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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谈论管理，往往不能不首先谈到作为管理主体的人。这在历来重人治轻法治的中国古代社尤其如此。因此，在中古代管理思想史上，关于用人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进行了解。 一、事业成败关键在于得人与否 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下。这一得一失之间，正是大凡事业成败的关键之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经天下的人，都莫不极尽智虑以求得人得民。所谓得民，就是赢得黎民百姓的拥戴；所谓得人，就是得人中之杰，得人才。《尚书》中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没有一定数量的人民，邦则不邦，国则不国，军队、企业或者其他各种组织也是如此。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管仲说：“政之所行，在顺民；政之所废，在民心。”《管子·牧民》孟子则说得更为精辟透彻。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姜子牙在相传为其所作的《六韬》中说，治国之要首先在收揽天下民心。《六韬·卷一·文韬·文师第一》传说汉初有个叫黄石公的著有一部《太公兵法》即《三略》，并授给了张良。在该书中，黄石公认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并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本，则政行而无怨”。《三略·上略》中国古代这些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战略思想，从两个方面对我们今天的组织管理者来说有所启示和教益。譬如说企业，首先，企业的生存在于争得市场的一席之地。市场占有率越高，企业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企业也愈加发展壮大。所谓占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赢得顾客和客户。对于企业来说，市场就是天下，顾客和客户就是人民。得客户之心者得市场。企业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要始终不断和最广泛地争取客户。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第三节第一部分中继续论及。其次，企业的兴衰既与是否赢得外部广大客户的民心息息相关，也与企业的管理者是否赢得企业内部员工的民心紧密相关。一个离心离德没有凝聚力的企业不可能在竞争的市场中生存下去。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篇》春秋时楚国的斗廉说：“师克在和不在众(意即军队获胜在于官兵团结内部巩固而不单纯在于兵力众多)。”《左传·桓公十一年》《淮南子》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又说：“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管子·形势篇》市场恰如战场。指挥员只有赢得士兵的拥护，上下团结一致，军队才能取得胜利。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只有赢得部属员工的忠诚，内部一团和气，企业才能获得成功。 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之人或者论国谈兵之人，重得人才更甚于重得一般民众。因为实践中得人才与否往往与事业成败直接相关。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者即指人才。继姜太公吕望在周王朝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周公姬旦就十分重视广揽天下英才。他曾谆谆告诫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历史上盛赞周王朝有所谓的“成康之治”。这盛世治局的出现，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政治家周公旦“礼贤下士”的政策措施。春秋时期经商出身而后相佐齐桓公达四十年的管仲和战国末期辅佐秦王统一中国的李斯都拿高山大海的胸怀和气度来作比喻，说明欲成就一番天下大业的人，对于人才都是不厌其多的。管仲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篇》李斯也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谏逐客书》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众贤而已。”“尚贤为政之本。”《墨子·尚贤上》汉高祖刘邦曾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古文观止·求贤诏》这里的周文即周文王。他拜姜子牙为军师，后又擢其为相，使不过百里的西戎小国周国三分天下有其二。后来，姜子牙帮助文王之子周武王最终消灭了商王朝，一统天下。齐桓即春秋五霸之道齐桓公姜小白。他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刘邦认为，周文王、齐桓公之所以成就一番江山大业，传名千古皆因分别得有姜子牙、管仲二贤之力所致。可见，刘邦对有王佐之才的人评价很高。此外，刘邦本人在取得天下登基后不久的一次庆功会上总结经验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从自身和项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由衷地感叹人才是事关功业成败的根本。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尤其重视人才之于事业的重大作用。从建安八年至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曾四次颁布求贤令。道道求贤令，字字真切，句句动容，其思慕人才之心非常真实非常迫切。自古及今，真正做到把得人才与否放在攸关功业成败身家性命之地步的，当首推曹操。建安十三年，他在《短歌行》之二中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此，曹操借高山大海为喻，抒发了自己广纳天下人杰才俊共创大业的广阔胸襟，并以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姬旦自比，表示要像周公那样礼贤下士，使天下人心都归向于他。