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被文坛称为“奇迹”的女作家，被当今文坛视为无比神秘的女性。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真钻进你的心里去。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关照真是绝妙！读别的书你或许能明白道理，了解知识，得到心灵的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她就如同上海飘着的一团谜、一块雾，一段生发于现代中国的人间“奇迹”。
（一）张爱玲与上海的二十五年
张爱玲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她留下了太多太多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太多太多的叹息和沧桑。
上海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
一九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大都市，被西方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的上海，深秋时节，在上海市麦根路（今泰兴路）的一栋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传出了一阵秀气的婴儿啼哭声。她，就是这个官赫显贵的门第里的高贵家庭中的长孙女——张爱玲。后来，她那显赫的家世，在历史上曾留过声名的列祖列宗，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曾引起过一些人的议论。然而，过去辉煌的家族并不能提高它的后裔们的价值，相反，后人自身的光彩重又照亮他们的家族。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父亲张廷威是清朝遗少，母亲黄逸梵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出身名门，婚后曾几次去欧洲留学。张爱玲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上海是张爱玲成长的地方。
孩提时的张爱玲就与其它同岁的孩子不同。她比较安静，很少啼哭，乌黑的眼睛长久盯住一物不放，凝视很久，才眨动睫毛，好像已经想到了什么。也许那时的她就已经懂得去理解周围的环境和别人的心境吧。张爱玲三岁就会背诵唐诗了，尽管女仆教给她的并不多，但那也是张爱玲最初受到的启蒙教育。五岁时，张爱玲和弟弟开始了私塾蒙学。每天都要背很多的文句深奥的四书五经，可张爱玲并不喜欢背这些。她把“大王事獯于……”改为“大王嗜熏鱼……”，竟然歪打正着的记住了，逃过了私塾先生的打手板。
那时的上海正值清末民初白话小说盛行，像流行的鸳鸯蝴蝶派或旧言情小说。而张爱玲父亲的书房里，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名著外，更多的是《歇浦湖》、《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等通俗近代小说、旧体小说，还有一摞摞的通俗小报。母亲则更喜欢读外国文学，家中有英国通俗作家毛姆的小说，戏剧家萧伯纳的剧本等外国文学名著。这些都给张爱玲一个新的天地，她发现小说里的世界比现实生活更加美好，也更诱人，让人着迷并沉醉其中，她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她在这中西合璧的文化夹缝中自得其乐的生长着，在这自得其乐的生长中获得一份堪为奢侈的文明享受。她开始读这些文学名著，并试着写小说了。
在七岁的时候，张爱玲写了第一篇小说，是一个家庭伦理悲剧，故事情节很简单，她还有许多字不会写，遇到笔画复杂的字，要常常跑去问厨子怎么写。这篇小说还没写完就没有兴趣了，又构思第二篇小说。这是一篇历史小说，开头一句就大大气气：“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在她幼小的头脑里，上海的这个时代仿佛是一个轰轰烈烈橙红色的时代。这开头的一句，惹得一个亲戚的称赞：“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她非常得意，但起了个头就不往下写了，觉得有这样一个壮观的开头就够人回味了。她又写了一个女郎因失恋而自杀的故事，妈妈看过后批评说：“如果女郎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沉水。”可是，张爱玲觉得西湖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背景，坚持自己的写法，不肯把“西湖”换成“上海”。
十岁时，张爱玲进入上海黄氏小学学习。因为语文程度很不错，又在家中稍稍学习了英文，因此，进校就从四年级读起。原来的名字一直叫张煐。在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的毫不响亮，受了西洋教育的母亲，希望女儿从名字到做人，都能显出教养来。可匆忙中她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便自言自语地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爱玲，张爱玲吧”。以后，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的名字，但随意而起的张爱玲的名字，却在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当然，也许是因了叫这个名字的少女本身充满了魅力。
