文化融合与大学教育的使命”，载《中国文化论坛》（四川），第19期
“现代新儒家的复杂命题”，载《学术界》（合肥） ， 6月号
1999
《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 (专书) （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
“成中英先生访谈录（之一）”，载《贵州大学学报》（贵州）第1期
“有必要发展一个全球性的德性伦理”，载《跨文化对话》，第2期
“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载《江汉论坛》（武汉），第6期
2000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儒学及儒商的定位”，载《孔子研究》（南京），第2期
“人性与东西方管理的分野”，载《北方经济》，第12期
“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何?本体诠释学”，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本体诠释学与当代精神”（与潘德荣合作），载《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
《本体与诠释》（主编），三联书店（北京）
“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未来”，载《东瀛求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北京）
2001
“世纪会面”，载《本体诠释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学诠释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载《本体诠释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 (专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上），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1期
“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2期
“ 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北京），第6期
“二十一世纪的新探索:天道,人性与文明”，载《儒耶对话新里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
“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语言---中国哲学的诠释和重构”，载《分析哲学——回顾与反映》，四川教育出版社（成都）
“自楚墓竹简老子分析道家观点”，载《诠释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载《新化文哲》 ，第4期
“道德自我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哲学基础”，载《东岳论丛》，第6期
2002
《创造和谐》 (专书，论文摘录)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载《文史哲》（济南），第5期
“本体诠释学体系的建立：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第5期
“文化自觉与文明挑战”，载《文史哲》（济南），第3期
“论东方德性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载《浙江学刊》（杭州），第5期
《本体与诠释第二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3
“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载《南昌大学学报》（南昌），第1期
“诠释空间的本体化与价值化”，载《本体与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本体诠释学洞见和分析话语”，载《本体与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北京)第1期
《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第三辑)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2003年
《道与心: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文化自觉与文明挑战”，载《文史哲》（济南），第3期
“对哈贝马斯路的儒学反思”，载《思想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4
“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中西融合之道”，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北京），第1期
“中国美学中美的动态变化过程：诗画交融的创造性和谐”，载《世界哲学》（北京），第2期
“本体释学的本体结构:兼论中国哲学的诠释定位”，载《第一届中国文哲之当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台北）
“本体诠释学三论”，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真理与道”，载《世界哲学》（北京），第5期
“中国哲学中的人类意识：结构和发展”，载《江西社会科学》（南昌），第9期
“全球化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交融”，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青岛），第6期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载《东方论坛》，第5期
“儒家和道家的本体论”，载《人文杂志》，第6期
“发扬中国哲学的融合力量与中国文化、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东学西渐的途径探讨之一”，载《东方论坛》，第6期
2005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语言和本体论批评”，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洛阳），第1期
《成中英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出版。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 (专书) ，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