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子废立操于军阀权臣之手，各路诸侯纷纷拥兵自重，相互征伐不已，神州已乱，国已不国，黎民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当此之际，曹操能由小至大，由弱至强，削平中原诸侯，统一北方，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应该说，这从曹操海纳百川的云水襟怀和不拘一格招纳人才并唯才是用的用人之道中得力良多。以贤明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亦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同上书因此，他广泛罗致人才为己所用，甚至取才于敌，如猛将尉迟敬德乃是取自宋金刚的降将；又如平定塞外大患屡建奇功的李靖，原为隋朝名将，曾因很早识破李渊的造反意图，赶赴江都告发，但在滞留长安途中被李渊擒获，李渊为泄私愤，下令斩杀，而李世民却十分敬重李靖的军事才能，一手将李靖救下，并加以重用，因功拜兵部尚书、尚书仆射，封卫国公；再如曾力劝李建成及早将李世民除掉的原太子府谋士魏征，也是因为太宗爱惜魏征有智灭刘黑闼的才干，在他夺得皇位之后，不计旧怨，对魏征照样量才授职，加以重用，言听计从，按功绩由谏议大夫，累迁秘书监、侍中，封郑国公。不仅如此，李世民登基后又大办学校，大兴科举，大量培养和选拔人才。仅国子学一项，学生人数就达八千多人。这比隋文帝时的七十多人多一百多倍。在他身边集聚的人才之多，水平之高，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在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史上，还有不少人论述了人才和事业兴衰之间的关系。如东汉的桓谭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桓子新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集·举措第七》十六国时期前秦大臣高泰说：“治本在得人，……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说：“行道之本，本于得贤。”《白氏长庆集·卷四六·策林·尊贤请厚礼以致大贤》继《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之后有代表性的杂家著作或传为刘勰所撰或传为刘昼所制的《刘子》中说：“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倚楫也。车摧轮则无以行，舟无楫则无以济，国乏贤则无以理。……立政致治，折冲厌难者，举贤之效也。”《刘子·荐贤第十九》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北宋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范仲淹说：“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范文正公集·卷五·选任贤能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颇有作为的清圣祖康熙皇帝说：“政治之道，首重人才。”《清圣祖实录》卷四四清世宗雍正皇帝也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又说：“从古帝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上谕内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谕》从上述看来，中国古代谋国治国之人莫不重视贤能俊士对于天下得失和国家兴衰的重大作用。现代社会中的企业欲驰骋于市场，竞争于天下，同样需要极力招揽各种人才，以谋求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些人才无疑应当门类广泛，种类齐全。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争取人才的竞争。谁赢得了人才的比较优势，谁就赢得了胜利，谁就赢得了未来。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特别是在兵家的论述中，还有重视赢得帅才将才的思想。如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将无能，累杀千军。”又如所谓“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孙子将精通军事的将帅视作掌握人民生死命运的人和国家安危的主宰。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失之国亡。”《吴子·论将第四》《六韬》中说：“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六韬·龙韬·论将第十九》曹操曾在用兵关中战后讲评时说：“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意思是，敌军虽然众多，但是互不统属，军无主帅，一举即可消灭。唐代政治家陆贽说：“克利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陆宣公奏议·卷一·奏草·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上述思想言论表明，中国古代历来十分重视军中将帅人选是否合适得当。管理企业犹如治军，同样需要精当的企业各级主管。俗说话：“一家人吃饭全靠当家的。”企业的各级主管就是企业及其各部门的当家人。正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所言，“用错主管赔大钱”。当家人必须挑选精当，不可错置。先配将，而后配兵。无论是在什么组织之中，得民心，得人才，总是事业兴旺和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察人识人乃用人之先 汉代学者班彪在《王命论》中总结汉高祖刘邦之所以兴得天下，盖因五种原故，其中之一即知人善任。其实，做帝王君主也好，做将领统帅也好，做企业主管也好，欲事业顺利发达，均须知人善任。而欲善任部属群僚，则当先有知人之明。《尚书·皋陶谟》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意思就是能识别人的贤愚善恶的人是个聪明人，这样的人能够统御他人。 知人一般包括两个环节，即察人和识人。察即考察，或者说是从旁仔细观看调查之意，这是个动态的过程。识即识别，或者说是根据观察所得之材料辨别认清对象之意。察而有识便是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丰富而有价值的关于知人的论述颇多，构成了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春秋时管仲认为，看人的喜好和厌恶所在从而可知其长处和短处何在，看人的交游即可知道其品德如何。他说：“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管子·权修篇》晋代傅玄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太子少傅箴》同此道理。