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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分上下集两次播出了题为《战争的记忆》的讨论，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东史郎是这次讨论的中心人物。在为人所知的程度上，东史郎在中国获得的反响远远胜过他在自已的同胞中得到的呼应。在日本，不仅连某此专门研究战争责任问题的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东史郎的丰硕，而且由于东史郎采取的'家丑外扬'策略，使得知道他的日本人（包括不少'进步'知识人）对他感到反感。而在中国，东史郎却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传媒的宣传，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东史郎在中国的登场是与南京大屠杀紧密相关的。东史郎在日本出版他的战地日记《我们南京步兵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情，而他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却是在十一年之后，这是由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东史郎二审败诉——此案为以东史郎在日记中所记载的一九三七年南京最高法院前'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为原告、东史郎以及出版日记的出版社和编辑为被告的'损害名誉案'——而东史郎和他的辩护律师小组均不服判决，强调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右翼势力的政治行为。由此，东史郎成为触动中国市民战争创伤记忆的焦点性人物，《东史郎日记》则被作为证实南就大屠杀的历史凭证，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国翻译出版。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个惨绝人寰的具体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凭借着南京大屠杀这一个简单的象征符号，凭借着三十万被害者这一个数字，中国人在日本人中确认着朋友与敌人。而东史郎，仅凭着他以八十七高龄在日本法庭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原告方进行不妥协斗争这一点，仅凭着他在南京的遇难者纪念碑前低头谢罪的姿态，他已经足以得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他的谅解和接受，甚至被视为英雄。至于他在日本国内做了什么，他为人如何，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的中国传媒对东史郎的报道，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这一象征符号的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东史郎在中国唤起的共鸣，要远[无超过二战之后任何有良知的日本人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同类斗争对中国人的影响——比如家永三郎为教科书中正确书写日本侵略历史而坚持的旷日持久的诉设案。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东史郎并不是第一个为日本侵华战争而与法庭打交道的日本人，但他是第一个为了打 官司而向中国人求助的日本人。东史郎和他的辩护小组，恐怕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最自觉地把战争责任问题从国内推向国际，利用中国和世界的舆论压力来谋求国内斗争胜利的日本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得到了中国普通市民的广泛关注，得以成为中国传媒中的英雄。 但是，当东史郎因为他的这一位置而得到中国人的接纳的时候，人们容易忽略另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位八十七岁的老年人，事实上以他的行动向中国与日本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暴露了两国知识界以不同形态不存在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态度。 首先要从中文版《东史郎日记》淡起。中国文版比日文版含量更大，它记录的是东史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在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中原辗转流窗窜的经历，其中有头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只占全书的五分之一。而且即使这五分之一的记述，其实也不能说是南就大屠杀的准确记录，因为它仅仅记录了日军大量屠杀中国士兵，却几乎没有记录日军在南京'安全区'对于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暴行。使得东史郎成为中国新疗人物的那场诉设案，其引起争端的日记其实只有一页。滥杀无辜，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中最核心的部分，东史郎的日记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极为有限。而对于这种暴行，诸如《拉贝日记》提供的记录则要详实得多。此外，在《东史郎日记》的其他部分，对于日军暴行的记录也是经过明显的过滤，作为加害者的一员，东史郎对于日军的所作所为虽有保留，在整体上却并不是批判性的。在日记中甚至有这样的片段：当东史郎的部下想要强暴一个年仅十六岁的中国女孩时，东史郎命令他到远离女孩母亲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直：'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 《东》的确是一部宝贵的历史文献，但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轻描淡写的战争犯罪记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日本社会结构在战争状态下的具体形态。这一点是《拉贝日记》等类文献不能够提供的。