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我与范子登先生夫人范太的一番对话,才让我恍悟,原来张大千1963年在新加坡与范子登先生相识时,范子登先生就向他出示了自己以泼墨方法画成的新作,仔细观看之后,正在试验新画法的张大千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从一味摹古中遽然脱化,因此欣喜不已。他没有认为范子登先生的泼墨画是“旁门左道”,反而认为这是出新的一条最有效的道路!
虽然张大千在1963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也画了不少非常传统的以董源、巨然一派为主的繁皴密点的作品(如1967年的《秋水春云图》),但他最主要的精力,却放在泼墨与泼彩之上了:
——1965年,张大千的代表作为《幽谷图》,此作为长幅绢本,以泼墨叠彩略加皴法而成,全画神秘幽深,只露出峡谷间少量的白光,形同飞瀑,画的下半在幽暗的墨色中杂以斑斓的彩色,令人顿生身处幽谷中的神秘之感。在张大千此前的画作中,绝不见此种风格;
——1967年,张大千创作了《山雨欲来》和《瑞士雪山》二作,画中不仅不见传统皴法,甚至其构图也不是传统式的。看到这一类作品的人,有的不禁惊呼:“大千是能融化古法,再造心境,实为划时代之人物也!”[2]这一年在台北的画展,不仅吸引了大批的观众,也引起了艺术家们对“破墨”与“泼墨”问题的热烈讨论。
此后的张大千直至逝世,都不断地将水墨和青绿、泼墨和泼彩融为一体,抽象中兼具大写意趣味。于是,人们的目光更多地被张大千吸了过去,而人们对范子登先生的泼墨之作的认知,则相对滞后了。
我觉得将这段公案公诸于世,并不意在抬高范子登先生而贬低张大千,而是提醒研究中国当代画史的人,应该注意到这段画坛佳话。( 20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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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傅申:《张大千的世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3),第88-89页。
[2] 沈燕谋:《南村日记摘录》,1967年1月1日,曾履川论张大千画,香港《大成》第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