此外，管仲还认为：“必诺之言，不足信也。”老子也说：“轻诺必寡信”《老子·第六十三章》，就是说，轻易许诺他人的人靠不住。管仲还说：“小谨者，不大立”，即谨小慎微的人干不成大事。中国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一般将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他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第一》，“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意即君子能够团结大多数而小人偏爱搞小团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是说，君子保存自己固有之善，小人沉溺于所处之安乐；君子守法，小人贪利。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即说君子懂得大义，小人只知私利。在孔子看来，考察、识别一个人应当“不以言举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论语·为政第二》，即是说，看一个人的行为，看一个人办事的方式，看一个人的爱好。人怎么伪装得了呢?真实行为是难以做作的。孔子不仅反对以言举人，也反对以貌取人，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了以言貌取人的教训。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历史上，以言谈取人，战国时赵国曾失于赵括，三国时诸葛亮曾失于马谡；以相貌取人，刘邦差点失去韩信，刘备差点失之庞统。此外，孔子还提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思想，也就是说，凡毁誉之言，必须要深察，不可轻信。 道家始祖老聃关于察人识人的论述贯穿于他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他说：“大直若屈，大巧若诎，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意即真正耿直的人性格不外露，表面上好像逆来顺受；真正灵巧的人不炫耀自己，表现上似乎很笨拙；真正能言善辩的人平时不外显，说话好像很迟钝。林逋说：“小人诈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悦之者众；君子诚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省心录》苏东坡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苏东坡集·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诸如此类，都与老子关于知人的论述思路一致，也正如常言所说人不可貌相之意。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周，针对如何不被外表的假象所迷惑而窥测人的内心这一问题，在其《列御寇》一文中，假托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谡而达，有坚而缓，有缓而钎，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换成现代话就是，人心比起山川来还要凶险，了解人心比知道天还难得多，因为天有春夏秋冬和时间上的早与暮，这些都容易掌握。而人则难知多了，有的人容貌敦厚，内心深沉而不外露，外表像个谨厚的样子，而行为却骄溢；有的人貌似长者，其实品行不端；有的人外表上看似圆顺，但内心却刚直；有的人看起来样子很坚定，但内心却怠慢；有的人看似缓和，可是内心却是急性子。所以，这样的人趋义急如饥渴，一遇事态变化，弃义如同避开炎热一般。因此，作为君子的领导者，可让他到远方去，观察他是否忠诚；让他在近旁，便于观察他谨慎、敬重的情况；分配给他繁难的工作，检视他的才能；向他突然提出问题，考察他的智力；给他短促的期限，观察他的信用；把钱财交付他保管，试探他的廉洁；告诉他当前处境的危险，观察他的节守；用酒把他灌醉，察看他的仪表；将他置于有女色的地方，观察他的操守。尽管这在“察人”的方法上有点“不择手段”，但是说明了古人在这个方面所费之心机。 战国时荀况在《君道》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考察和识别人的方法。他说：“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也就是说，用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考查，看他能不能坚守本分，有没有自我慎独的精神。给他变换一下生活环境，看他能不能应付事态的变化。给他创造安逸舒适的生活条件，看他能不能做到不流于淫荡。连续让他听各种颓废的歌曲、接触妖冶妩媚的女人，操掌一定的特权，激起满腔的愤怒，经历患难和险恶的环境，看他能不能抗拒腐蚀，保持优良的道德作风。 中国古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的《六韬》中曾有一段如何考察将领的方法。该书借姜太公之口说，士的外表和内情不符的有十五种情况，有的外似贤良而内实不肖，有的外似善良而实为盗贼，有的外似恭敬而内实不逊，有的外似谦谨而内不至诚，有的外似精干而内无才学，有的外似浑厚而内不诚实，有的外多计谋而内不果断，有的外似果断而内无作为，有的外似老实而内无信用，有的外似动摇而内实忠诚，有的言行过激而作事却有功效，有的外似勇敢而内心惧怕，有的外表严肃而内实平易近人，有的外貌严厉而人心温和厚道，有的外表虚弱、貌不惊人，但受命出使，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没有完不成的任务。用什么办法可以真正了解他们呢?书中提出了所谓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提出问题来考察其理解的程度；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详尽追问而考察其应变能力；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间接打探以考察其是否忠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坦率交谈以考察其德行；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管理财务以考察其是否正直廉洁，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用女色相试以考察其操守；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之以危难形势以考察其勇气；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使其醉酒来考察其真实神态。《六韬·龙韬．