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煐，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1955年赴美定居 《半生缘》先前给笔者的印象，是和《金粉世家》《京华春梦》一类乃至同一个模子制作出来的电视剧，或者就是三线油腻中老年男歌手的没有火过的一首流行歌的歌名。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农村男孩子，怎么可能对这种民国背景的哭哭啼啼的家庭言情题材电视剧感兴趣——《上海滩》除外，因为里面有打打杀杀。 等到成年后读张爱玲原著小说《半生缘》，这个印象一下就被刷新了：一开始就是上海工厂里的青年工程师和办公室女文员的现代暧昧故事，这和我这代人在21世纪初的北漂故事一下就同步了。从这个角度，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小说涉及人，涉及岁月和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言情二字。 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2007年李安导演的《色·戒》又让张爱玲大火了一把，笔者也是之后才看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小说故事直指人性，让人性中感性的力量，准确地说是女性的无意识的力量一秒瓦解了人类百年的机关算尽。这篇小说在笔者这里证明了张爱玲是一个严肃又现代的作家。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更完全的对张爱玲的证明，是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完成的。这份证明同时也是一项重大发现。如果没有夏志清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所做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发现，张爱玲极有可能没有今天这么火，她的名字或许和很多鸳鸯蝴蝶派作家一样，慢慢消逝在不到百年的文学历史短河中了。 作为张爱玲的同龄人，时年四十多岁的夏志清称同在美国的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华裔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可惜的是，长篇小说《秧歌》至今无法拥有简体版，这部取材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群众生活的小说，相较张爱玲早期描写城市富宦人家生活的作品，可谓跨度惊人。这部小说如果能普及，一定能成为平衡《金锁记》《半生缘》这样极具言情嫌疑作品的一颗大秤砣，扭转我们这些对张爱玲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平庸粉丝的内心及印象天平。 今天，拥有煊赫家世、争议恋情和不羁的人生行踪的张爱玲，光是关于她的传记图书就有数不清的版本。和鲁迅一样，张爱玲已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低门槛，同时又是评判最高级研究的准绳。 但可以确定的是，张爱玲本人从来不抱这样的形而上野心，证据就是，她晚年否定了自己不少作品，称那些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没落文人的应景之作，其中就包括政治不正确的《秧歌》；自爆情史的《小团圆》，生前踌躇不出版想要销毁，只是基于一个女人的人生考虑，无关文学。 总而言之，既然曹雪芹都没有超越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头号大师，张爱玲也从不浪费心思在这上面。 1937年，华东包括上海为日军陷落，17岁的张爱玲中学毕业，她所生活的上海租界为西方国家袒护，彼时日本没有对英美等国开战，日军止步于租界外，租界成为中国对日战争中的“孤岛”。 1938年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但欧洲笼罩在对德战争即将爆发的阴影下，此番留学被校方折中安排到同是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香港大学。1938年广东沿海也被日军占据，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同样成为“孤岛”。 上海和香港的“孤岛时期”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结束，日本和英美撕破了脸皮，很快拿下了上海租界和香港，在赶走西方殖民者实现“大东亚共荣”的道路上前进了“胜利”的一大步——也吹响了自身亡命的号角。 