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雅画像 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戈雅出生于山野小镇一个手工艺人家庭，从小早熟、任性、好斗。因为得罪了宗教界权贵，一再被控告、恐吓和追捕。戈雅骨子里反叛，却深爱绘画艺术。14岁那年开始学画，17岁去马德里深造，尔后又专程去意大利学习了几年。在意大利，他的绘画技巧有了飞速提高。回国的最初几年里，他画过一些教堂壁画，1775年他进入费尔南多学院任职，并被国王卡洛斯四世委为宫廷画师。  《奥苏拉公爵一家》 戈雅所处的年代，正是西班牙历史巨变、社会动荡的时期。作为时代的见证人和有良知的艺术家，他深切了解祖国和人民的苦难。在政治上，他倾向民主与和平，反对暴力和侵略；在思想上，他憎恨封建、愚昧，反对宗教狂热和恐怖；在艺术上，他厌恶循规守旧，反对矫揉造作的美学形式。虽然他是宫廷画师，经常周旋于王公显贵之间，但他却始终与他们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46岁时，戈雅聋了以后，在西班牙贵族妇女中依然很受欢迎。他是宫廷画师，贵族们找他画像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女人们尤其喜欢他。在她们眼中，戈雅是画家，更是男人——这种任性的风气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为皇后玛丽·路易萨半公开地有许多宠臣，皇帝查尔斯四世并不介意。贵族婚姻是权力联盟的产物，在此之侧，强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两位殿下的榜样，上流社会的交往中则不免产生许多风流韵事。 《伊莎贝拉·德·波塞尔》 画中人是西班牙一位翻译家的妻子、画家的朋友。戈雅以豪爽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塑造了一个西班牙年轻妇女的美的典型。画中人侧身转首看着画外，这使半身肖像产生动态的变化美，画家用心刻画人物的面部，那双明亮透露出自尊自信而坚定神情的大眼睛，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少妇充满青春生命力的健美身体和袒露的胸颈，隐含着诱人的魅力，她没有宫廷贵妇的娇媚和矜持，更没有珠光宝气，在朴实无华中表现出画家的审美理想和画中人的精神气质，是西方肖像画中的精品。柯尔宾斯基曾评论这幅肖像时就说过：“波塞尔的自然美和饱满的生命力，使我们心神迷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带给他的——他的大舅子佛兰西斯科·拜埃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国王的首席画师。20岁的戈雅没有考取马德里的皇家艺术学院，便去意大利学画。在帕尔马拿了一个绘画竞赛的奖，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学画。29岁，戈雅和约瑟芬·拜埃结婚。佛兰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义，熟读温德曼的艺术史。他赏识戈雅的才能，因此经常批评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画法。不过，他把戈雅带到首都马德里，帮他拿下了为皇家壁毯做设计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为他画了像。画像里没有反映多少尊贵和成就，而是一个眉宇不展，忧心忡忡的平凡人。 《尚雄伯爵夫人像》 戈雅为宫里所做的壁画系列，虽然模仿洛可可风格——这也许是皇后的要求，来自意大利的玛丽·路易萨瞧不起法国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订购衣服、油膏、装饰品。画中的人物模特是贵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玛哈)和平民男子(玛约)的衣服，歌舞游戏，虽然一切都少不了装模作样，戈雅自身的风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头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强做欢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动作，纯粹西班牙式的阴郁风景，都是日后狂想画的先声。 《裸体的马哈》 《着衣的玛哈》 在封建君主制的西班牙，笼罩着封建专制和黑暗的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一切人性的艺术受到摧残，因此在西班牙的绘画中很少有像意大利那样开放的人体艺术。委拉斯开兹的《镜前维纳斯》已是极为难得，而且还是借助于神话故事，而戈雅却描绘现实生活中的裸体玛哈，大胆地向禁欲主义挑战。作品中着意表现了人性美和人体美。 “玛哈”是西班牙语中“平民的少女”。画家画了两幅同样的构图的玛哈像，一幅是全裸体，另一幅则为着衣像，事实上画中女子并非平民，而是平民装饰的贵族女性。画中人究竟是谁呢？说法不一，大多数人认为是阿尔巴公爵夫人，这位美丽的夫人曾使画家倾倒，极有可能是为她而作，也有人说她是位富商的妻子。这位夫人十分美貌动人，尤其是她那温馨丰腴的肉体更诱发画家的创作冲动，画裸体因世俗所不容，画家同时又画了一幅着衣像以掩人耳目。