选将第二十》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的人才学家刘劭，曾写下了一部关于人才问题的专著《人物志》。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要全面，不能片面。为此，刘劭提出了鉴别人才的“八观”和“五视”之法。所谓“八观”，就是“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人物志·八观》换句话说，就是要观察其援助哪些人、剥夺哪些人，以了解他的社会地位；观察其感情的变化，以了解他的品德；观察他的气质，以了解其将来的名声；观察其动机，以了解他是公正批评还是攻讦；观察其爱敬，以了解他感情的通塞；观察其动机，以了解他的志向和兴趣；观察其长处，也要注意他的短处；观察其聪明程度，以了解他的见识。所谓“五视”，就是“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人物志·效难》 由于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观察人才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偏颇谬误。为了避免这些偏差，刘劭又提出了识别人才的“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人物志·七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说过：“夫人之性最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四曰先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诸葛忠武志·心书·知人》唐朝的魏征亦曾提出过所谓“六观”的考察和识别人才的方法。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贞观政要·卷三·择官》魏征的“六观”以及荀子的“四观”和刘劭的“五视”、“八观”都是通过人们在实际活动中的所做所为来考察识别人物，而庄子的“九征”和《六韬》的“八征”以及诸葛亮的“七观”，则都是从积极的方面主动着手全面地考查了解一个人。 另外，不从人的表象而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与成绩来考察和评价一个人，这也是中国古代很多人的看法。《汉书·文帝纪》中说：“古之选贤，傅纳以言，明试以功。”意思是荐举贤良，要全面地听其言辞，并要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其能力。汉代王符也说：“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与效验。”《潜夫论·交际》换成白话就是评定一个人，要根据他的志趣言行，批评与表扬，均要以事实为依据。王符还说：“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由不考试得然也。”《潜夫论·考绩》所以，在王符看来，人也须试之以事，考之以绩方可识别。唐朝陈子昂也曾说：“欲知其人，观其所使。”《陈拾遗集》北宋王安石说，考察官吏不能只靠耳目，不能只听一个人的反映，而必须看他的行动，必须通过实际工作来检验官吏的言行。《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清圣祖康熙认为有些人“口之所言与身之所行往往不相符合，”《清圣祖实录》卷八八对此要“听其言然后察其行”《圣祖御制文集·一集卷二六·讲筵绪论》。俗谚说：“相马不如赛马”，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晋代的葛洪认为，不能依据流俗而看待一个人。他说：“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俗有哗之毁而未必恶也。是以迎而许之者，未若鉴其事而试其用；逆而距之者，未如听其言而考其实。则佞媚不以虚谈进，良能不以孤弱退。”《抱朴子·广譬》曾担任过唐德宗宰相的陆贽，从自身长期从政任人的经验中得出认识说：“呐呐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朴忤逆者未必悖，承顺惬可者未必忠。”《陆宣公翰苑集·论朝官阕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宋人苏东坡从研史中得出看法认为，大凡有超世之才的人，必定有不合世俗口味的地方，并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其大，而其志甚远也”。《古文观止·留侯论》这些考察和识别人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的。 清代一无名氏编的《增广贤文》中有两句话叫做，“官清书吏瘦，神灵庙祝肥。”“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这倒也是一种知人之论。与此大意相仿，庄子曾说，“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庄子·盗跖》由上可见，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有见地的关于如何考察和识别人的方法和经验。即便如此，古人仍然认为知人不易。如王安石曾于公元1069年对神宗赵顼说：“人才难得亦难知。”《纲鉴易知录》卷七十司马光也感叹说：“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资治通鉴·魏纪》甚至连作为颇多的康熙皇帝也认为，“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实关于此。”《清圣祖圣训》卷二三以王安石、司马光和康熙等人之阅历犹且如此看待，可见真正做到知人决非易事。常言说慧眼识英雄，反过来说，英雄尚待慧眼识。真正能识别人才的人其本身见识就不在一般人之下。今天，教育考试制度逐渐健全和发达，各种资格证书尤其是由国家主持考试的高级资格证书，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很多种类的人才因此而易于鉴别。但一方面，知能脱节的现象不能排除，另一方面，关于人的品行和性情鉴定是无法用一次或两次的统一考试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今从事各种领导和人事工作包括企业管理工作的人，犹需从中国古代关于如何知人的思想言论中用心领会、体察和借鉴，或可有所教益。 三、既知人便当善任 使用人才是用人之道的重要环节。如何实现善于任用，中国古代先后提出了如下诸多的用人原则。 1.任人唯贤。《尚书》中提出：“任官惟贤才。”《尚书·咸有一德》可见，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提出了任人唯贤的用人主张。孔子在回答仲弓问政时也说“举贤才”。《吕氏春秋》和《左传》中都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请求退职，晋悼公要他推荐一个有才能的人继任，他推荐了与他有私仇的解狐。