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许多古籍和资料对紫檀有载述，如晋·崔豹《古今注》；唐·苏恭《唐本草》；宋·苏颂《图经本草》；宋·叶廷珪《名香谱》；宋·赵汝适《诸蕃志》；明·《大明一统志》；明·曹昭《格古要论》和明·王佐增《新增格古要论》；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明崇祯·方以智《通雅》；明崇祯·屈大均《广东新语》；清·李调元《南越笔记》等等均有记述。
我国使用紫檀非常早，在中原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记录是东汉末期崔豹的《古今注》：“紫旃木，出扶南、林邑。色赤紫，亦谓之紫檀也。”这样的描述对紫檀的认识已把握得非常准确了。这个记录是东汉末期的，那实际使用就应该更早，因为一个事物从不认识到认识会有一个过程。（插入图69）
可以肯定地说，古代的紫檀家具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北京两地，苏州地区可能有极少量的制作和流传。别的省份则非常罕有了，甚至很多省份在改革开放以前连紫檀木料都可能没见过！
紫檀在广东的使用应该比内陆更早。因为广东是中国唯一出产名贵硬木（黄花梨）的省份，所以理应对硬木的认识和利用要比北方早得多；另外，广东在秦汉时期便与东南亚和中东有贸易往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见图70），也比北方更有机会先使用紫檀。因为在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驼运如此巨大沉重的紫檀木是不可想像的，要大量使用紫檀只能靠船舶贸易。古时的中外贸易主要初发和到达地都是广州，所以广州有极大的便利条件先使用紫檀和其他东南亚的硬木。（插入图71）
广州地处南海之滨的珠江三角洲，自古以来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商业、手工业和水运交通都很发达，硬木原材料的供应非常便利，所以使广作的硬木家具在中国的家具史上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广东风格。因为只有硬木才能承受精雕细刻，所以广东的家具极其注重雕工。到了明清两代，终于形成了被后人称为“清式家具”的广作风格。（插入图72）
据明末的秀才、大戏曲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李渔（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在清初游历广东后在《笠翁偶集》载述：“予游粤东，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当时粤东还是广东比较贫困的边远地区，那里尚且半数是紫檀、花梨（黄花梨）所制之器具，那在古时已经是国际大都市的广州，情况可能会更甚！也证明了明清时期在广东，紫檀和黄花梨所制的器具都是民间可以买到的日常用品。
李渔是官宦世家，家境富有，他又是旅游家，见多识广，所记述的情况可信度应该非常高。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广东在明代的时候，高级硬木家具的制作已非常精美和成熟、并有别于内陆和北方的家具。也就是说广东在经过长期制作、使用硬木家具以后才会积累出如此辉煌的工艺和大量从业人员，罗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广州的手工业从业者已近一百万人，制作硬木家具的作坊遍布大街小巷，下雨天硬木的木屑把雨水都染红了、把下水道都堵塞了，其盛况可见一斑。（插入图73）
可以负责任地说，明代的广东家具肯定与北方和内陆不一样。清朝康熙皇帝打进广东后，得知广东的硬木堆积如山，家具都是用紫檀、黄花梨做的，既时尚先进又精美绝伦，马上便决定从广州调集工匠、购买木料进京，把故宫里的明式家具全部换掉！说实在的，当时那些傻、呆、笨、粗的内陆明代或明式家具，在精美别致的广作家具面前真的是土得掉牙！所以笔者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所谓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吹捧那些早在明清之际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要求而被淘汰的老土“明式家具”？（插入图74）
