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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最关怀我们的那个作家去了
北京青年报 张天蔚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0分，著名作家史铁生病逝。此时距属于众人的2011年元旦还有1天，距属于他个人的60岁生日也只有4天。如果站在宿命的角度感慨，则命运似乎设置了一道槛，就是要让他在常人看来如此重要的关节处止步。但对于已经无数次寻根问底地打量过自己和生命的他来说，这一天或许只是无数寻常日子中的一天而已。为此我们或许可以斗胆地说，我们不必因他离开这个世界而为他悲伤，却更应该因我们失去一个如此纯净的灵魂而为我们自己痛惜。
史铁生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就对人的存在及人的命运所做的哲学思考而言，他则当仁不让地独领风骚于中国文坛。从他早期初享文名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带有浓重宿命色彩的《命若琴弦》，再到后期受众面日窄但影响力日隆的《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病屑碎笔》，史铁生的创作线索清晰地指向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对崇高价值的坚守。正是有了史铁生的存在，中国文坛才没有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完全弃守。他后期那些带有强烈哲学色彩的思辩文字，对于当下被低质的文学惯坏了胃口的读者而言，似乎设置了重重阅读障碍，但只要你带着郑重走到他的作品面前，哪怕最终因惧怕这些障碍而止步，也不得不由衷地感慨文学可以具有如此沉厚的质感，感慨一个看似残缺的生命却可以如此巍峨。
人们会很容易，甚至想当然地，把史铁生的价值选择和创作走向，归因于他的残疾，归因于他从20多岁起就被困于一张狭窄的轮椅、一间逼仄的房间的宿命，仿佛肉身的巨大不幸，反而锁定了他的生存方式，成全了他的文学成就。但残疾并不必然引领人走向崇高，却同样可能让人变得消沉或阴戾；肉身的受限，也并不必然帮助人，哪怕是作家，走向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却更可能让人沉溺于对自身不幸的自怜自艾。因此对于史铁生或任何人来说，残疾只是一个与众人略有不同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的走向和目标，却仍然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况且按照史铁生的定义，“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生而受限，亦即生而残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个个不同的起点出发，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向，并为此负责。就此而言，虽然史铁生只是在内心完成着他自己的追问，却也是在以一己之力，为我们所有人进行着追问。
如今，在内心里真正关怀着我们的那个作家去了。一个生前已经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作家，却于离去之后，引发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悲痛，再次证明他的坚守、他的思考的价值。或许至今仍然会有太多的人，读不懂他后期那些最重要的著作；或许会有更多的人，不会投注足够的心思，追寻着他思考的脚步而走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但他已经以他所选择的生存形态，对他的思考给出了最简捷而形象的答案，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读得懂的答案。
史铁生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捐献出自己的四个器官，分别挽救了四个人的生命，或疗救了他们的残疾。沿着史铁生坚守一生的生命逻辑和价值追求，这只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必然的选择。如果仍然能够表达，相信他一定会像生前一样平淡地告诉我们，这是当然的，没有什么好说。但我们会像记住他生前平淡地说出的许多箴言一样，永远记住他最后的选择，并从中再次领略一个伟大灵魂的崇高和纯净。
按照器官移植的规则，将没有人知道他的四个器官究竟捐给了谁。由此，我们将无从知道他的生命，究竟因哪几个幸运的生命的延续而延续。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他的肉身去了，他的精神的生命，会因他的文字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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