解狐上任不久死去，悼公又要他推荐，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包括孔子、韩非子在内，后人都赞扬祁奚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对他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外不避仇、内不避亲正是任人唯贤的要求和体现。 《大学衍义补辑要》中说：“欲得良将而用之，必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就是说，要想得到良将而任用他，就必须做到不因为关系不密切而遗忘他，不因为出身低贱而抛弃他，不因为有私人怨恨而疏远他，不因为曾犯过错误而废弃他。战国时荀况还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即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不必按照通常的官阶次序就提拔上来。汉代王符在《潜夫论·本政》中说：“苟得其人，不患贫贱。”三国时曹操说：“郡国所选，勿拘老幼”，用人“无限年龄，勿拘贵贱。”《魏志·文帝纪》，《魏志·王昶传》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以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房玄龄亦说：“用人但问堪否，岂为新故异情。”《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第十六》北宋时政治家包拯说：“常格不破，大材难得。”明太祖曾三令五申，用人应当“毋拘资格”，并说：“朝廷悬爵以待士，资格者为常流设，非为贤才设。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当不次用之。”《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一年》清世宗雍正在位期间也主张用人不拘限成例。他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石麟》并说：“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八年五月初六日·田文镜》他表示，“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朕即位以来，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贤无方，不可谓科甲之外遂无人可用，自恃科甲而轻忽非科之人，尤为不可。自古来名臣良辅，不从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屡有荡检逾闲者。”《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七月十三日》他还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布、按以上，各密保一人，“将其可胜督抚之任，或可以藩皋之任，据实奏明，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清世宗实录·卷八〇·雍正七年四月壬辰条》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历来主张任人唯贤。唯贤是用人的重要原则。只有唯贤，方可做到善任。 欲要唯贤，则用人便不计私仇，不论亲疏，不限年资，不拘贵贱，不循成例，不拘常格，唯贤是任。历史上，不计私仇前嫌，齐桓之用管仲，曹操之用张辽、张绣、陈琳等，李世民之用魏征；不拘贵贱，商汤之用伊尹，武丁之用傅说，周文王之用姜子牙，秦穆公之用百里奚，刘备之用诸葛亮，唐太宗之用马周等，都是非常好的先例。 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贤者一般指既有德又有才之人，若德才不能兼具，古代论者多取德于才之先。宋人司马光认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因此，他说，“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纲鉴易知录》卷七十三明太祖朱元璋也说，“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明鉴易知录》卷一清圣祖康熙帝一贯主张，“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圣祖御制文集·二集卷三八·张华以才学天识各重一时》当然，最好“才德兼优为佳”，但在“从来才德难以兼全”的情况下，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他甚至说道：“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圣祖御制文集·一集卷二六·讲筵绪论》 3.德功能三者皆备。在中国古代，还有人提出按德、功、能三个方面的标准用人任人的主张。如管仲说：“君之所慎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在管仲看来，用人不仅要视其德才如何，亦要看其有否功绩。曹操曾提出“明君不官无功之臣”《曹操集注》夏传才，中州古籍1986年版，第83页。。其本旨也是寓考核于任用之中。 4.不求全责备，唯才是举。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中国古代，论者大多反对按完人的标准要求用人。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据《初潭集》所载，齐桓公在任用卫人宁戚时说，用人不可“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汉武帝刘彻曾诏示天下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古文观止·武帝求茂材异等诏》刘彻认为，选拔人才，不必求全责备，只要有特长就应该使用。西汉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议也。”《文选·卷四十五·答客难》汉代班固说，“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疵细瑕”。《汉书·陈汤传》历史上治军治国卓有成效的曹操，针对东汉末年选官的积弊，更是坚决主张用人切勿求全责备，唯才是举。从建安八年至建安二十二年，他曾四颁求贤令。在第一道《论吏士行能令》中，曹操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集注》夏传才，中州古籍1986版，第83页。在第二道《求贤令》中，曹操又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曹操集注》夏传才，中州古籍1986年版，第123，153，162页。在这里，曹操把那些迂腐无用的取人标准一扫而光，把人无完人、慎勿苟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奴才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他那超凡不俗的远见卓识。