好在市场早就不买他们的账了！笔者留意了近几年全世界及国内的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情况，所有创下拍卖“天价”的古家具都几乎全是雕刻精美的广作“清式家具”，而不是那些明式的罗锅枨方桌、插肩榫的平头案和什么四出头官帽椅、圈椅之类！市场总算给广作和“清式家具”还了一个公道！这一点想收藏古董家具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试想，如果你进了一间屋子，看到一张插肩榫平头案配着两把四出头官帽椅（见图75、图76），感觉象不象进了北方农村的一个乡下人的家里？
因为北方把广作家具都看成了“清代家具”，所以明代的广作家具断代会比北方明式家具难得多。广东并没有北方的所谓“明式家具”传世，广东人在明代就是用这样的“清式家具”的。那如何才能准确地给明代的广东硬木家具断代？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笔者也只能靠看木质的老化程度和造型、款式来断个大概。确切地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紫檀木是木王，是最坚硬、密度最高的木材，它的老化、风化和腐朽程度可以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另外就是各时期的造型、做工都有一定的细微差别。再要准确的话，不知道碳十四检测会不会有帮助？（插入图77）
西汉早期广州已有一条沿着海岸线一直航行到印度的航线，即由广州为起点，经粤西--〉广西--〉越南--〉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印度东南部，早期的远洋运输为安全起见（尤其是航海罗盘发明之前）是沿着大陆的海岸边航行的。交易回来大量东南亚和波斯的奇珍异宝、香料和木料等（见图78、图79），那时的广州已经成为国际的贸易大港了。
古时的印度商人还把一些土著黑人贩卖给广州的富豪之家为奴，用以看家护院。从广州汉代墓葬出土的黑奴陶俑（见图80）是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的墓葬品，广州是全国唯一有黑奴陶俑出土的地方。明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记载，当时：“诸巨富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其人目睛青碧，唐时贵族士大夫多蓄之……粤商人有买至广州者，皆黛黑深目，日久也能粤语。”所以现在在广州经常还能见到有黑人血统的同胞，笔者上小学、中学时身边就有皮肤特别黑的女同学，当初都感觉大惑不解，现在才恍然大悟！汉墓中还出土有木质和陶质船模，其船楼结构比欧洲早出现了一千年！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为广州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插入图81）
到唐朝时中原对紫檀的记载也已很明确，唐·《新修本草》中描述：“紫真檀木，出昆仑盘盘国，惟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由此可证明那时紫檀在中国已是常见之物。唐朝很多诗歌对紫檀制作的乐器和器物也有记载或描述。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轴》里对当时紫檀木的使用记述得很明确：“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罗织成带，以为宫画之标。”这就说明唐朝时，紫檀在宫内的使用也已非常普遍。（插入图82）
到了唐宋时期，广州的商业和对外贸易更加繁荣，广东商人由于贸易的需要已有旅居国外“住番”十年不归的情况（出现了最早的“华侨”），而长住广州的外国商人（称为“住唐”）也非常多，以致阿拉伯人著述的《中国见闻录》也有记载：“广府为商船荟萃之地，唐末黄巢之乱，陷广府，杀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反映了唐代广州的商贸鼎盛情况。为了专门管理往来贸易和中外船只，唐代开始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这个机构。据史籍记载，当时广州与波斯湾地区有六条定期航线。“天子南库”在这个时期初具雏形。（插入图83）
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朝廷于广州十八甫设立了接待“诸番客使”的怀远驿。这个机构共有一百多间高大房屋，接待过东南亚、波斯湾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使者及商人，大量的各国商人都定居在附近。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则集居于广州光塔寺附近。光塔寺（古称怀圣寺塔）始建年代已不可考，由唐初来华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传教师宛葛斯主持，为汉唐时期侨居广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捐资所建，是华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回教寺庙，也是南中国以及东南亚伊斯兰教的重要朝圣地。