据说后来画裸体的风声走漏，富商立刻寻找画家决斗，当这位鲁莽的商人提剑冲进画室时，看到的却是着衣的夫人躺在那里，这使盛怒的商人十分尴尬而去。这幅画的构图仍然没有超出乔尔乔内和提香创造的《沉睡的维纳斯》样式，所不同的是戈雅笔下的玛哈是世俗的，具有真实的血肉躯体，躺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之中。画家画裸体玛哈以全开放的造型，使玛哈的肉体和精神完全袒露无余。她双手枕于脑后，身体微侧，右腿微 拥着左腿略显羞涩之态，整个身体仰卧在绿色的土耳其长榻上，身上起伏富有流动的曲线变化，尤其是隆起的丰乳和突出的臀部，使身体的曲线变化形成节奏感；垫在身下的柔软的枕垫不规则的形态和褶纹变化与单纯的肉体形成对比变化。画中人注视着这个现实世界，隐含着难以捉摸的诱人的微笑。这幅画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审美效果：它既吸引人，又使人想躲避；她很美令人留恋向往，但是她大胆无忌地袒露胸怀，又使人望而生畏，人性的真诚和世俗忌讳的矛盾使这幅画神秘而迷人。 马德里的玛约、玛哈类似北京的顽主。他们以讲纯正、华丽的卡斯蒂尔语为荣，以穿着讲究、标致为荣，以身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为荣。他们的西班牙，坚忍刚强，嗜血而骄傲。人们喜欢狂暴的娱乐，不但男子必须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气。戈雅年轻时在马德里，有四年都做玛约打扮。短裤、宽腰带、斗篷，几乎能盖住脸的宽沿帽子，袜子上别着短刀。他在骨子里是个玛约。他的画里，这些扮成平民的贵族们，形貌、动作、情绪反应，无一不假。 在一幅画中，贵妇们扮成平民少女抛稻草人，稻草人柔软的肢体，“女孩们”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乐之下，没有真实的东西。戈雅对虚假和空虚的惊人把握，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画布上。虚伪，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东西，然而妇女们优美的姿态，红润的面庞，轻盈的运动，亦能取悦观众。 《农神吞噬其子》 这是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一幅名作。该作是戈雅晚年所绘制的《黑色绘画》系列中最为著名的一幅，以阴暗恐怖而闻名。画中是罗马神话中的农神萨图尔努斯为了防止儿子们夺权斗争而将他们全部吃掉。 肖像画是戈雅所擅长的，他一生作过许多优秀的肖像画，除了替皇室作的画像，他也为演员、贵妇人和一些艺术家画过不少肖像，这些肖像均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如《阿尔巴女公爵》。画面上，年轻高贵的女公爵穿着当时流行的白色长裙，头上围的黑纱巾瀑布般垂下。她的脸上带着妩媚的神情，浑身充满华丽的气息。黑衣裙、黑头纱，惟有女公爵的腰间系了一条鲜艳的红围巾。这条红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颜色单一的服饰，显得格外典雅别致。画面背景衬托以阴沉的天空、弯曲的河岸，及若隐若现的树丛。运用这些自然景物，既增添了画面所要的空间感，又使人物肖像的色调变得舒畅和谐。画家轻盈活泼的笔触，形象描绘了人物的神态和衣饰的动势，细腻表现了这位贵夫人的性格特征。画面线条柔和，色彩独特，从中不难看出画家深厚扎实的艺术功底。 阿尔巴女公爵是西班牙美女，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区的酒馆，看戏剧，吃饭，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会。她丈夫是佛罗里达布兰卡侯爵，结婚后用妻子的头衔成为阿尔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体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还是激起了马德里的纷纷议论。流言说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医学博士下的手。 《阿尔巴女公爵像》 戈雅给阿尔巴正式的画像，总显得隔膜。尽管色调整齐又辉煌流动，人的性格却不显露。技巧的完美，模特的完美反而成为了屏障。一幅画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签名——这似乎印证两人之间的联系。 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居烈马德像》 这位居烈马德先生是法兰西共和国派到西班牙的大使。他拒接别人称他“阁下”，只接受“公民居烈马德”的称呼。同时，他也坚决要求西班牙驱逐逃亡中的波旁王朝派到西班牙的外交使节。戈雅对象征着理性与启蒙的法国抱有好感，可是皇族和波旁王朝，旧贵族官僚是他打交道熟了的人。他画中的公民居烈马德相当自负地摆着姿势，一手持杖，一手撑在大腿上。到处是象征共和国的三色。 戈雅的神气抓得很准。他的造型绝非古典，会为了情感的表现而牺牲对真实的表现。靠脚的椅子腿画得违反真实地亮，为了衬托黑靴子的肯定形状。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 《卡洛斯四世一家》 戈雅从来不用画笔讨好任何人，体态上的缺陷、品格上瑕疵，都在画面上如实地画出来，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国王，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一律平等。