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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金银品
而这件“鎏金伎乐纹八棱杯”却展现了胡人胡服，胡乐胡风，是粟特工匠在唐土的杰作。
这件“鎏金宝相花银盒”是盛放化妆品、药物的精美容器，是唐代金银器演变过程的见证物。
赤金龙，专家估计可能是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
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中原汉族与北方牧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是唐代宫廷舞马祝寿活动的生动再现。 马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般是奔跑或驮运重物的形象，有一天当你知道马可以随乐在舞，不知你心里该作何而想。 舞马是中国马术中最为独特和神奇的一部分，据说关于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到唐朝舞马达到空前的兴盛。看看舞马，再想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却远远以展不赢仅有二百年历史的美国，就知道为什么了，一天吃饱了撑着，无事找事，硬将在蓝天下驰骋草原的那种有着自由象征的马弄成了怩怩作态，挤眉弄眼的样子。 相传唐玄宗李隆基酷爱观赏舞马。一是上行下仿，二是更有献媚之人，所以宫庭中有了专门的驯马师，他们把从异域引进的良马加以长期训练，使它们学习各种舞蹈动作，以博皇帝一笑。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首诗据说是当时的宰相张说写的。马不作马的功效，官员也不做官员应做的事，想想也真可悲，从古自今，我们的行政官员或为升官发财，或为生存要花掉大部分的时间竭尽所能去做那些阿谀奉承、谄媚邀宠之事，又怎能有时间去干正事呢？不过这诗也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舞马的表演过程。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将心爱的舞马留在了宫中。安禄山进入长安后，发现了这批舞马，十分喜欢，便将其运到范阳，以供节庆盛宴时欣赏。安禄山死后，有些舞马落到大将田承嗣手中。田承嗣没有听说过舞马的玄妙，以为这些马只是一些普通战马，一天，军中奏起音乐，舞马们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将士们竟以为是妙孽作怪，竟将这些舞马一一打死，此后世上再无舞马。 陕博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面清晰地描绘了“舞马衔杯”的奇妙景象。整个银壶高18。5厘米，口径宽2。3厘米，重549克，是仿照中国北方契丹族的皮囊壶而制作的。壶口偏在顶部的一边，上面配有一个小小的覆莲瓣式壶盖，盖顶部以一条银链与壶提梁相连。壶身两侧装饰有一匹口衔酒杯、翩翩起舞的舞马。舞马颈上系着彩带，全身呈蹲踞的形态，昂首奋蹄，尾巴摇摆，生动再现了舞马在曲终时敬酒祝寿的画面。据考证，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应为皇室成员打猎时携带，它不仅外表精美，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银壶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日常携带，皮囊式形状又便于外出和行军。
鸳鸯莲瓣纹金碗——贵重之器，陕博国宝之一。
这件“鎏金双狮纹银碗”再现了东西方古老文化的交融，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
“鎏金双鱼纹银碗”体现了鱼俗佳话，文化象征。
这件“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是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作品，是唐代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