上海是张爱玲初恋的地方。
二十二岁的张爱玲与大她十五岁的胡兰成在上海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也正是张爱玲的初恋。胡兰成当时是伪政府宣传部政务副部长，擅长写亲日政论文章。第一次见面，是在胡兰成上海公共租界的家，在西路美丽园。两人都沉浸在各自的吃惊里，张爱玲没有想到一个政客，一个语辞尖利的论坛高手，竟是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其诺诺应酬的礼节之中又有一种作家、知识阶层里所没有的自信。胡兰成也没有想到，文笔如此清奇远奥，才华如此超凡脱俗的女作家，竟会如此高大笃实，可举手投足间又分明透着像中学生一样的稚气和茫然，完全看不出她文字书卷里透出的跋扈之气。很快，两人便开始了他们不同寻常的交流。胡兰成为张爱玲的才华、气质所倾倒，而张爱玲亦能够以独特的角度和心境对待胡兰成的情感世界，同时也欣赏他政治以外的人性与文心的聪明与天份。两人之间的恋爱也不像一般男欢女爱中的恋人，出去游玩哪、散步呀，靠自然的美景烘托。两人的一切往来全靠交谈。终于，一九四四年，在胡兰成第三次离婚后，二十三岁的张爱玲与三十八岁的胡兰成正式缔结婚约，没有举行仪式，只是秘密答订婚约。初恋的张爱玲就这样不顾世人诧异的目光嫁给了胡兰成。这真是一场令人遐想多多的婚姻。
上海是张爱玲成名的地方。
从七岁时第一次写的家庭伦理小说，到后来一直不停地有作品出世，张爱玲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只是她的出品速度就已让人啧啧称奇了。她一边不停地在《万象》、《天地》上发表着小说和散文，一边又像天女散花似的把自己的一篇篇作品抛出去，五光十色花团锦簇抛向各种有影响的杂志上，抛向无数的读者。她的一系列的“传奇”作品更使她染上了传奇的色彩。一九四三年七月，她在《杂志》第11卷第4期上发表了《茉莉香片》、《杂志》月刊社便盛情相邀，一意的拉拢她的稿子，她仍然很高兴地纷纷寄去她的作品。她的更多作品，如《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金锁记》、《花调》、《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发在这个刊物上。虽然她也知道《杂志》月刊是汪伪汉奸文人操纵的刊物，但她不管这些，她只对写东西有兴趣。她的小说也没有一篇涉及政治，她不理那一套烦琐、复杂难懂的政治问题，避开政治，述说着一个个家庭与人的悲剧。而《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成就最高的一部。傅雷虽然严厉地批评过张爱玲的小说，但对《金锁记》却是高度的毫无保留的赞美。美国的夏志清的评价就更高得惊人，他说：“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夏志清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张爱玲的篇幅最多，对张爱玲的论述中给《金锁记》篇幅的又最多。《金锁记》可以说史近乎经典性的名作了。
张爱玲在文艺上是多才多艺的，除小说以外，她还能写更漂亮的散文，她独特的“流言”体的散文。她的小说是一道道绮丽的回廊，但总是“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永远不了的茫然结局。而她的散文却是“写在水上的文字”，流动自然。平淡之中见绚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小说是周围世界的幻化扭曲，散文却是灵气的流露与挥洒。像《<卷首玉题>及其他》、《小女人》以及散文集《流言》中收录的散文29篇等均是上上之作。有人说，读她的散文比小说更有味，随笔比散文更有味。也有人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尝试，可她的散文的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演进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张爱玲是上海文坛最耀眼的人物，她也达到了文学创作的颠峰。
（二）张爱玲与上海的文化氛围
上海的时代与环境铸造了张爱玲的文章风格，张爱玲与上海密不可分的互相借重的关系成为张爱玲写作的主要风格依据。张爱玲的作品极为“城市化——均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据”。她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张爱玲处理现代性的方法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张爱玲这个“整体”的理念，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国”等整体的理念不一样。在她的小说中，这种不依规范，把现代性同时视作整体和细节的处理方法，可以从她建构人物角色这个叙事体中最传统的一个环节上找到。不仅是细节处理，张爱玲还通过其他技巧向我们诉说并铭刻了都市上海的“普通人的传奇”。