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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20日 星期日 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 孙云 来上海前，他并不了解上世纪上半叶犹太人从欧洲避难来沪的历史，然而，自从在上海人的讲述中听说那段流离颠沛的迁移史，听说了上海人无私接纳和帮助犹太人的故事，他突然在生命中找寻到一个新坐标。这就是——从找寻因各种原因湮灭的犹太人墓碑开始，镌刻和复原那个史诗般的年代，让散居全球的犹太难民后人寻到自己的根，也让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这段感人至深的情谊发扬光大。 1、遗憾犹太人遗迹如今面目全非 迪文是个犹太人，2001年来上海担任以色列电视台的驻外记者。来沪不久，他意外在虹口区看见一片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建筑，继而知道这片建筑曾经的主人以及他们从欧洲到上海的苦难历史。他被深深震撼，一次次走访、探究后，他既为上海接纳犹太人的无私胸怀感动，也对犹太遗迹保护现状感到忧心。 “二战”中，2.5万犹太人逃离纳粹屠杀魔爪来到上海，安顿在虹口区唐山路、舟山路、霍山路、长治路一带。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父母也在其中，去世后，他们被安葬在霍山公园的犹太难民公墓里。 历史的沧桑总是无情抹去岁月的痕迹。与许多犹太难民遗迹一样，霍山公园早已沧海桑田。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公布的《上海名园志》记载，“在二战沦陷期间，该公园是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墓地。1958年，包括霍山公园在内的4座犹太人墓地中的3700座墓被一起迁往上海西郊国际公墓，霍山公园被恢复为公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公墓受冲击，墓碑或被铲除，或被迁移，就连墓碑上镶嵌的金属“大卫王星”(六角星形，是犹太民族的标志)也被摘下来送去炼制钢铁。之后，这片墓地被一家工厂取而代之，剩余墓碑大多下落不明，小部分则被当地农民用于家庭或村庄建设。因为时间久远，墓碑上刻的又是希伯来文，当地人大多数已不知道这些墓碑的真正主人，甚至不清楚，他们踩在脚下的石桥、窨井盖、地砖，其实是许多犹太后裔牵挂和倾力寻找的祖先墓碑。 2、在古董店里发现第一块犹太人墓碑 迪文的家族从未踏足上海，然而，自从知晓的第一天起，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再也无法割断与这段历史的交集。 2001年11月的一天，一封电子邮件跃入迪文眼中：“虹桥的一家古董店里正在出售两座犹太人墓碑。”邮件里，还有两张墓碑的照片，一块是一位俄国籍犹太妇女的墓碑，光洁的白色大理石上方，清晰闪烁着一颗大卫王星。另一块的时间似乎更久远一些，字迹不太清晰。 迪文说，犹太人无比敬重祖先，墓碑是纪念逝者的神圣之物。满怀敬畏之情，迪文按图索骥，匆匆赶到这家古董店，可惜，只剩下一块了。店员并不知道这件古董是块墓碑，迪文的解释让他大吃一惊，并答应尽量帮迪文打听，寻找更多墓碑。 两天后，迪文果然接到古董店的好消息：“在青浦区徐泾镇民主村里，有许多外国人的墓碑。”迪文租了一辆面包车，一路打听，找到了这个偏僻的村落，从此开始了走访村民、四处发掘和保存犹太人墓碑的历程，他的人生计划，也从此发生了改变，建立上海犹太人纪念博物馆成为一个远大而又无比清晰的目标。 3、找到的第一块墓碑历时一年才买下 村民很奇怪，这个少有外人的村子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逢人就打听“有没有外国人的墓碑？”他们以为遇到了一个怪人，还有些人不理解迪文抢救犹太人遗物的愿望，以为他是个古董商人，只是想挖出墓碑，拿回以色列做生意。 头疼的是，迪文碰到的第一个拥有墓碑者，就不理解他。 2001年底的迪文，中文还说得很差，无法和乡音浓重的村民交谈，以至于他在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自己一直唤作“老鲍”的村民并不姓鲍，而是“老盛”。后来，迪文拍过一部反映自己寻找墓碑经历的纪录片，这位“老鲍”也是其中一个主角。“老鲍”面对镜头，一直强调说，迪文一定是为了钱，否则，哪里会这么傻，到处寻找同胞的墓碑。他估计，迪文会在以色列刊登广告，待价而沽，通过向后人出售墓碑发笔大财。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老鲍”对墓碑开价500元，一点没有还价余地。纪录片生动还原了当时场景：“老鲍”站在嵌在地面充当地砖的一块墓碑上，一脸高傲，不让任何人靠近。迪文雇的工人想解释一下，也被悻悻赶了出来。 迪文很无奈，发掘才刚起步，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工程浩大的事业，谁也不知道，他最终将收集到多少块墓碑，更不知道，整个搜集过程要耗费多少代价，所以，他不敢答应“这个昂贵的价格”。直到一年后，“老鲍”的妻子才被他的诚意感动，理解了他肩上承载的民族道义，只收了迪文100元。后来，“老鲍”一家把家藏的20块墓碑都给了他，占到迪文收藏总数的1/5，成为帮助他成就梦想的关键支持者。 4、海外犹太后裔慕名来沪寻根 2003年9月，迪文开设“上海犹太人纪念项目”（ShanghaiJew—ishMemorialProject）网站。100余块墓碑中，85块字迹比较清晰，他把墓碑上用希伯来文镌刻的逝者姓名、生卒年月、国籍等翻译成英语一一公布，希望散落全球的犹太后裔们能看到网站，找到祖辈的名字。 