明代曾经禁海，但广东民间的对外贸易根本无法禁绝，也没有中断过。正德九年广东布政司参政陈伯献的奏章里便详细记录了广东沿海大规模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令官员束手无策，坐视海上走私日益繁忙的现象。（插入图84）
1517年（明正德年间）葡萄牙政府与中国商定双方共同开辟澳门为国际商埠，当时的欧亚船队被允许在珠江口广东台山县上川岛、广东斗门县的浪白岛和澳门停泊。而明朝在隆庆（1567-1572年）才正式解除海禁，由此可知明朝的海禁对广东的海外贸易基本没有影响，对内陆的影响却非常巨大。以至内陆和北方在解除海禁前根本没有硬木，造成了胡德生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专家，到现在还认为中国在明代中晚期之前没有紫檀和黄花梨等硬木家具。（插入图85）
胡德生先生经常提到的“抄没严篙家中没有一件紫檀等硬木家具。”以及他经常引用的明末范濂《云间据目抄》的一段记载，以证明隆庆、万历以前我国没有紫檀等硬木家具：“细木家具（即硬木），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时曾不一见。民间禁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尢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注意：这个记载并没有提及紫檀和酸枝等红色硬木）。
据此，胡德生先生和故宫的一些专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在万历朝之前没有硬木家具，万历后方才使用并流行开来。这种观点和认识放在明代的中原和北方还说得过去，但不能包括明代以前的情况，更不能包括历朝历代广东的情况。元朝皇室曾用紫檀建造宫殿或制作家具，如《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记述至元二十四年（1364年），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国（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一带，“以私钱购紫檀木殿材”献于元帝。亦黑迷失以重金购买的这批紫檀木是元大都宫殿建造中最珍贵的建筑材料。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大都的紫檀殿“皆以紫檀香木为之”，“寐殿楠木御榻，东西夹紫檀御榻”；紫檀殿在元朝宫殿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元世祖皇帝忽必烈最后就是病逝在这个紫檀殿内的。（插入图86）
明朝确实不崇尚硬木家具，故宫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所建，至明代灭亡也没有几件紫檀等硬木家具留下，这是有原因的。明朝开国时的皇帝朱元璋对服饰、建筑、器物用品等的使用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朱家皇朝崇尚朱红色，皇宫和衙门垄断着最高级别的朱红色漆为家具器物的颜色。作为祖制，以后明朝的历代宫廷都以使用漆饰和雕漆家具为主，也不提倡地方采伐和使用硬木家具。上行下效，以至现在还能看到很多明代的柴木家具留传至今。（插入图87）
明朝也没有向民间和商人购买硬木的记录，所以说郑和下西洋带回大量的紫檀等硬木之说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宫廷所用少量的硬木也是让广东进贡的，贡木的数量亦很少。万历年间的岁贡记录《卫部厂库须知》里记载：“广东布政司每年应解……花梨木十段，紫榆木（紫檀或红酸枝的别称）十段……送御用监交收。”如此数量的硬木，根本无法支撑宫廷大量制造家具之用。据明未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记载，御用监内擅长雕刻的佛作负责硬木器物的制作，从进贡明宫的硬木数量来看，应是以制作佛像、摆件、镜支、书画架等小器物为主，艺术风格也是注重雕刻。从进贡的硬木数量可以推断明末清初时故宫内府库存不会有大量的紫檀和黄花梨木料。（插入图88）
