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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健忘” 孔健 日本人是一个聪明得出奇的民族，这一点可以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得到证实。但是，日本人又是一个“健忘”且有点弱智的民族，这一点我们同样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只是这种健忘颇具大和特色，它像一个筛选器，把很多日本人很早干过的或不久前干过的丑恶，把那些有损日本民族形象的真实过滤掉，只留下值得后代炫耀学习的东西。 翻开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日本人这种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古代史中日本天皇家族的丰功伟业，日本先人创造的科学技术、英雄业绩等等，都记载得不胜其详。有的日本历史书甚至把所谓天照大神等无据可查的神话传说都绘声绘色地收进书内。既然距今连遥远的古代历史都能记住，为什么一碰到近现代的一些事实反而记不清了呢? 这种弱智也是有一些特点的，它不是表现在学什么技术，造什么高科技玩意，那方面日本人绝顶聪明。而是表现在日本政治中，君不见那些道貌岸然的日本政客甚至学者，经常在大是大非面前玩一些被众人耻笑的低级把戏。比方说日本的法学研究是世界一流的，尤其是国际法研究水平可以说领亚洲潮流。日本东京大学是亚洲最早开办国际法专业的学府，国际法学界每年一度的研究大会经常在东京召开。但在日本，所有以日本政府为对象发起诉讼的各国慰安妇，尽管言之凿凿、证据充分，却无一胜诉。这些曾经备受日军摧残的妇女为了讨回自己被掠夺的尊严，自1993年就开始准备这场诉讼。但是，6年之后那些精通法理的日本高等法院法官仅用13秒的时间，连任何证据都不认定，也不陈述任何判决理由，就作出了判决，“ 就像一群白痴一样，机械地读完败诉判决后逃去”。如此缺乏常识的审判，实在令那些穷究法理的法学泰斗们汗颜。更令人可气的是，当这些身心备受折磨的妇女走出法院时，竟然还有日本人“天真”地问道：“难道当时你没拿到钱吗?” 在日本政坛，一些政客名流虽八面玲珑，却有时也“傻”得“可爱”。战后裕仁天皇早在 1946年就发表过《人间宣言》向天下坦白：自己是人，不是什么天神。在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50多年后的今天，其首相大臣仍然像做梦一样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授国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政界还不厌其烦地上演“失言”丑剧，经常是否定侵略历史——遭到抗议——被迫辞职。明知会丢官还要胡说——这些“失言”者看起来似乎是“犯傻”。 然而诸多事实表明，面对侵略历史，一些日本人根本不是“健忘”更非“弱智”，而是压根儿就不想记。归纳起来，在日本不想记那段历史的有五种人，一种是抱有“皇国史观”的人。这部分人继承了近代军国主义分子“皇国论”，具有和希特勒相类似的种族观念。他们深信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在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的同时，肆意贬低蔑视其他不发达民族。他们认为中国、朝鲜等亚洲民族理应受到日本的统治，当年日本军队到这些国家是为了“解放 ”他们，根本不是侵略。日本前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就公然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托日本的福，才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下获得独立”。这部分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中日关系至今仍不乏傻瓜式的幻想，全不理会今日中日关系已非近现代可比，整天开口“支那”闭口“支那”，恨不得把中国人踩在脚下才痛快。90 年代，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在日本采访时，曾亲耳听到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血淋淋的诅咒——他恨不得那场战争把中国人都杀光。日本一个前驻华大使甚至拿出当年皇军要挟旧中国政府的狂妄劲儿，要中国把诸多抗日纪念馆门前的“抗日”两字抹掉，真不知此君思维停留在几十年代。 第二种日本人虽然还记着那段历史，内心也知道侵略的不是。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政治“ 小九九”，认为如果坦率承认侵略历史，在国内政治中就会失去右翼势力的支持与喝彩；在外交上就会老是道歉，抬不起头来，而且还要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失言犯傻”会暂时丢掉 “乌纱”，但却能为此换取某些政治“资本”，捞到诸如有政治“勇气”，不怕邻国压力的 “美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失言者”在竞选什么议员时都能被选上。既然吃“小亏”可以赚“大便宜”，日本一些政客自然乐于“犯糊涂”。还有一些日本政客、学者，也的确感到了这段侵略历史在中日关系中的份量，曾悲观地预言要实现两个民族的和解恐怕得要上百年的时间。这种悲观更坚定了一部分日本人继续“赖账”的口实——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笔血债反正是还不了啦，不如“装作不知道”，赖个干净。一个韩国前慰安妇在谈到日本法院拖延判决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拖，等待我们一个个老去”。 第三种人则是中西方强权主义的“流毒”太深，同时又把日本人特有的等级观念演绎到对外关系中去。他们把世界各国按强弱分为一、二、三等，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弱肉强食，小国、弱国服从大国、强国乃是一种必然。日本当时既然通过明治维新，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成为“ 一等大国”，侵略小国、弱国也是时势所驱，算不得什么罪孽。甚至认为中国、朝鲜在历史问题上对英美列强当年的殖民侵略轻轻放过，而独独判日本“无期徒刑”，专门找日本的历史毛病实在用心不公。但是，日本人自己在历史问题上的“阴阳脸”表现得更充分，一方面对其当年侵略蹂躏的主要对象，拒绝认错并百般狡辩，另一方面对曾与之交战的西方国家则显出一副“老实”模样。如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英国时，对二战期间日军虐待英国战俘的事件表示诚恳道歉，那副虔诚的样子在面对亚洲国家时却很难看到。 