不久，迪文收到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子邮件：“这真是难以置信，你找到的这块墓碑居然就是我母亲的！” 写信的是俄罗斯籍犹太人维拉（veraKarliKoff）女士。她激动地告诉迪文，1929年，自己的父母从俄罗斯来到上海。1947年，她刚满14岁，母亲因病去世，就埋葬在惠民路上的犹太人公墓（今惠民公园），她至今还珍藏着在母亲坟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墓碑上镶嵌的金属六角星清晰可见。 1949年，父亲带着她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离开上海，先后定居以色列和澳大利亚。1995年，她和哥哥曾专门回沪，希望在坟前祭奠母亲。可惜，当年的公墓已成为公园，不复昔日模样。 回到澳大利亚后，维拉仍未放弃寻找母亲墓地的念头。所以，她很快就发现了迪文新建的网站，并且，兴奋地在名单中看到母亲的名字：voronSara。她立即与同样出生在上海的犹太裔丈夫飞到上海，在迪文收藏墓碑的仓库里，与失散60余年的母亲如愿“重逢”。 从迪文口中，她得知了整个发掘过程。那时，迪文在一个下水坑道上看见一块老旧的大理石窨井盖。虽然气味难闻，他仍兴奋地趴在地上再三查看。他判断这是一块犹太人墓碑。下水坑道的主人是一位当地老农，他听不懂迪文的话，更不理解迪文为什么要讨一个下水道井盖去搞博物馆。幸好，老农有个读大学的孙女杨莉莉，她帮助迪文说服爷爷。2003年7月，迪文不仅得到了这个“窨井盖”，还得到老农家里的另一块墓碑。听着听着，维拉掩面痛哭：“迪文，你做的事情真是太好了！” 在上海逗留的五天里，维拉为母亲的墓碑拍了照，还去凭吊了位于霍山公园的犹太人纪念碑。她说，自己不会把墓碑带回澳大利亚，因为它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而上海也是曾受过上海恩惠的所有犹太后裔的家乡。 三年后，她再次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上海，拜祭母亲的墓碑。她深情地告诉迪文，在澳大利亚的父亲墓碑上，她镶嵌了一块铭牌：“父亲，母亲的墓碑已经在上海找到了……” 在维拉之后，又陆续有近30名犹太后裔从美国、比利时等国前来，在迪文的收藏中寻到了先人的墓碑。 5、越来越多人支持迪文心愿 自从2011年3月找到最后一块墓碑后，整整一年，迪文的仓库里再也没有增加过一块墓碑。 迪文说，他从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方挖出100多块墓碑，接下来，发掘工作势必会越来越困难，然而，无论再怎么困难，他的心愿不会改变。在纪录片的最后，他用一段如诗般的英文这样解释自己的热情：“中国人常说一句成语：坐井观天。来到上海，我爬出了井底，找到了自我，找到了根……” 迪文告诉记者，来上海瞻仰祖辈墓碑的很多人都与维拉一样，虽然对墓地被毁的现状感到失望，但仍希望继续把墓碑留在上海，而这也是他的心愿：“墓碑埋藏着苦难年代里犹太人的故事，也书写着令犹太民族永远感动的援助和友情。复原这段历史，既是对犹太民族的纪念，也是献给上海的一份礼物。” 他的举动，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敬佩和支持。一名导游朋友张荣无偿为他担任翻译，前文提到的大学生杨莉莉带他走访民主村向邻居打听。帮他挖掘和搬运的几个湖南籍工人起初只是把这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机会，可后来，看着迪文把头钻到小桥的桥洞下面，确认石板背面写的希伯来文；看到他扛起铁锹，挖开荒地，用手拨开碎石，剥掉泥土，小心翼翼地让大理石上的六角形裸露出来；特别是，看到那些犹太后裔从全世界各个角落赶到上海，看着祖辈的墓碑从河底的淤泥中吊起，抚摸着上面一个个名字，禁不住老泪纵横……他们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意义，十分认可迪文这个他们难以用语言沟通的“老外”。 6、提出建造犹太人纪念地设想 从发掘墓碑开始，迪文的视野逐渐拓宽，除了关心摩西会堂、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旧居等犹太人遗迹的现状，呼吁加强对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还在莫干山路的工作室里举办了一场为期近一月的“镌刻出的历史——上海犹太人纪念地概念设计展”。展览上，他郑重提出在上海建造一个犹太人纪念地的设想，并展示了9份风格迥异的方案。这些方案出自设计金茂大厦等著名建筑的各国建筑师之手，他们非常赞成迪文的梦想，用不收分文的设计稿，表达了对这种执著的敬佩。此外，一些身在国外的犹太人也表示愿意资助实现这个计划，还有许多犹太后裔专程来沪，瞻仰先人墓碑，或者在迪文带领下，重游犹太人遗迹。 因为有关部门担心纪念地墓碑林立会遭到周围居民的反对，迪文的梦想目前仍停留纸上，然而，这位打算定居上海的以色列人从未停下脚步，更没有丧失希望。 那次展览吸引了虹口区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犹太后裔等几百位参观者，经过媒体报道后，迪文还收到一封特殊来信。这封长达13页的来信出自一位服刑人员之手，写信者在狱中看到报道后，翻遍监狱图书馆的书籍，找到很多犹太难民在沪生活的资料，希望有所裨益。虽然，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迪文已知的，这封信仍然让他看到了来自普通上海人的善良和真诚——“近百年过去了，上海和上海人对犹太人的情谊依然如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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