香港大学的英国教师不是战死就是被关，张爱玲中断了学业，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租界不存在了，和所有日占区一样，成了汪精卫政府“和平运动”下的“新中国”。 她开始写小说，一批以当时战争局势为背景的小说，如《倾城之恋》《封锁》的刊登，使她迅速成名。张爱玲的写作角度非常独特，虽然以时事为背景，描写的却是无关时事的男女之情，但不是简单的花前月下，或靡靡之音，读来让人提心吊胆，甚至大伤脑筋，有如设身处地在一场暗昧不明的男女感情中，其关系、过程和变化委实比战争还要倏忽千变、惊心动魄。 其余如《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琉璃瓦》《茉莉香片》等基于家族遗事描写的小说，都写于短短的三年多日据时期。这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井喷期。 并不是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出名要趁早”，而是日据时期，文学创作成了临时真空，过去的民族救亡的左翼文学被作为“抗日”思想严禁了，一般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又耻于用风花雪月粉饰太平，只有张爱玲这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女子，写点事关风月，但又不耽于风月，有点像过去一贯畅销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又对人生、社会和时代有更多观照的知性文字，就像号准了这短短三年的脉，于是迅速走红。 要走红，首先是时代允许你走红。张爱玲的知性，又使她与时代保持了距离，而没有成为“汉奸文人”，毕竟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和作为文学明星谈话录的散文集《流言》，最终还是要靠来自本埠乃至苏州、南京的广大读者认可。否则，《倾城之恋》或许就不叫“倾城之恋”，而叫“光复之恋”？而《流言》则变成《感恩》之类了。 张爱玲中断香港学业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件事是谋生。“出名要趁早”是对这一处境的注脚，意思是“女人自立要趁早”。 1920年是猴年，张爱玲出生于上海租界的前清遗老遗少家庭。家里的房子，都是祖上在满清倾覆时，提前在租界这种“国际安全地带”所作的财产保存。这样的家族，包括张爱玲家、张爱玲的母系黄家、张爱玲的奶奶李家，各家子女又分成大房、二房等等，小家众多，亲戚密布，自成生态。 以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为例，家中所有生活开销来源于多余的房产出租和祖上的遗产投资。经商不是这些遗少的强项，只能加速祖产的流失。张志沂虽然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中西方教育，但家庭经济仍然陷入只出无入的险境。 张爱玲出生后，父亲终于通过本家亲戚找到工作，地点在天津，属于北洋政府系统。于是全家移居天津，彼时张爱玲两岁，弟弟张子静才一岁。 张志沂比较得意，开始放肆地抽鸦片，在外包养女人，这就是张爱玲作品中总是提到的“养小公馆”。接受西方价值观念长大的母亲黄素琼当然无法接受这种行为，就连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看不下去，于是姑嫂二人相约离家出走，到欧洲留学，学习西方艺术。所需费用，来自黄素琼从娘家带出来的妆奁，和张茂渊在张家继承的遗产。而学习西方艺术，显然也不是为生计做准备。 张爱玲的父母自上海迁居天津初期摄于英租界住处的花园。左二是她父亲张志沂，右一是她姑姑张茂渊，右二是她母亲黄逸梵 两女一去多年，导致童年的张爱玲对母亲没有什么印象。等到张爱玲都8岁了，父亲决定痛改前非，戒掉了鸦片，请求妻子回国。为此，张家又搬回了上海。 一家团聚之后，却发现婚姻的裂痕已积累到咫尺天涯那么深。在子女教育方面，父母的意见就南辕北辙。父母很快离了婚，母亲和姑姑搬出去租房，住进新式公寓，不再有佣人，但母亲愿意出学费，让张爱玲进西式学堂。她乳名张瑛，爱玲这个名字是入学时由英文名Eileen音译的。 而张志沂饱读诗书，住老豪宅，家里有佣人、汽车和司机，将儿子张子静留在家里请先生教四书五经，这比上西式学堂便宜。 张爱玲住校读书，周末由司机接回父亲家。父亲新娶了妻子，双双吸食鸦片。这是张爱玲的青春期，是1930年代的十里洋场。 很快，家里听见了不远处租界外的枪炮声， 八·一三事变爆发了。 初出茅庐，少年老成 张爱玲迎来了青春期的至暗时刻。一天，她想去母亲和姑姑的公寓，后母不在，就只跟父亲打了一声招呼，说去母亲那边炮声要小一些。 等她第二天回来，后母找茬，说她不打招呼就外出，还在外过夜，不仅言语凌辱，还动手打了她。