东京的审判围绕着这部日记是否在战后经过了整理加工的问题纠缠，以至于使得一些日本的知识人也在该日记的信凭性方面大做文章，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东的信凭性存在于他作为加害者的逻辑之中，这是不可能被局部的修改涂抹掉的。在我看来，这部日记的真正价值有二：一是它鲜明地表现了日本军队内部的暴力性结构，它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日本军队可以对中国人干出那样的残暴行径；二是它潜在地显示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所保有的'一等国民'的优越感，它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日本士兵的在而对中国被害者的时候并不能保证他采取人道的态度。这部日记中尤其是记载的日本士兵被上级军官压抑的情景，以及他们不能反抗而只能另找发泄渠道的情况，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今天的日本社会仍然心头换面保留着的病态结构；而在东史郎对'支那人'赤裸裸的轻蔑语句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今天的部分日本人那种潜在的'一等国民'优越感。而这两个重要的信息，才是阅读这部日记时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真实所在。 遗憾的是，《东史郎日记》在中国虽成了畅销书，人们却是在《拉贝日记》的角度上阅读它的。这部书的中译本前言强调出版这部日记首先基于'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把这部日记的主要价值视为南京大屠杀的证词；传媒的宣传也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框架，构成该日记主体的上述两个信息，几乎没有进入人们视野，《东史郎日记》被简单地嫁接在既定的日本想像之上。 当东史郎本人亲临中国的时候，他也难以避免这种被嫁接的命运：中国人仅仅对他所处的位置―――跨越国界寻求中国人的道义声援―――表示了兴趣，而这种兴趣立刻转为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肯定，却没有发展为对于东史郎和他的律师小组在日本社会中处境和他们与其他日本人关系的关注。事实上，假如我们不是如此短路地把东史郎从他的所处的语境中割离开来，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发现，东所传达那两个重要信息，并没有成为日本的历史，它作为现在进行时的干扰因素，不仅使得东史郎一再败诉，更使得普通日本人难以对东史郎产生广泛的关注。而东史郎律师小组在日本工作之艰难，与其说在于这场官司难以打胜，不如说是某种'如入无物之阵'的处境。 当中国的传媒满足于借助东史郎的位置又一次强化民族记忆的创伤时，实话做了一个不同的尝试。总体上说，《战争的记忆》提供必要营养，它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为南京大屠杀讨回公道这样一种情绪性的姿态，而不是对于历史和现状的深入分析。 但是，《战争的记忆》仍然向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那就是试图展示中日普通市民、特别是普通青年对于战争记忆的不同态度，用节目策划人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一个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该节目不仅邀请了东史郎一行，而且还邀请了在华日本留学生，试图在他们和中国人之间建立某种对话关系。主持人在开场白中说：'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实的认定也可以促进交流'，就暗示了他们的这一基本立场。 由于东史郎是该节目的中心人物，在讨论之前还插入了有头东史郎诉讼案的录像，很容易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次有头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但是，无论主持人还是在场观众，都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场官司上，甚至也没兴趣讨论这场官司究竟是民事诉设案还是政治性审判。正如该节目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是一次有关战争记忆的讨论。只要不带偏见，谁都可以看出东史郎设案在此不过是个引子，并不是讨论的中心内容。整个内容。整个讨论围绕着东史郎对他杀人经验的回忆与忏悔，围绕着中国市民的战争记忆展开，对于战争创伤的回忆才是这场讨论的真正主题。 在这个节目中主持人有过两次明显的粗暴举动：他先后打断两个青年在发言中提到的仇日情绪的问题，转向如何消解中日人们特别是青年之间仇恨话；而饶有兴味的是，在后期制作中这两个片段并未被剪掉。保留了主持人的粗暴之举，也就显示了《实话实说》的基本立场，而保留了那两位青年的发言，也直面了战争创伤'后遗症'的严酷现实。 假如没有在场的日本留学生唱反调，这次讨论也许不过是中国人的日本想像和战争记忆的又一次复制而已；然而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的发言一下子把单纯的讨论引向了复杂的层面。当讨论把观众的激愤情绪推向高潮的时候，水谷尚子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对东史郎提出质问。好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东史郎在法庭上的证词有'暧昧之处'，一是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对东史郎有批判，问东史郎怎么想。这是两个不能构成提问的问题，它的目的显然在于委婉地暗示在场中国人：你们把一个说话不可靠而且被日本进步人士所批判的人当成了英雄，你们搞错了。接着，好又把矛头指向了坐在嘉宾席上的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指责他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说法是把日本人一勺烩了，而且强调说日本课本教授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年轻一代都了解战争历史。 由于后期制作剪掉了水谷与在场者的激烈论辩，通过播放的录像带我们看不到后来水谷本人和《产经新闻》所写的那些场面，但是仅仅从公开放映的录像之中，已经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以确认一些基本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引人深思的。