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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之方鸿渐

2012-07-02  hzlc
 (2012-02-08 04: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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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钱钟书在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性是相近的,人性的进化是何其缓慢,沧海桑田社会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时代却有着相近的人性。60多年前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放在今天也不觉得陌生。

《围城》是一本拆穿文明西洋镜的书,一群上层知识分子在作者老辣的笔法下,群相毕现。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对知识分子的讽刺无疑包含有对文化的揶揄。上个世纪的中国处在东西文明的剧烈碰撞中,不仅仅像上海这样的先进之都华洋杂处,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也中西融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流淌在知识分子血液里因素前所未有的复杂,在这个大背景下,小说的主角——一个精神流浪儿——方鸿渐出场了。

方鸿渐是怎样一个人?一个让人爱又爱不起来,恨也恨不下去,同时又心有戚戚焉的人。他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地方上有名望有资产,方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乡绅家庭。高中时依着父母之命订了亲事,虽然他只见过未婚妻的半身像。大学时想悔亲而不得,后来未婚妻之死促成了他的留学之行。方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游学四年,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为了应付家里人,昧着良心买了一张假文凭。回国后并未主动谋求职业,而是寄居在丈人篱下做了银行职员。感情生活上先是轻浮的接受了鲍小姐的诱惑,和苏文纨拖泥带水之时,热烈的爱上了摩登社会中天然去雕饰的唐晓芙。因为苏文纨的离间,阴差阳错的失去了唐晓芙的爱。失望之余经赵辛楣推荐踏上去三闾大学的路,途中看尽众生百态。到三闾大学后不堪派系倾轧,更稀里糊涂的和孙柔嘉定了亲。不得不回到上海,又靠着赵辛楣的推荐到一家报社上班。婚后,同孙柔嘉矛盾不断,亦不能处理好两房家庭的关系。最后在一次大吵后两人分手。

正如后来高松年评价他是个“各国浪荡的流学生”,妻子吵架时数落他“去年你浪荡上海没有事”,方鸿渐身上的特征之一是“浪荡”。

苏文纨说他是:“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戚是自己的和同随俗。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

赵辛楣在一次谈话中说他并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孙柔嘉的姑妈说他是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方鸿渐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道义上的懦夫”,惭愧时自称“饭桶”,“我太没用”。

这些都让人想起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毛主席曾评价知识分子“小事不干,大事不会做。”电视剧围城方鸿渐的扮演者陈道明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此说:“叫我去做饭,我不会下米,但不妨碍我有资格说饭好不好吃!”这话用在方鸿渐身上再合适不过。他身无长处,随身本领只一张巧言善变的嘴,做的都是嘴上文章。都说世事练达皆学问,人情洞明即文章。可方鸿渐于世故并不通达,他善良而迂执,做人做事远不及赵辛楣那样练达,嘴上文章亦玩世不恭。

方惯于逞口舌之快,他也需要逞口舌之快。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弱者,需要在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中自我妥协。方鸿渐面对人事艰难,并不谋求进取,而是怯懦的退让。他浪荡惯了,无甚追求,他最擅长的还是自我妥协。

例如:

1. 买假文凭时,“他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

2. 留学四年一场大梦,回到故国鸿渐触景生情。“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可是这时候见了,忽然心挤紧作痛,眼酸得要流泪。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回国的快乐,《沪报》上的新闻和纱窗外的嗡嗡蚊声一样不足介怀。鸿渐舒服地叹口气,又打个大呵欠。”

3. 战时的紧张刚过,生活恢复暂时的安宁。“鸿渐看他们这样稳定地支配着未来,自己也胆壮起来,想上海的局势也许会和缓,战事不会发生,真发生了也可以置之不理。”

4. 被安排去和买办的女儿相亲,本秉着战前读书人的标劲,“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反正去一次无妨,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答应去吃晚饭。”

5. 认干丈人和买假文凭的事情披露后,苏文纨说他:“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戚是自己的和同随俗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方鸿渐诚心佩服苏小姐说话漂亮,回答道:给你这么一说,我就没有亏心内愧的感觉了。我该早来告诉你的,你说话真通达!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我这幽默的态度,确不彻底。”

6. 面对苏文纨一次次盲目的暧昧,他的反应拖泥带水,他思忖:“自己总太心软,常迎合女人,不愿触犯她们,以后言动要斩截些。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他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