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上海的文学传统和线路，我们可以分为下列三类不同的取向：承继陈独秀《新青年》与鲁迅《呐喊》的左翼传统，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了救国救民；发达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强调都市的现代派，以张爱玲、施蛰伏、穆时英为代表。张爱玲专心于自己风格的创造，她的作品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和政治色彩。上海当时的杂志在重构上海现代性时主要倚重了与都市有直接关联的现代派。作为作家，张爱玲是个天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上海，张爱玲用“纯熟而微妙”的笔法，写着一些家常琐事和小女子们的悲欢离合。她是一位空前绝后的文学巨匠，她为读她和她作品的人们，留下了一连串的不解与赞叹。
（三）张爱玲与上海的人
张爱玲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上海是她的故乡。她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五年，也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她与人的交流的痕迹，有亲人的，有朋友的，也有情人的。
张爱玲与父亲张廷重的关系一般，而在母亲离开上海，姨太太进门后，她与父亲的关系就变得极其尖锐。她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清朝遗少，传统的夫权父权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母亲黄逸梵却清秀而有才华，崇尚西洋文化，对官宦世家出身的张廷重遗少作风素来看不惯。按她的意愿，张爱玲应该从小就调理得温文尔雅，气度非凡。大家闺秀应该从小就注重气质、文化的修养。夫妻俩最初的争执就源于不同的文化崇尚上，但都十分喜爱张爱玲。可显而易见，张爱玲受母亲的熏陶影响更大一些，尤其是在争取个人权利及男女平等的那部分。她的心里赞同母亲离婚就是明证。张爱玲得到的关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明确信息，最初就来自母亲，而且在她早年生活中面临抉择的几个重大时刻，母亲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她得以完成西式的教育，并最终走上职业女性的路途。但是一个女儿所要求于母亲的，决不止于这些。且不说她母亲远非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就算她在某种意义上碰巧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张爱玲也还有生活原则之外的、她更想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母爱。尽管母亲情感淡漠，她让女儿进学堂，让女儿学作淑女，非出于对女儿的关怀，更多的是出于对她信奉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执着，但张爱玲受到的这种教育和熏陶，为她今后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尽管张爱玲日后与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张爱玲自香港回上海后，一直与姑姑张茂渊同住。姑姑性格恬淡，很少与外界联系，这点倒与张爱玲相同。于是姑侄之间，倒也性情相笃。她们同样喜欢看电影，吃西点，读通俗小说与小报，淘旧书摊。张爱玲的母亲就曾与她的姑姑共同出国留学，张爱玲与姑姑也颇合得来。她与姑姑几乎从未闹过别扭，而且，朝夕相伴的姑姑给了张爱玲自己的照顾，张爱玲自己还写了《姑姑语录》，记录的仅是姑姑为外人所不晓的趣言趣事。比如，《姑姑语录.》中，她录下姑姑一段自言自语的话：“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姑姑还说：“我每天说半天钟头没意思地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对于好的别致的人和事，在张爱玲的眼里都出奇地明净，不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念，她善于从极小的生活处观察到朋友的长处和可欣赏处，朋友对于她如同一份可口的食物，她非常尽心地去品尝，姑姑就是她一份可口地“食物”！
另一个人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是那样地喜欢胡兰成，以至于把自己的爱，自己的一颗心，自己的终生给了他。张爱玲把自己的一切本色给胡兰成看。在他面前，张爱玲真的成了个小女孩，小女孩一样的任性。她喜欢打扮，衣服总是很新，很整洁。爱吃零食，把自己调养的像一只红嘴绿鹦哥，买衣料胭脂与香粉。张爱玲在胡兰成面前变得很低很低，很小很小，但她还是她自己的本色，还是她一贯的性格，一个真正的张爱玲。胡兰成也非常喜欢张爱玲，婚后两人依然那样的交流。胡兰成对张爱玲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爱玲和他在一起，感受到了愉快轻松，灵感迸发，那段时间频频有佳作发表。尽管胡兰成有些轻薄，也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张爱玲依然相信胡兰成以前对她的感情。她的理性原也简单，理性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理性，二者打成一片，底子就是“不自欺”——忠实于自己。张爱玲离开胡兰成也十分绝决，因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爱她的。那种温馨与诗意皆是梦中的，而梦亦醒了。