掐丝团花纹金杯。真是精美！
金银器是指以金银为原材料加工制成的器物。在中国古代，金银器作为一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一直为皇室贵族专用。金银器艺术也是一门专门为贵族服务的艺术。由于中国古代金银器有原料生产、制作过程、消费途径均由政府直接控制，特别是制造过程中往往不计工本、力求尽善尽美并以表现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为能事，因而不仅在制作工艺上，而且在反映特定的艺术倾向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省公安厅收容遣送站，一座两层高的楼房正在施工中，发现的何家村唐代窑藏便有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最为精美的金银器，许多物件还被列为了国宝。 当时在何家村一次性就出土了270余件金银器，目前我国共出土唐代金银器约1000余件，其中有三分之二出自于陕西西安（何家村和法门寺），还有一处是江苏镇江，因此要看见唐代金银器艺术还得到陕博。 陕西西安何家村一带在唐代时位于兴化坊，是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唐玄宗的堂兄李守礼的宅第。这批遗宝有人推测，可能是“安史之乱”爆发时，唐朝皇室匆匆逃离时埋于地下的的，后不知是事过境迁当事人死于非命还是怎么的，这批窑藏在地里一呆就是一千年，直至1970年才在世上一展容颜。 南京市博物馆 馆藏金银器
江苏南京将军山明沐氏家族墓 2008年3月，在南京市江宁区佛城西路北部的将军山南麓发现3座大型明代砖室墓（编号为M14～M16）。随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于2008年6月上旬结束。发掘情况表明，这3座墓葬为明代开国功臣黔宁王沐英家族的墓葬。 M14～M16相距不远，呈“品”字形分布。墓葬的形制、结构相似，均为土坑竖穴砖室墓，由墓道、墓坑和砖室等组成。 M14墓道残长6、宽1～1.35米，坑壁略内倾，壁面经过修整而显得光滑平整。墓道底部为台阶和斜坡混用结构，在距封门墙1.1米处发现有自上而下的五级台阶，高16-20、宽46-76厘米。台阶后即为斜坡状一直向南延伸。墓道底部的壁面为一层很薄的青灰色硬面，应为当时修建墓葬时踩踏形成。砖室由排水沟、封门墙、前室、过道和后室等部分组成，方向150度，长8.2米。排水沟从砖室内的甬道口铺地砖下，穿过封门墙和墓道，一直向南延伸。前、后室均为长方形券顶结构，但前室墓顶为横券结构，且尺寸大于后室。前室长1.8、宽3.1、高2.65米。过道长0.8、宽1.36、内高1.64米。在过道内发现一长方形木质残痕，上部和两旁发现有锡质明器，推测可能为木质的供台。后室长4.6、宽1.8、高1.9米。在后室与过道交接处设有一道双扇内开式石门，石门上还发现有铁质门环和门锁。每扇石门长165、宽78、厚9.5厘米。石门的门槛、门臼、门柱和门楣亦也为石质，且保存完好。后室后部设有一砖砌的长方形棺床，长233、宽85-91、高14厘米。棺床前部发现有一长60、宽45厘米的木质祭台残痕，上部置有大量的锡质残件，可辨器型有盅、碗、杯、壶等。棺床上发现有朱红色的漆皮残迹，部分漆皮上还可见描金图案。墓主尸骨大部分已朽，仅残剩几枚牙齿和头骨碎片。后室的左、右边壁及后壁上均设有一拱形壁龛。墓室内底部平铺有一层呈席纹状的地砖。 M15墓道残长4.4米，为台阶式结构，残剩有11级。砖室平面呈刀子形，方向115度，由封门墙、甬道、前室和过道等部分组成。甬道偏于墓室的左侧，长2、长1.62、高2米。墓顶均为券顶结构，但前室为横券结构。前室和后室宽4.8米，前室长2.5、高3.1米。后室为两个并列的长方形墓室，宽2.1、长4、高2.16米。两后室后部分别设有一砖砌的长方形棺床，长250、宽100-110、高28厘米。棺床前部中央发现有一长方形的祭台，为青砖错缝平砌而成，长96、宽38、高28厘米。台面上放有锡质明器。两后室之间有一长方形壁龛相通，长32厘米。后壁也发现有一长方形壁龛，长30、深15厘米。前、后室之间均设有一道高大的内开式双扇石门。墓底铺地砖一层，甬道和前室为方砖平铺，方砖边长38厘米，后室为长方形青砖平铺。 M16墓道残长6.6，为斜坡状结构。在距封门墙南部3.3米处发现有一长110、宽70厘米的不规则状烧土面，可能该遗迹与当时举行的祭奠仪式有关。