实际上，曹操所用之人或拔于微贱如程昱、郭嘉、乐进、于禁、荀、满宠等，或是取用于敌如许攸、贾诩、张辽、张、徐晃、庞德、徐庶等，或是抛开私怨而信任如旧如张绣、陈琳等。曹操爱惜人才之殷切，任用人才之大度，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除开唐太宗李世民，实无人能出其右。 唐初贞观十二年，魏征在一次上疏中也说：“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纲鉴易知录》卷四十四唐代历史学家吴兢同样指出：“不以求备取之，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也。”《贞观政要·任贤》宋代欧阳修说，“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准诏言事上书》“限以资例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例，则取人之路广。”《欧阳文忠公集·再论台官下不可限资考札子》明太祖朱元璋为图江山大计，对曾经“仕元者”既往不咎。他认为这些人中不乏贤才。因此，他对这些人说，“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明史纪事本末·北伐中原》，积极争取其中有才干的人共创大业。 5.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用人之长，人皆可用；量才授职，人事相宜。战国时楚国大政治家大诗人屈原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卜居》他借此说明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大思想家孟轲的那句名言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即“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战国末期的吕不韦认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善用人者，应当是“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卷四·用众》春秋时齐国著名大夫晏婴也曾说：“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二十四》大思想家荀子认为“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相高下，视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商贾；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因此，荀子提出：“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荀子·儒效》诸葛亮也曾说过：“老子长于养性而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藏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集·论诸子》《刘子》认为，特定的事只可任用有特长的人去做，这样便事得其人，人事相宜。其作者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夫柽柏之断也，大者为之栋梁，小者为之橼桁，直者中绳，曲者中钓，随材所施，未有可弃者。”因此，其结论是，“君子善能拔士故无弃人，良匠善能运斤故无弃材”。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日知录·卷九·保举》他还说：“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资治通鉴》卷一明代王阳明说：“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因此不能求全责备，他说，“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此外，中国古代兵家关于用人之长，使人适其事，事得其人，也有不少论述，如所谓“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抚恤者，勿频斗，虑其劳疲而无勇也；善保守者，勿使进攻，虑其迟缓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与于决事，虑其犹豫也；多勇者，勿与谋，虑其过轻也。”《虎钤经·卷之一·人用·第三》“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攻也。”《武经总要·前集卷一·缺席一·料兵》 6.职责不同，要求不一。拟任之人必须是行家里手，知军晓事，这也是中国古代论者所加以强调的一条用人原则。大军事家孙武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兵法·谋攻篇第三》孙子认为，领军带兵之人必须熟谙军事，深知用兵之道，这是军队作战取胜的原则之一。孙子还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第一》明太祖朱元璋说：“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明太祖宝训·卷六·武备》孙子和明太祖的这些话都是强调将领的素质一定要符合将领一职的岗位职责要求，外行不得充任。 7.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也是中国古代所一贯倡导的重要的用人原则。春秋时管仲说，“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说苑·卷八·尊贤》管仲认为，使用贤才而不信任贤才，是同不知其贤和知而不用同样有损于争霸诸侯的大业。《三略》中说：“将可乐而不可忧……将忧则内外不相信。”《三略·上略》也就是说，对将领要充分信任而不可使他有遭到陷害的顾虑，对将领疑虑，君将之间就互不信任。不信任的后果是将领难以充分展示才华，从而有可能招致战争的失败。唐人陆贽说：“有疑则勿果于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衍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物于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让，见黜者莫得为辞。”《陆宣公翰苑集·请许台重长官举荐属吏状》宋代欧阳修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欧阳文忠公集·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古人认为，靠不住的人，断然不可任用，因为将事业托付给一个对其缺乏了解从而不可靠的人，不咎于玩弄甚至葬送事业。此乃基本前提。其次，既用之断不可复相疑之，因为即使所任得人，但上下相猜，有乖人和，事业亦决无成功之理。