（四）张爱玲的另类特质
张爱玲写作时，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而不惜堆砌词藻，以引起感官的刺激，只有她能够那样丰富而准确地演绎和深化了海派文化特色。
张爱玲喜欢一切有质、可感的东西，如颜色、气味。她喜欢有刺激性、可以使人产生联想的颜色。如：大红、柠檬黄、宝石蓝、葱绿、都给她喜洋洋的生活实感。她认为颜色可以使世界显得真实。对于气味，许多别人不喜欢的气味，张爱玲却能从中悟出许多实感。雾，她说有轻微的霉气；灰尘，有被雨打过后的实感；汽油，她能嗅出其中的异香；就连上海人不喜欢的葱、蒜，她也能从中闻出生活中的匆忙与兴奋。
张爱玲对服装是很有研究的。她出身官宦，深谙中国的古老传统。她研究服装，是很细致的，从颜色、款式、点缀品到时代与服装的变迁，她是追求一种服饰的美，美的研究与欣赏。每一块布料，不管是雅还是俗，她都能根据自己的悟性，设计成好的时装。她喜欢色彩对比强烈的衣服，突出明丽的形象，大俗中透出大雅的性格，就像一种语言，述说着一个人、一段情、一件事。
张爱玲在钱财上一向是泾渭分明，清清楚楚的，十分西化。张爱玲在与姑姑同住时，钱财上也是彼此分明的。有时张爱玲不小心打破了玻璃或器皿，姑姑便催爱玲及时补换。而爱玲对饮食的花销，也仅拿出自己的那一份。逢年过节，张爱玲是会孝敬姑姑一块衣料，或一盒糕点，而平时两人的经济是彼此分明，锱铢必较的。姑姑向她的朋友们学说张爱玲，并挖苦她“财迷”，但张爱玲却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这样人钱两清，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清楚豁亮，强似上海里弄的小市民们，相互沾小，又相互诋毁，不清不白地做人不如干干净净地清爽。
张爱玲在上海住过很多地方，但都有一个共同地特点，就是，房子里地摆设虽不名贵，也很简单，但竟给人感觉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浴室也是充满了艺术性的，像一张张现代派的图画，又一种新的立体，给人无限思绪的飞扬。
张爱玲吃菜如同对待情人，不讲究换花样。才夹了一筷子，说：“好吃。”接下去就说：“明天再买，好么？”永远蝉联下去，也不会厌。也许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张爱玲的另一面吧。
张爱玲生活时代的上海，是一个梦魇时代。这时代的上海，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茫茫然地生活于这个时代理，可是时代却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张爱玲就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的作家。乱世的社会，末世的人生，他们的灵与肉、歌与哭、泪与笑，构成了张爱玲的世界。她是封建末世贵族的最后一个见证人，那些末世贵族人都在这回忆与现实之间生活的没落、尴尬、骚动、苦闷与小奸小坏的嘴脸，都借着张爱玲的彩笔，留下最后一抹回光返照。
上海给了张爱玲窥看世界的窗口，张爱玲也在上海展现她炫目的光华与色彩。她在写世俗的生活，却给你一份认知和情感的亲切，但没有因为亲切而失去作品的深刻。张爱玲擅长的即是此，极平常普通的东西，她也能道出它不平常的内核，因为她有自己的人生道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上海世人百态般的平常的人生的安稳做底子，那些飞扬于一时的非常之事也只能像泡沫一般。因为愈平常的事物愈安稳，愈安稳愈有永恒的意味。在张爱玲的视角中，透过这层永恒，人生不过是些由小情趣组成的生命的重复罢了。生命在她那里从根本上就是一张透明的玻璃，透过它你见到的一切都是苍凉的，没有意义的。张爱玲的智慧之花绚烂开放，点染了十九世界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那华丽中带着凄艳，热闹中透出荒凉，唤出人们的一丝留恋，一丝惊叹，一丝感伤。她知道，营造的这个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绚烂不过是毁灭前刹那的光亮罢了。
上海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是她成长的地方，是她恋爱的地方，是她辉煌成名的地方，是她终生难忘的地方，充满了关爱、回忆、伤感与无法言表的感觉的地方。上海以张爱玲为骄傲，张爱玲也与上海有着解不开的缘。
如今，张爱玲走了，尽管她曾经是那样的真实，不论对待文字还是她自己的情感。快乐的文字却无法拯救伤心的情感，张爱玲还是走了，离开了上海，不带任何牵挂地走了。我们享受着她给予的文字质感，同时也品尝了一份难言的酸楚……
上海依旧，而爱玲不再，我们将永远记住张爱玲，伟大的充满灵感的神奇女性。
张爱玲属于上海，张爱玲属于中国，张爱玲属于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