从明晚期北方突然出现的一批花梨木家具（其中含有少量的黄花梨糠梨）来看，至今也难见宫廷御用款式的，多数是苏州地区民间常见款式的家具，也可从侧面印证明代宫廷内并没有多少御用的硬木家具。
那么，明代宫廷中所用的是何种木材？从古籍记载来看，应是杉木。大家想不到吧，堂堂明朝宫廷所用的是最平常的杉木！因为明朝皇宫用的多数是髹漆、雕漆、描金、剔红等朱红色的漆家具，做这些家具最好的木胎就是杉木。据明代何士晋编撰的明朝档案《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前传出红壳揭贴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脚踏等俱全。合用物件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买六项共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插入图89）
鹰平木即是“鹰架、平头杉木”的简称。古时采伐杉木一般分两段取材，从根部到中部锯断的那一段叫“平头杉木”，其两端的粗细相仿，可做梁柱之材；从中段到树梢的部分称“鹰架杉木”，这种料可做脚手架（鹰架），合称“鹰平木”。那时的杉木也不便宜，一号平头杉木长三丈七尺，围三尺的每根值银三两九钱五分；二号的鹰架杉木长三丈，围二尺一寸五分，每根值银一两二钱。明朝时，杉木楠木均是主要的“贡木”，楠木一般是用于修建宫殿，家具用材则是杉木为主。上面提到的一千三百根鹰平木只是特别增拔的，常例的宫廷家具用材主要为杉木厚板枋（开锯成约十厘米厚的板材）。（插入图90）
明朝时的北京通州运河码头建有皇木厂作为仓储，据万历年间申时行重修的《大明会典》记载：“司礼监御作房成造书画柜匣等项杉木板枋，每年两次，每运六百块，如御用监例。”这一记载在《工部厂库须知》中也有记述。每次运六百板枋，仅运费就需银四百五十两，可见每年一千二百块的杉木板枋费用成本相当高，这些木材构成了“上用”（指御前使用）家具的主要用材。硬木家具一般是不用披麻挂灰的，但明朝时的宫廷家具用灰量非常惊人，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佐证当时的家具用材大部分是软木。据《大明会典》记述：“御用监成造龙凤床座、顶架每年约灰料银二千八百二十五两……雕填剔漆龙床，顶架等项，隆庆元年准以嘉靖十年为则，每年约灰银四千一十一两四钱九分……司礼监御作房成造龙床等项物料三年一次，约灰银一万三百三十一两。”可见其软木家具用灰量之巨。所以一些学术书籍及专家们常说明朝故宫中有大量的硬木家具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插入图91）
明朝时广东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可以有根据地说，明代的广东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硬木，跟世界有关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没有中断过。广东自己产硬木，明朝初期盛产黄花梨等硬木的越南也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叫交趾郡，当时广东跟越南的海上交通也不可能中断。明朝时广东不但用硬木制作家具，且用硬木大量建造祠堂会馆，为防海盗和倭寇广东还用硬木造船！
据《广州府志》记载，明代制造抗击倭寇的战船“以福建广东为主，广东船乃铁力木所造，船身坚硬似铁。而倭夷造船，用松杉所造，不敢与广船相冲。”现在广东沿海和珠江流域内河还有很多这样的硬木沉船，商家们将之捞起用来做器具（见图92—图94），笔者看到那些船板厚度均在十几至二十厘米，至今其木不朽，非常坚固硬重。但据笔者观察，其多数是产于马来西亚和加里曼丹岛坤甸市的坤甸木（进口铁力木），而不是国产的铁力木（见图95）。坤甸木材质硬重，坚韧耐腐，不怕盐水浸泡，是极高级的船用硬木；此木刚开锯时是黄色的（见图96），用久了则变成黑色（见图97）。在广东自古至今还用它来制作龙舟，每年竟赛完毕，人们即将其深埋于河底淤泥中，坤甸木在水中是越浸越坚实的木种。由此可见广东明朝硬木贸易和应用的盛况。
当时大量进口的高级木材，更促进了广东家具行业的发展，使得珠江三角洲的家具与内陆家具别具一格，形成了自己的硬木家具文化和风格。无论在用材、选料、造型、结构、雕刻等都与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广式”的广作家具。所以，李渔在明末清初游历来到广东时惊叹这些用紫檀和黄花梨做的家具是如此之精美。也令到清廷攻进广州后见到堆积如山的紫檀等硬木和如此富丽堂皇的广作家具后，便决定从广州购买木材和抽调工匠把故宫里的明代家具全部换掉。因此现在故宫里存世的硬木家具特别是紫檀家具90%以上是广东人制作的，故宫里为方便管理这些木材和工匠，还专门在宫廷造办处成立了“广木作”。到清乾隆时期，广作家具终于迎来了历史上的颠峰期，在全国奠定了广作家具的领导地位，以至清中后期全国各地都有仿制广作家具的。（插入图98）