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水谷尚子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她被质问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丰硕、她对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规模怎么看的时候，她拒绝回答，理由是这次讨论的议题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东史郎诉设案。同时，她还强调说她读了诉设案判决书，暗示她对此案有充占的知识。这种姿态有两个内涵，一是她拒绝接受中国人感情记忆中的这个象征符号，拒绝以理解中国人感情创伤为起点与中国人进行对话；二是她的拒绝态度植根于她作为一个中日战争史'专家'的立场，换言之，她认为专家有资格把这种感情记忆视为寻求历史真实的阻碍。在播放的录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场的中国人面对水谷这样的日本青年表现出的仅仅是单纯的愤怒，并没有与她真正交锋。由于水谷的提问方式非常隐晦，包含着尤其是的潜台词，所以真正的交锋必须在潜台词的层面进行，遗憾的是，在场者仅仅追问她对于战争责任的姿态性问题，却完全忽视了她的潜台词―――这倒正应了水谷在上集片尾说的一句未被译成中文的话：'中国人对日本太无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更意味深长的信息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这就是'日本'与'中国'的意象问题。在这个节目中，嘉宾席上坐满了来自日本的客人，跳起来发难的日本人只有一个，然而在人们使用'日本'这个语词的时候，它更多地被定义在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敌对意义上，而不是东史郎一行试图跨越国界寻求合作的日本人意义上。而在反对'一勺烩'的水谷的发言中，'中国'也是一个一勺烩的想像，在她后来的文章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鲜明。在《战争的记忆》播放了一个多月之后，日本的《产经新闻》在六月二日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这次讨论。仅从该报道的大标题和提示语，我们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信息：该报道的大标题为《历史认识 暴露了日中之间的断层》，在此报道之前还有一则简要的消息题为《东氏被当成了英雄 中国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而日本报纸惯常使用的提示语分别为：'国营电视台进行的讨论'、'对'事件'一边倒的姿态'、'东史郎在中国说了些什么'、'在围绕南京事件的书籍的审判中败诉 指控'否定大屠杀'的不正当判决''日方批判说'违反事实''。这里有一些要点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实话实说》的努力被在一个日本式的'中国'中改写为'官民一致'的政治性姿态，那种试图建立对话关系的艰难尝试被完全消解了。从而，这个改写又一次重复了日本式中国的基本母题：中国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就是官方的声音。其次，报道的提示把'水谷'置换为'日方'。这暴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产经新闻》这样具有保守 向的报纸看来，东史郎等日本人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水谷尚子却成了日本的代表。应该说，这种定位倒是与中国人为东史郎与水谷的定位相当一致，只不过双方的价值判断相反而已。 在同年八月《世界》杂志上，水谷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对东史郎唱反调》一文。水谷首先强调她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的基本立场，并且在文章最后部分指责了不肯承担战争责任的日本政府，而这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姿态并没有构成文章的基本立论，相反，水谷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她因为不同意日本教科书不教授南京大屠杀、强调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而受到围攻，在节目后也结束后也不断搂到威胁性电话，并假借人民大学职员之口说：'中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了？'另一方面她强调说《战争的记忆》从主持人观众都对东史郎诉设案 少预备知识，而东史郎律师小组一行则隐瞒了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把东史郎推为英雄。 水谷指责明显与《战争的记忆》的主题设计相乖离，造成这种乖离的逻辑在于一个既定的中国想像：中国是一个没有议论自由和没有司法独立性的国家，国此中国人不解日本的三权分立制度。水谷把东史郎诉设案硬性规定为《战争的记忆》的主题，也显然出于她本人的一些记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对东京诉设的判决结果表示了抗议，而日本的三权分立制度，把民事诉讼与政治判决混为一团；这种对峙不仅使人们联想起冷战后结构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暗示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高密度地融合了现代世界政治关系的所有焦点问题。水谷本人虽然一再以冷静客观的历史学者自居，但她其实是严格地在这种后冷战格局里说事儿，她对于中国人的指责完全没有脱出由日本一般传媒不断再管理部门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但是我在此并不想对这个年轻学人进行批判。无论是《战争的记忆》讨论现场还是事后她的处境，对她都进行了过剩指责，因此我倒是更危房强调一个易于被人忽略的情况，那就是水谷不是一个右翼再年，也不是逃避战争历史责任的'新人类'，她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并且自认为是在承担历史责任。水谷之所以表现如此售价遗憾，核心问题在于她所受的历史学教育本身。