张爱玲已经长得很高了，而且从小就胖乎乎的，她还击了眼前这个女人，于是，租界内张家的火药桶也爆炸了。 连老实内向的弟弟，也认为姐姐张爱玲夜不归宿败坏了门风。张志沂向着自己的女人，将张爱玲关了起来。从秋天到冬天，日军完全占领了租界外的上海，并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禁闭中的张爱玲患上了疟疾，父亲也不送医，原本多肉的她从此一生瘦削。 她从家里逃到母亲和姑姑那里，再也没回过父亲那个家。母亲教连苹果都不会削的她从零开始学习独立生活，好为出洋留学做准备，并支付三年的留学费用。所以，等她从香港返回上海，既不再有得到父亲资助的可能，她还决定赚钱偿还母亲支付的学费。 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可以说是她对自己的悲剧家庭背景的自黑，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她对物质生活的无比现实，西方教育背景下的“吃饭哲学”，已经裹挟了那个时代所有沦为平民的贵族。 然而，即便是火速蹿红，张爱玲也没有成为上海滩“小时代”的郭敬明，因为战争分割了中国，分割了世界，不要说全球化市场，连全国市场都没有。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本，在上海演出的成功，才让她过上稍微精致的生活。即便这样，她还想和老同学创业，开办私人订制服装工作室。 过上独立又自由的西式生活的张爱玲，终于可以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精神幸存者的视角，去审视那仍在眼前晃动的大家族里精神亡魂们的哀怨和爱恨。她扫除时代变局的坍塌物，为自己也为更多沉默沉沦的人，拂拭出那条来时的路。 在生活上张爱玲是沉默的，因为她早已深深懂得世间的残酷，她熟谙残酷的世间法：动荡的人间世界，本质是一张被权力和金钱所控制的巨网，人不过是网中挣扎的可怜角色，被文明包装起来的为欲望所驱使的两脚羊或魑魅魍魉，世界沦为动物园，大小动物只不过有的吃肉，有的吃素，各取所需，又各有不甘。 张爱玲现实，但却有一眼看穿游戏规则的天分。一般来讲，想要混出头来，必须接近时代的新贵。那么，谁是日据时期上海滩的新贵呢？必然是政军两界，汪精卫手下的人，周佛海手下的人，以及日军将领。 张爱玲闭门索居，概不见客。写作风格一味苍凉，苍凉中又包含着自始至终的扭曲，她不相信革命和解放的理论和方案，也不相信两性和谐，等到胡兰成凭着几乎荒诞迷狂的短篇小说《封锁》找到她的时候，发现她尽管写尽男女之事，却还未谈过恋爱，“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    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家道中落，对人世人心唱挽歌 张爱玲自小爱读书，8岁就读过多遍《西游记》，功课也不错，中学就能写英文文章并投稿获奖，并以远东区第一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 与其说这是张爱玲的少年天才，不如说这是她的家学。本文无意津津乐道张爱玲的煊赫家世，特别是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李鸿章也好，爷爷张佩纶也罢，靠的都是读书成为满清贵族。 到张爱玲的时代，民主了共和了，文人能做什么呢？“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张爱玲如此笑谈自己的写作初衷，透露出的是文人边缘化、原子化的戚惶。 反正没落早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几代人的事了，所以只能接受。再有新的陷落怕什么呢？即便是要逃难，你也得是新时代的显贵——“我们的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 只能接受，只能放弃，只能从自己最深知的材料中，用笔再现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除了有一定底线的“吃饭哲学”的考虑，张爱玲并没有把写作看成是新时代的力争上游的功名“光复”，相反，走向文坛更多是她在书写中找到自我认同的顺水推舟，写作更值得依托的是提供了让她走进自我内心的方式。 这不是千年文教帝国独特的崩散奇观，实际上张爱玲的成长和写作历程，和西方女性在十九世纪开始选择作家的方式立身相似。她们的共同点是，作为女性丧失了“家”这个由男性主导的场所，从此怎么在这世上立足？张爱玲为新时代的女性“依附”感到失望与悲哀——她们在共和体制下不再有资格靠近官本位的男性权力新贵，转而萦绕在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海上来的浪荡子身边。 