明清以来，广州的贸易空前繁荣，自唐代设立的“市舶司”已不能适应广州外贸发展的需要，那时广州的商行和商人是将华货、洋货，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起经营的。清康熙二十四年，朝廷在广州设立十三行，又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它是由许多牙行、商行、洋行合并组成的。次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商议后，决定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分开征税，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由此洋货十三行成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商行。（插入图99）
至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下令关闭全国的其他几个海关和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一处垄断经营，由此十三行正式成为“帝国商行”，广州也正式成为“天子南库”，全国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公元1845年，大英火轮公司在广州开设了第一条欧亚远洋定期航线；公元1859年，在广州的美国轮船数字已超过了英国；到公元1871年，从广州口岸进出的外国船只有1666艘次，光美国就有863艘次。十三行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和一切进出口事务，拥有货物的定价和定税权，清朝宫廷所需的物品也由其采办。如图所示笔者所收藏的清代雕远洋帆船大画箱（见图100），这个画箱体积比较大，长度超过一米，内分两层；箱体外部五面雕工，雕的都是古代时各国的远洋帆船来到广州贸易的情况，从中可看到各种远洋贸易船有的带武装，也有不带武装的；箱面所雕的三处景物应是商船所经的商埠。此箱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物，在国内的博物馆笔者还没见过同样的藏品。
据广东的史料记载，明清两朝广州的木材进口和硬木家具出口是大宗交易，非常畅旺，出国的华侨也日益众多。有关部门在改革开放初期统计，我国当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千多万人，而广东籍的十居其七，所以那时在广东先试行改革开放是有原因的。华侨成为传播中西文化的媒介，国外华侨聚居的地方就会出现中国式的建筑和中国家具；西方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和家具也会传进广东而产生影响。广州市十三行路一带就是古时候多数外国商人来往和集居的地方，附近的西堤一带是各类家具的集散中心。（插图101）
清宫廷的硬木木料均从广州采办，宫中的硬木家具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广州定做的或是广州进贡的；另一部分是朝廷从广州把工匠召进宫，在宫廷造办处的“广木作”做的，清宫档案有很多这样的记录。如清雍正年间就有广东硬木家具名匠罗元、林彬、贺五、梁义、林志通等奉召在宫廷造办处供职；光绪时奉召进宫的梁埠帮光绪帝做大婚的龙床时还受到了册封。这些进宫的工匠平时多数是做洋装货的，专供出口；这种出口装家具只有故宫和广东有部分传世品，所以数量不会很大。
明清时期广州的硬木家私行分三档，第一档是专做进贡装家具和出口装家具的，等级最高，工匠水平也最高，用的木料是紫檀、黄花梨油梨和大红酸枝三种紫红色的最高级硬木；第二档是专做内销产品的，这种家具多数是本地官宦富豪使用的，用料也是这三种，但家具款式大多数是传统款式的；第三档就是硬杂木行，产品专供普通人家使用，所用材料较杂，有花梨、坤甸（进口铁力）、国产铁力、进口东京等，都属于硬杂木，款式也是传统的，造型和雕工都较简单。这些家具行各有行会、商会，行规极严，各行之间不能越界，不是行会会员的人员一律不准从事所对应的硬木家具的制造和贸易，否则后果极其严重。而行内人做事也很本份，不会坑人骗人，一旦违反行规，行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广东古时的家具是不会造假的，否则没法在这一行生存！（插图102）