正如《世界》杂志在两个月之后发表的东史郎律师小组所写的反驳文章和石井刚在《读者谈话室》发表的短文所提示的那样，水谷所谓日本史教科书全部记载南京大屠杀的说法是建立在严重的概念偷换基础上的――他把教科书放在注解中的一个简单说法也视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记载；同时，她所谓对于东史郎诉讼案的'知识'，其实也不过是以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为基准的表层阅读而已。与此互为表里的是，水谷对于中国市民在她的挑衅性姿态面前表现出的真实愤怒采取了极为轻蔑的态度，谇为自己试图传达的'日本也在变化'的事实是被'中国人的固定观念排除在外的'，认为《战争的记忆》没有任何具有生产性的面向未来的话题。由于该节目中亦有中国历史学者参加，水谷这种指责又转向了她对中国知识状况的判断：'一般观众还情有可原，专家 少'探求欲望'的姿态真让我担心中国的文科学问的发因此而受到阻碍。' 这不是一个年轻学人的素质问题，也不是日本学界的特殊问题。由于'二战'的受害者目击 者还健在，处理这一尚且活着的历史就变成了极为复杂的课题。包括中国历史学者在内，这个领域中不乏有人采取与水谷类似的立场，就是满足于对文献．材料进行考证，而完全无视甚至敌视人们的感情记忆。这种历史学的绝对合法性从何而来？追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来自西议控历史学模式在我们中间的话语霸权有密切关系，但是本文没有篇幅讨论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仅仅试图指出一个思路：在南京大屠杀数字上纠缠的，并不仅仅是日本学人，欧美的学者也有同样的姿态。支撑这一姿态的基本学理就是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它的对立面就是活人的感情。这种历史观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先在于感情记忆的丧失，它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而恰恰是这种死知识，最容易为现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在此意义上，水谷对于感情记忆的蔑视也正是她生产'顽固的日本人'意象的根源；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去年日本的右翼杂志ＳＡＰＩＯ发表的荷兰历史学家布鲁马（IAN BURUMA）对美籍华人张纯如ＴＨＥ ＰＡＰＥ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的评价立场不仅与水谷惊人一致，而且也与水谷的议论同样潜在地奉行了冷战逻辑。他强调自己不赞成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但是却抨击张纯如的书'不是历史著作，只不过是记录了中国人感情记忆的书而已'。他还张调说南京大屠杀数字永远也搞不清楚，因为'那个国家是如此没有信息和议论自由'。恐怕令布鲁马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篇谈话被刊登在ＳＡＰＩＯ宣传'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特辑的头条位置，理由就是它的'学术性'。不过问题还有更深的潜台词，那就是水谷所传达的民族感情问题。水谷纠缠住东史郎的人格和信凭性不放，而不去追究反咬一口的桥本，其实不在于这个问题本身，而在于东史郎把自家的事情推出了国门。反过来，当她指责中国人不了解与东史郎有头的内情时，又不加任何转换地就把日本的语境搬到中国来，毫无道理地要求与她相遇的中国人正确理解她的潜台词。当她不能达到目的时，就在日本国内发表文章诉诸日本人的民族感情以发 自已的不满，这种恶性循环的效果不在于强化日本右翼的逻辑，而恰恰在于强化'有良知的日本人'与'中国'之间的鸿沟。 民族感情并不等于民族主义，我不想简单地在抽象层面否定它。倡它很容易为民族主义所利用。在有些场合下，右翼和左翼的区分并不能说明问题，甚至良知与否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当民族感情压倒一切的时候，进步人士也可能做出右翼的举动。当日本有良知的知识人试图面向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时，如何把握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个重大考验，所谓'学术客观性'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去扮演那种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自我设定的。 但是，我不能够仅仅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感情。我们自己是否为民族感情建立了良性循环？我们是否有必要与日本有良知的知识人共有彼此的痛苦、困境和记忆？记忆是否意味着我们在中国的传媒中惯常看到的那种单纯的民族主义愤怒？我相信这是《实话实说》节目组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在对抗日本右翼或保守势力的意义上，这种单纯的愤怒不仅是必要的有时也是有效的；但是正如'战争的记忆'里中国观众与水谷无法交锋的场面所暗示的那样，其实单纯的民族感情并不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也不能有效地进入活着的历史。假如我们尝试着依靠感情记忆来改变历史知识的结构关系，那么这种感情记忆必须能够承担复杂的历史内涵。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知识界普遍地在思考战争责任时丰存在着表态多于探究的思维惰性：简单发族主义立场变成了责成的结论，于是，我们不能不尴尬地共有《实话实说》的困境：感情记忆被简化为一个符号，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无法与日本人中的有识者共有这段属于双方的历史，也无法有效排除陈旧历史学思维模式带来的'屠杀记忆'进而'屠杀历史'的可怕干扰。 实话如何实说？《战争的记忆》进行了艰难尝试。它遇到的困境不是日本传媒所大肆宣传的'言论自由'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思考的贫乏。当中国的知识人不再仅仅把受害者的愤怒理解为感情记忆的惟一内容时，包括这种愤怒在内的感情记忆才会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而我们才会真正进入自己的历史――那将不再仅仅是属于中国人的历史，它将属于我们与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世界史。 转载请注明出处：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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