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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是成本最低和效益最大化，而法学关注的则是公平和正义。但是这两者却并不矛盾，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部门法中，有时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以刑法为例，刑法的经济学分析就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和探讨犯罪和刑罚问题。它从刑法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理性人、成本效益理论、法律市场理论、法律供求理论和法律均衡理论等对犯罪和刑罚的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行分析。核心是要求国家能够投入最佳的刑法成本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前提是犯罪具有成本性、刑罚具有代价性和刑法具有效益性。正是由于刑法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才使得刑法能够惩治和预防犯罪。 刑法的经济分析的首要假设就是“理性人的理性行为”，即假定行为人对自己在一种具体法律关系中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会考虑实施其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并作出适当的有利于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在这种前提之下，只有当行为人判断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犯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若此假设成立，我认为必须排除一般的过失犯罪，因为当事人是由于主观上疏忽大意或放任危险发生而导致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主观故意。当事人没有积极地实行犯罪，对犯罪后果没有一定的预期，因此也就无法对自己行为的预期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其次，我认为“激情犯罪”也不适合刑法的经济分析。因为在此情况下，行为人是由于一时情绪激愤而进行的犯罪，犯罪故意的持续时间十分短暂，当事人无法对其进行犯罪的经济分析。 假设二：“犯罪必当受到可能的相应的惩罚”表现为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它将刑罚作为一种社会产出，刑罚所需费用也就是产出的成本，刑罚收益则是制止及预防犯罪，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犯罪和刑罚的社会总成本和社会总收益。若犯罪没有相应的惩罚，行为人的刑罚成本即为零，这就增大了他的犯罪收益。因此必须做到违法必究。 假设三：“犯罪情节越严重，刑罚后果越严厉”。从假设三出发，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增加行为人的犯罪成本，使其高于犯罪收益，由此控制和预防犯罪。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学中犯罪就相当于一种投机行为，具有相当的风险性。国家可以运用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来获取刑罚效益。 纵观整个刑法分则，我认为可以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贪污受贿罪这两个典型经济性犯罪中分析并得出经济学理论的运用对惩治和预防犯罪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例如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项下的唯一一个数额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对于犯罪情节最严重的销售金额二百万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一下罚金或者没收罚款。处罚力度看似很大，实际上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却远远不够。在现实生活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涉案金额动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上下，而小小的罚金作为犯罪成本远远小于犯罪收益，因此，行为人基于高额的经济利益往往选择铤而走险。有时，由于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仅仅通过行政处罚草草了事，这对行为人的威慑力度更小。并且我国刑法中没有类似国外的惩罚性经济处罚的规定，像是在美国，仅一个消费者就可以提出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额，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规则完善程度有关。如果中国立法机关能够下定决心加大对违法厂家的惩处力度，我相信类似“三鹿”奶粉的事件将不会在中国频频出现。 在贪污受贿罪中罪名项下的贪污罪根据贪污数额分为不满五千、五千以上不满五万元、五万以上不满十万元和十万元以上四个档次分别给与不同程度的刑罚。我认为这种分类标准太低，不符合社会现状，对于犯罪行为人没有警示作用，也无法满足“罪刑相适应”原则。当前高官贪污金额一般都是上亿元，如果根据刑法对于贪污罪的规定，那么贪污五千万和贪污五个亿所应受到的刑罚程度没什么不同，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贪污贪污五千万和贪污五个亿的刑罚成本大体相同，而犯罪收益却有十倍的差异。因此，行为人就不会选择较少的贪污金额，而会尽可能的多贪污一些，以增加自己的犯罪收益。 刑法如果要想获得真正的公平就必须针对现状，调整原有的惩处额度，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降低社会刑罚总成本，增加社会刑法总收益，使得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才能真正达到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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