买家具的买家也要讲身份、地位和礼数，不能乱买。一般有两种买法：一种是直接到家具行里挑选已做好的家具，这种家具称为行货，店主会根据买方的身份、地位推荐家具。另外一种是通知行会或店家，由他们派人到府上查看并量好尺寸，也是根据其身份、地位向买家推荐木料、造型、雕工、款式等等，这种叫做细路货，是定做的；然后行会派人带上木料、工具、人手上门把家具做完为止。做一堂这样的定做家具时间非常长，一般要一到三年，长的甚至十年。
广作紫檀家具到了清乾隆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乾隆工”和“紫檀工”的美誉！这从近几年国内外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情况可以看出来，能创下“天价”的几乎都是乾隆时期“出口装”或“宫廷装”的广作紫檀家具。广作家具把外来文化的艺术精华结合到中国的传统家具上，创造了线条流畅、雕工精美、造型大器、结构先进的华丽气派式样，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追捧，尤其受到了清宫廷、官绅阶层的采纳和提倡，一时风行全国。连传统明式家具生产中心的苏州也受到了“广式”家具的强烈影响而追随其后，一改其历来的“明式家具”风格而仿制广作家具，可见当时广作家具风头之强劲。（插图103）
到了同治大婚期间，宫中库存的紫檀木料已所剩不多，朝廷下令收缴民间的紫檀木料和紫檀家具。那时广州很多木器行和大户人家，家里满堂的都是紫檀家具，堆料场的紫檀料也不少。为了避免倾家荡产和回避朝廷，行业商会磋商后统一了口径：高级硬木里有酸味或无味道的叫酸枝木，有香味的则叫香枝木。香枝木并不包括有香味的花梨木，花梨木从古到今都叫花梨。要达到香枝木的标准，木质不能差过酸枝。那么符合标准的就只有两种：一种是紫檀；一种是黄花梨油梨。因为黄花梨糠梨的木质很多都达不到大红酸枝的标准，所以糠梨多数被归入花梨木、扔到花梨堆里去了。要区分油梨和糠梨很简单：沉水的是油梨，浮水的就是糠梨！（插图104）
但因此又形成了一个好笑的怪现象：因为广东人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酸枝木跟香枝木在普通话里的发音又相近，北方人都听成了酸枝木，慢慢地酸枝木就变成了广东地区高级硬木的代名词，香枝木这个名称被逐渐淡化遗忘了。直到改革开放前，行业间只知道酸枝木是高级硬木，早就不知道什么是紫檀、香枝木和黄花梨了。现在有许多商家就利用香枝木来钻这个空子，把很多有各种香味的花梨木都标称香枝木了。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因为花梨木的木质根本无法达到香枝木的标准！（见图105所谓的“越南香枝木”）
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硬木家具，不重视、不研究广东历史和广作家具的历史是不行的，肯定会以偏概全，是残缺和不全面的。
到了清晚民国时期，中国国力下降，战乱频繁，家具业的产品质量直线下降，内陆和北京甚至出现了没有榫卯、木构件各部位直接用胶粘合的偷工减料货（见图106）。而在广东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家具行会的严格要求杜绝了这种自杀式行为的发生。
明清两代的广作家具里如方桌、椅凳、长椅的面板，无论是用何种材质制造，就算是紫檀和黄花梨的家具，其面板也只能是独板和两拼板的。笔者至今未在广东发现过有三拼板以上的古代高级硬木家具，这是当时的行规，否则买家不会收货。
有一位知名专家在很多场合经常说：只要是两拼板的方桌就绝对不会是紫檀的！这种说法一是显得他对古代紫檀家具知之甚少；二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广东人从来没有用过紫檀家具，因为古代广作的紫檀家具，全部是独板或两拼板的！
清晚民国时期广东的出口装家具贸易仍然畅旺，从一本清朝晚期（约1890年左右）的《广东五常酸枝傢私》（这时广东一带已习惯将高级硬木家具统称“酸枝傢私”了）这本出口家具图集来看，仍不乏至今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该书为十六开本，二百多页，共收录清代广作家具图样近六百个，用高级洋纸印刷，硬面精装，该书是国内现在仅见的孤本。（插图107）
因此，在这里希望那些专家学者们不要把清晚期的家具一棍子打死，尤其是广东的情况跟北方大不一样。虽然内陆已积贫积弱，但广东作为传统的外贸大都市，仍拥有许多有钱人客户群和外国客户群，硬木家具的质量还是有一定保障的，这一点从现在所能见到的传世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五、紫檀家具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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