历史上，魏文侯用乐羊伐中山，秦王用甘茂伐韩国，曹操用荀留守许都，唐太宗用房玄龄留守京都等，俱是有名的用人不疑的故事。至于楚庄王绝缨会上不查唐狡，曹操于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并缴获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不仅不逐一点对姓名收杀，反而当众焚毁，则更是使君臣上下无由猜疑的明智之举。 8.官无常贵，能上能下。这一思想最早见之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墨翟。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换成今天人们常常所说的话就是，用人要按照贤能的标准和公正无私的原则，打破终身制，做到能上能下。这一思想主张虽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是不可多得的思想珍品。 9.人尽其才。“人尽其才”语出《淮南子·兵略训》，其意是让每个人都发挥其聪明才智。这一用人思想最早出自先秦韩非。他说，“力不敌军，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真正精明的管理者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才智要比一般人高明多少，而在于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充分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韩非指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韩非子·主道第五》为君应当“尽人之智”、“尽人之力”、“尽人之能”。 四、用人之道的其他方面 1.考核。考核是用人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对官吏进行任内或任后考核、考绩、考课，我国古已有之，如《尚书·舜典》中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春秋时管仲说：“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管子·七法》意思是，就是成才的人，不经过考核和试用，也不能轻率地加以收录使用。战国时军事家吴起认为，考核的目的是，“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通过考核，罢免无能和不称职的官吏，除去无关紧要的官员。 2.荐访。三国时诸葛亮曾说：“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举贤，必求隐处……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诸葛亮集·举措第七》在他看来，人才往往被隐藏埋没，如不深入查访，就无法得到。诸葛亮原是荆州刘表辖区内的一个隐士，人称“卧龙”，由于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刘备的三顾茅庐，才走向仕途，得有机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展示手脚。所以，他主张人君要到隐处求才，想必有切身之感。无独有偶，起自布衣的皇帝朱元璋与诸葛亮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一份诏书上说：“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居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壅塞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有没世而已哉?”引自《古代人才论浅述》唐溥生，安微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朱元璋认为，或许由于种种原因，真正的贤才多在林泉息影。因此，朝廷用人当于隐处求访。除求访之径，古人亦重人才自荐一途。毛遂自荐的故事人人皆知，其做法也为后人所称道，有的并且仿而效之。 3.培养。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在管仲看来，培育一次收益百次的是人才。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章句下》这是说自我培养和自我锻炼的重要性。王安石在给仁宗皇帝赵祯的《上时政疏》中说：“盖夫天下之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王安石认为，如果不大量培植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就不能保持政权。“众建贤才”是事关国家政权巩固与否的根本大计。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冬十二月，南宋皇帝赵构对大臣们说，“人才须素养。太宗置三馆养天下之士，至仁庙(仁宗朝)人才辈出为用。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耶?”《纲鉴易知录》卷八。由此可知，古人早已认识到，只有经过大量培养，才会有人才可供使用。 4.优待。韩愈曾经说过：“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古文观止·杂说(四)》韩愈用千里马和常马的区别作比喻，说明人有大才和小才之别。大才对社会和事业的贡献大，自应优待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裕的物质条件，以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三国时期曾任曹操参军的仲长统认为，给任职的官吏提供优厚的经济待遇，是使官吏忠于职守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用兵的要诀，在于有隆重的礼节和优厚的俸禄。礼节隆重，有智谋的人就会自动到来；俸禄优厚，有义气的人就会乐于效命。所以，用厚禄优待贤人，不要吝惜财物，奖赏有功的人不要拖延时间。用人的方法就是封爵位尊重他，给资财赡养他，有才的人就会自愿投效。 5.流动。东汉马援曾对光武帝刘秀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当择君。”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又如古谚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良禽择木而栖。”由此观之，中国古代对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已有了充分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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