在《卡洛斯四世一家》中画家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其幽默的艺术表现力，描绘了国王一家人的丑态。我们从这幅群像中看到，国王一家极端粗俗丑陋，是一堆穿戴皇族服饰的蠢货。画中的国王长着一只鹰钩鼻子，露出自我得意的痴笑；王后伸着长颈，光着肥胖的膀子，装出一幅假正经的样子。其他的人物个个显得笨拙无知。就是这样的一群高贵的蠢人在统治着西班牙。画家唯一没有讽刺的是尚处少年的王子和公主。戈雅以无情的画笔为历史留下了一幅“衰落中的皇族”群像。画中有13个人，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因此画家将自己也画入背景，站在群像后露半个身子。据说国王十分满意这幅全家福肖像，为此赐予戈雅西班牙“第一位画家”的头衔。但是戈雅却没有把“第一位西班牙人”的称号给予画面中的卡洛斯国王一家，致使后来的评论家们说，画中人物都是“锦绣的垃圾”，是“暴发户杂货铺老板的一家”。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1808年5月3日》。
《1808年5月3日》 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这使画家无比愤怒，他成了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用画笔当刀枪参加了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时期他创作了表现这一民族斗争的画作。 在1808年到1814年间，西班牙人起义反抗拿破仑的侵略。马克思这样写道，虽然西班牙国家是死亡了，西班牙社会还是富有生气的，而且它的每一部分都充满着抵抗的力量。人民的起义斗争鼓舞了戈雅，他创作了《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180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1808年5月2日，西班牙人民举行起义，受到法军的镇压。戈雅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并站在人民起义一边，用自己的画笔热情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又称《1808年5月3日的枪杀》，是一幅描绘法军镇压起义者暴行的悲剧性作品，一幅英雄主义悲壮激昂的画面。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画家并没有把人民画成失败者，而是表现为精神上的胜利者。起义者面对死亡，宁死不屈，法军却不敢正视起义者，内心怯弱，正义和非正义形成强烈对比。画家将要被杀害的起义战士置于画面上方的视觉中心，突出三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右边是一位僧侣，在就义前，正作最后的祈祷；中间是位农民，看上去有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神情坚定地望着夜空，无惧无畏；画家着意描绘一位愤怒之极、高举双手的市民，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暴行，这是人类英雄的伟大形象。画家以马德里的夜景作为画面刑场的背景，意在表现黑暗笼罩着西班牙。画面聚光于起义者形象，而将法军置于暗部，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又在地面置一灯笼，使一部分光由下向上放射，造成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射鹌鹑》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安达卢尼亚漫步》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汲水女》 这是画家74岁时的作品。画家的妻子和儿子相继去逝，精神十分孤独惆怅，国家又处在外患内乱之中，虽然病魔缠身，他依然画了这幅汲水女，借描绘这一充满青春和生命活力的劳动姑娘寄托自己对未来的理想和希望。画面运用大色块，富有激情的笔触塑造这位顶天立地的形象，可见画家的精神在困难中仍充满希望和乐观。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索娜纳侯爵夫人像》 戈雅的艺术才能广泛，风俗画、历史画、风景画、素描、铜版画、石版画以及工艺装饰等，他都一一涉足。他善于安排博大的场面，把万里天涯浓缩于咫尺之中。他还善于将细微的小事，拓展成宏大浩荡的景观。对人物的刻画，他注重人物外在的形态姿势，也能准确把握人物的精神实质。俗话说，画如其人。绘画的性格成了戈雅性格的延伸，他的笔触极其凝练，凝练的层面之下，又是那么丰满、丰饶和丰富。 人称“鬼才”的戈雅，对19世纪的欧洲绘画有着深刻影响。法国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和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等，都从他的艺术中汲取过营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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