砖室部分由排水沟、封门墙、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等部分组成，方向155度。排水系统可分两部分，起自砖室内的前室中部，为低于铺地砖的沟槽结构，一直向南延伸至封门墙口。封门墙外的排水沟为砖砌结构，两侧用砖纵向平铺二层，上下用一层砖平铺，中间留有宽6厘米的泻水孔。封门墙分为内外两道，外封门位于甬道口外，内封门位于甬道内，均用砖错缝平砌，外封门墙高1.5米。甬道长2.55、宽1.9、高1.9米。甬道内发现有石质墓志两合。前室墓顶横券结构，长2.95、宽7.9、高3.1米。前室口设有石门一道，在前室的东南隅发现有方形的砖座，上置陶油缸一件。在前室中后部处发现一长方形的砖台，长76、宽49、高50厘米。砖台上以及周围散落有大量的铁质铠甲片。后室为三个并列结构，单个后室长4.2、宽2.1、高2.06米。中后室口设有石门一道，而左、右两后室只用长方形砖封砌。三个后室内部均设有石质的长方形棺框，上置棺木，惜已腐朽殆尽，仅发现零星的棺木和红色的漆皮碎片。三个后室的左、右及后壁均发现有拱形壁龛。中后室的两侧壁前部发现有一拱形壁龛与左、右后室相通，壁龛间安装有砖筑的门扇，壁龛中发现有散落的铜锁遗物。墓底铺地砖二层，为长方形青砖错缝平砌。 此次发掘的三座墓葬中，M14因未经过盗掘，随葬品极其丰富，均保持原始位置。出土遗物有100余件，有陶器、金器、银器、锡器、石器和铜器等，器型有金冥币、金簪、金手镯、金香囊、金耳坠、金扣、银冥币、银锭、银簪、锡瓶、锡碗、锡壶、陶罐、陶缸和墓志等。其中出土的金质首饰制作工艺精湛，图案精美，部分器物上还镶嵌有红、蓝、猫眼等珠宝类器物，体现了明代高超的手工业制作水平。特别是出土的一套金质头面饰，有挑心、顶簪、分心、掩鬓、钗簪、耳坠等器件，是我国明代考古发现最完整的一套头面饰。以往考古发掘仅是零星出土，此次出土的这套对复原明代头面的组合关系以及研究明代贵妇的服舆礼典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M15、M16因遭受过盗掘，墓内的贵重随葬器物大部分已洗劫一空，但仍清理出近百件遗物，有铜钱、陶缸、金冥币、银冥币、金戒指、金指环、铜锁、锡壶、锡盘、瓷盖、铁甲胄、铁剑和铜镜等。 根据墓内出土的墓志可知，M16为明代第三代黔国公沐斌及夫人张氏、徐氏的合葬墓，M14的墓主为沐斌妾室梅氏，而M15因墓志志文漫漶无法得知。三座墓葬出土的三方墓志志文内容完备，详实记载了墓主的家世、生平、姻亲、生卒和葬地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部分内容可补纠史阙。沐斌，讳俨，自可观，生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卒于景泰元年（1450年），享年55岁。正统年间世袭黔国公爵位，任征南将军、云南总兵官，因平定西南地区的多次叛乱而受皇室恩宠。据志文可知M16的左、右后室分别为英国公张辅和蔡国公徐忠之女。 根据南京地方志记载，沐氏家族自沐英起世代为明王朝镇守西南边陲云南地区，为稳定明朝的统治居功至伟，死后被袭封黔国公的沐氏子孙均归葬南京祖茔。20世纪50年代曾在此区域发掘出沐英墓，证实了沐氏家族墓埋藏将军山的真实性。同时沐英墓内出土了一件“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其巧夺天工的构图和精美无伦的匠作使得该梅瓶堪称国宝。随后60年代至今，陆续又在该区域先后清理发掘了沐英家族第二代沐晟、第九代沐昌祚、第十代沐叡、第四代沐瓒、第八代沐朝弼的墓葬。这些沐氏家族墓的墓葬形制结构基本一致，墓室内的壁面经过打磨，部分墓砖上还有模印的“工”字砖铭，证实《大明会典》记载工部建造品官墓葬的真实性。沐氏家族墓葬的墓内均出土有大量贵重的金银器、瓷器、陶器和玉石器等随葬器物，这批文物数量多、质量精，特别是一些明代金质首饰堪为明代同类器物中的佳品。 此次发掘的三座沐氏家族墓规模较大、出土遗物精美，体现了沐氏家族显赫的身份和高贵的等级，是近年来明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明代功臣家族墓的埋葬规律、墓葬形制和明代手工业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国家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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