7. 三闾大学教书受挫时,他想:“假如混过这一年,高松年守信用,升自己为教授,暑假回上海弄几本外国书看看,下学年不相信会比不上李梅亭。这样想着,鸿渐恢复了自尊心。”

8. 面对订婚后陌生的孙柔嘉,“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

9. 和孙柔嘉吵架气氛离家后,“他无处可去,想还是回家睡,真碰见了陆太太也不怕她。就算自己先动手,柔嘉报复得这样狠毒,两下勾销。他看表上十点已过,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出来的,也许她早走了。弄口没见汽车,先放了心。”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鸿渐性格上不够独立,依赖心理太重。他深知自己性格的不足,但他没想过要改变,他满足于安稳的现世,习惯于被动的接受生活,当变故发生不得不应付的时候,他又恨自己勇气不足能力不够,然后一次次达成妥协。他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他是个知识分子却安然和同随俗,他保有着难能可贵的善良却无法适应恶浊的社会环境,这一切在他心里都清晰分明,他具备知识分子的思考力却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他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受洗于现代西方社会,受困于变革中的中国。相比固守传统有出世精神的诗人董斜川,他太和光同尘并且已然背离了传统。相比盲目媚外浑然西化的褚慎明,他又保有传统文人的情怀,迂执的坚持着真诚和善良。相比进退自得人情练达的赵辛楣,他不谙世故,桎梏于社会环境。相比太过世故的曹元朗,他更是追之莫及。方鸿渐在世故天真,自由妥协,东方西方,传统现代间失重了,他从欧洲流学归来,心灵却一直在流浪。

离开三闾大学是非地时,鸿渐内心深处的流浪感和孤独感,作者有过细致的刻画:“离开一个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去后的毁誉,正跟死后的哀荣一样关心而无法知道,深怕一走或一死,像洋蜡烛一灭,留下的只是臭味。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这些学生来了又去,暂时的热闹更增加他的孤寂,辗转半夜睡不着。虽然厌恶这地方,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来的怅恋,人心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去年来的时候,多少同伴,现在只两个人回去,幸而有柔嘉,否则自己失了业,一个人走这条长路,真没有那勇气。想到此地,鸿渐心理像冬夜缩成一团的身体稍觉温暖,只恨她不在身畔。”

“围城”的意象出自引英国、法国的谚语。书中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如果说人性中有着诸多鸟笼的话,方鸿渐就像《阿飞正传》里说的一种鸟。“这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他不愿受困鸟笼,但他也没有归宿,他只是飞啊飞的流浪。在赴三闾大学履职的路上,鸿渐更是深深的体味了这种心理。“他们都恨汽车又笨又慢,把他们跃跃欲前的心也拖累了不能自由,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愿意这车走下去,走下去,永远在开动,永远不到达,替希望留着一线生机。”

   

    流浪漂泊的虚无感自鸿渐归国后,更加明显。

    “下船不过六七个钟点,可是船上的一切已如隔世。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现在万里回乡,祖国的人海里,泡个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一搠就不知去向。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己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那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可是这时候见了,忽然心挤紧作痛,眼酸得要流泪。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回国的快乐,《沪报》上的新闻和纱窗外的嗡嗡蚊声一样不足介怀。”浪荡了四年,留学梦想宛如梦幻泡影,面对故国熟悉景色几欲落泪,流浪的心感受到微如萤火的慰藉,然而小园只是一个暂时歇脚的驿站。

 

    “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只有自己的乳母,从前常说等自己婚养了儿子来抱小孩子的,现在病得不能起床。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一声叹息。”他身在故乡,可是灵魂却没有找到故乡,归来的游子还在流浪。

 

    内心虚弱无力,找不到归属感。这类情感深深的潜藏于鸿渐内心,只是他惯于用言辞掩盖住罢了。当真相被事实无情的揭露开来时,方鸿渐把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利害。鸿渐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再也无法通过巧妙的言辞遮蔽住了,他感慨于世事的诸多变迁,更伤感于自己和尘随流中渐渐丧失的心灵维度。

 

鸿渐和孙柔嘉争执,言辞激烈。“为哈巴狗而发的感慨,一半是真的。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他想现在想到重逢唐晓芙的可能性,木然无动于衷,真见了面,准也如此。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早死了,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志墓,偶一凭吊,像对唐晓芙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向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鸿渐在妥协逃避中渐渐丧失自我。