这是张爱玲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用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中，刻画出她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即便对母亲，张爱玲也留下种种怀疑和丝丝悲哀。母女关系并不亲切，她急于跟母亲都撇清关系，第一步先还学费。 她虽然对胡兰成的学问抱着崇拜，破例为他打开了家门，但不相信这个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爱，连自己的爷爷张佩纶和奶奶李菊藕“花园偕隐，诗酒风流”她都要解构，又怎么会对胡兰成那手写婚书上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心呢？ 当然她接受胡兰成提供的金钱资助，她把钱换成了两根金条，一俟战后母女团聚，她便用它们还学费。母亲很伤心，并没有接受。后来胡兰成流亡，这两根金条作为感情的了断，回到了穷途末路的汉奸手中。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是文坛的热门八卦 张爱玲是悲观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上海光复后她的日子开始难过，但还不是太难过。1948—1949年她的创作呈真空状态，1952年败走上海，1955年败走香港，到美国时35岁，看起来还有尚好的前途。 去国之后，她一边吃老本，将《金锁记》改写成《怨女》，《十八春》改成《半生缘》，60年代为香港好友宋淇的家庭言情电影编剧，一边又在美国新闻处翻译过海明威、爱默生的作品，还迎合外部视角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但在境外敌对势力眼里，爆的料明显又不够苦大仇深。毕竟张爱玲不会投机到用主义反对主义，她坦言，左翼不过是世界性思潮，追求人人有饭吃的大同世界有什么不对？女性一旦大局大度起来，真的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样的态度当然是不讨好的，就如同在上海，她却说：“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普遍的宗教。国家主义是一个进程，汉唐时已经经历过。但是没用，因为经历过不代表现在打得过别人。” 张爱玲仿佛彻底被旧大陆上的人们遗忘了。她在美国用英文翻译钟爱的《海上花列传》，英文写作的《秧歌》《怨女》，都没有像以前的赛金花那样进入西方文坛的视野。 她只短暂地在哈佛大学克里夫女子学院做过驻校作家，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这个来了又走了的亚洲女子是谁。 她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手艺人，无法顶着中国学者的学问、权威和名声在美国取得社会地位。她甚至要靠申请入驻写作营解决一段时间的住宿和生活问题。在那里，她遇到了过气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赖雅已六十多岁，两人抱团取暖，结婚了。 张爱玲终生未育，她留在上海乡下教了一辈子书的弟弟也一样。但是因为赖雅年老体衰，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几年张爱玲似乎尽到了相夫的责任，她比赖雅小十几岁，照顾一个年长的病人，中年张爱玲付出了十几年的心力。 时间对寂寞的张爱玲来说是难熬的，但对外界却似乎飞快。张爱玲出版《传奇》时那青春的三年，时间仿佛为她停滞，而去国之后，一个又一个三年如流水般寡淡无情，正像白驹过隙。 夏志清发现张爱玲后，港台华人读者圈支持着张爱玲后半生的写作。但相对于早年在上海的繁华都市生活，她在美国犹如生活在荒野，她的写作也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胡兰成后来去了日本隐姓埋名开酒吧生活，七十年代他回顾也在远眺大洋彼岸的张爱玲：“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中华民国到底可以从时代的巫魇走了出来。” 今天阅读张爱玲，需要用心体会胡兰成这话从何说起。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因为人生就如“华美袍子下面隐藏着虱子”；她也没有野心进入历史，胡兰成神话自己、神话中国，顺便神话了她。 一切终将凋零，一切不过轮番登场，在1995年洛杉矶公寓一个人长眠前，张爱玲早已不需要世界、不需要神话，她预言天下将是读不懂《红楼梦》的无家可归者的天下，但人们对自身的流离失所只会浑然不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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