第四种日本人似乎比较“实事求是”，主张对那段侵略历史“一分为二”。认为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的确是侵略，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和英美等列强之间的“打斗”则是“狗咬狗——两嘴毛”，算不上是侵略，战争责任应该由日本和英美双方共同承担。至于日本当年偷袭珍珠港，是被美国的外交、经济制裁逼的。这种看法目前在日本还颇有市场，一些日本历史专家借此声称，太平洋战争日本也有“三分理”。 最后一种，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被日本战后教育所蒙蔽的国民大众。自50年代中期开始，负责日本教育的文部省，经常以审定教科书的形式压缩甚至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比如删去用以描绘日军侵略史实的“强奸、杀人”、“细菌战”、“大屠杀”等用语，把侵略改为“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除了在教科书上做手脚之外，日本政府还以各种形式限制、禁止历史真相的传播。1991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0集连续剧《荒原城堡7 31》，该剧以详实的史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违反战争法，进行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并引起日本影视界的关注。该剧的录像带在日本非正式播放后，曾引起日本青年的极大震惊——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当年侵华日军中竟然还有这样一支残害无辜生命的细菌战部队。日本政府则视这部电视剧若洪水猛兽，下令绝对禁止该片以任何形式播出。凡是已经播出的文化沙龙、影视场所必须限期销毁录像带，否则后果自负。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黑太阳731》，曾风靡世界，各国纷纷引进上映，也惟有日本拒之门外。在这样虚假封闭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战后日本人，其历史认识的谬误当可想而知。我国作家陈德文曾在《我在樱花之国》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旅居日本的中国人J先生和日本人T先生为异国好友，经常在一起把酒聊天。但是，两人一次在谈及日本侵华历史时却激烈争论起来，各不相让以至于面红耳赤，但后来T君被朋友提出的事实折服了，“竟致失声痛哭起来。只见他肥硕的身子伏在小桌上不住地抽动”。J先生和妻子“好言劝慰，轻轻地拍着T君的肩头”，就像父母抚慰孩子。T君十分激动，临别时一再说“他受到了一次极好的教育，犹如大梦初醒”。可惜的是，能像T君这样被唤醒的日本人还远远说不上多数。 虽然日本政界高官的“失言”和右翼分子的高音喇叭经常搅得邻国不得安心，但是拥有一亿多人的大和民族毕竟还是有不少良知的。多少年来，仍然有不少可敬的日本人以难得的韧性和理性，不畏人言甚至不避生死，坚持不懈地向民众揭露历史真相，帮助日本民族修改那份错误连篇的历史答卷。他们的行为是孤独的甚至有几分悲壮，但也正是他们给了日本民族自立于世界的“脸面”，使邻国在担心日本未来的同时还抱着些许希望。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有四位老人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是为真理走向法庭的家永三郎和东史郎，为疗治大和民族的“健忘症”，始终笔耕不辍的大江健三郎、加藤亮一。家永三郎是东京教育大学教授。这位身体瘦弱的老人，在得知日本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删改教科书时，为了对子孙后代负责，毅然把主管教科书审定的日本文部省告上法庭，开始了漫长的诉讼斗争。年近90岁高龄的东史郎先生则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他1937年入伍，同年12月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役，1939年因病被遣送回国。作为一个有良知、真正忏悔的老兵，东史郎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材料，并在《阵中日记》中披露了日军残杀中国人的事实：“ 原上官桥本将中国人塞进麻带，浇上汽油，并捆上手榴弹，点着后扔进水堂”。6年后，日记中那个叫桥本的杀人元凶竟然站出来，厚着脸皮反诬东史郎所写失实，声称被告所说地点当时并无池塘，中国邮袋的尺寸装不下人等等。对此，中国方面很快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当年池塘确实存在，邮袋容积之大可以装人。但是日本地方和高等两级法院均无视中国民众提供的有力证据，公然判定东史郎败诉。第三位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文学大师大江健三郎。他一直担心日本再度走向近代“国家主义的歧途 ” ，就不断用犀利的笔锋挑破日本民族文化肌肤深处的隐疾，致力于“日本自身的道义的清算，历史的清算”；他拒绝接受日本天皇颁布的文化勋章，痛斥政界同胞的“痴言”显露出“ 日本人对亚洲、对世界的未来多么缺乏想像力”，甚至“没有想象力”；他在很多场合苦口婆心地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一错再错”，应该认真郑重地向被害者道歉。另一位作家—— 曾经作过侵华日军随军僧侣的加藤亮一，“以生为日本人而感到羞耻”，发誓要改变同胞的 “健忘”和麻木。他在其著作《现在我们该赎罪了》一书中写道：“周围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却几乎没有为曾是加害者的自己反省过。我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迫害别人的罪人。同胞啊，赎我们所有的罪过吧。”但是，对于他们的真诚呼吁，日本媒体却经常报以冷漠和沉默。和右翼分子的蛊惑声相比，这些充满良知的呼唤是那样微弱，容易被淹没忘却，东史郎经常遭到右翼势力的恐吓和围攻；大江健三郎在樱花树下漫步时，他能随手拣到右翼分子咒骂自己的传单……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能洞察历史和本民族隐疾弊病的大都是已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的影响和他们的身体一样在无情的岁月中变得越发微弱——将来或许有一天，当老人去世时日本民族会再度失去自己的“良心”。（《日中大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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