 

    旅途结束,鸿渐问赵辛楣对他的感想如何,辛楣利落的回答:“‘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鸿渐想不到辛楣会这样干脆的回答,气得只好苦笑。兴致扫尽,静默地走了几步,向辛楣一挥手说:‘我坐轿子去了。’上了轿子,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

 

刚踏足赴三闾大学的里程,鸿渐和赵辛楣说起谈论爱情和婚姻。他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诚如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劳作时,你是痛苦的;当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会感到无聊。在鸿渐心里,围城是一个矛盾结合点,灵和肉的矛盾,永无消弭的可能。

 

    在三闾大学,一次鸿渐找赵辛楣聊天,扫尽了兴。回房后思忖:“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鸿渐很想把这些感慨跟一个能了解自己的人谈谈,可是刺猬之间能互相了解吗?

 

    回上海的船上鸿渐发议论道:“譬如咱们这次同船的许多人,没有一个认识的。不知道他们的来头,为什么不先不后也乘这条船,以为这次和他们聚在一起是出于偶然。假使咱们熟悉了他们的情形和目的,就知道他们乘这只船并非偶然,和咱们一样有非乘不可的理由。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戏,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彼此往来也如此,相知不深的陌生人——”柔嘉怨道:“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柔嘉不懂鸿渐为什么会说这番话,其实鸿渐作为精神流浪儿必然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他或许无意言说全人类,可是个体生命在灵魂最深处的发问往往就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鸿渐内心流浪感逼迫着他如此诘问。

 

    方鸿渐身上携带着致命的弱点,与一般小说中主角的形象不同,读者很难在他身上寻找到积极的认同感。钱钟书先生在书中遍施讽刺之针,主角也未能免之。他并没有把诠释善恶美丑的功能截然分由正反两面人物来承担,《围城》被解读为现代版的《儒林外史》,我想他亦旨在刻画知识分子的某一些面相,而且是负面形象,但并不是像“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那般一棒子打死,而是在鸿渐身上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的一面。如果小说中的人物换一种身份,不再是大学教授,而是不以知识为业的普通人,他的讽刺之笔或许就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因为,知识分子代表着文化教养,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摒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求诸规则法度。文化相比野蛮,野蛮是原始的本能冲动,文化是对本能的必要压抑。野蛮真实而暴力,文化虽然和平却容易走向虚伪,以虚伪和文化手段伤人和以暴力的手段伤人本质上无异,还会令人对文化的价值产生怀疑。对知识分子的讽刺等于是对文化的质疑,作者力图揭下知识分子所带的文化面具,使之露出原始面貌,锐利的笔法,深刻的洞见都让人击节称快。如若文化尽是虚伪,人心惟危,那么喜剧背后潜藏的就是深深的悲哀了。好在钱钟书先生烛照人心的光明面,并投射在鸿渐身上。可惜,鸿渐是个恶意义的所谓好人——无用之人,他过于软弱,他不具备知识分子应有的担纲,他拥有知识分子的敏锐,可惜只会做空口文章,他虽然看清楚了自己所处的围城世界,但是他习惯于被动的接受生活,他不具备主动创造自由的勇气和能力,于是他选择逃避,选择妥协,选择流浪。知识分子他们以文为业,肩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做人和作文的统一是他们应有的道德,但他们也只是人,毫无遗漏的保有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性,他们也是生存在围城里的人,他们选择逃避,注定他们成为精神的流浪儿,因为,真善美好比他们的足,他们逃避担纲就会断足,就会成为失去家园的鸟儿,飞不出围城也无法停歇。鸿渐正是这样一个逃避担纲的鸟儿,他终于走出婚姻的围城,然而他仍将走在流浪的路上。鸿渐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国文人内心写照。他们对于真善美价值的追求,非不能也,不为也。因此遭受辛辣的讽刺是很自然的事了。

 

    抛开知识分子的身份,鸿渐像一面镜子,照出平凡的围城中人的我们的形象。小说最后,落伍的老钟发出的声响仿佛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怅惘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似乎也是钱钟书先生对人生的一种解嘲。他并没有给出鸿渐出走后的出路,令人唏嘘。我想,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problem!选择主动抑或选择被动,选择自由或选择妥协,同样是个问题。也许人注定逃不出一重一重的围城,注定回不到伊甸园,可是散漫的流浪和勇敢的找寻意义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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