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三、先贤遗学渊源
邵雍好读书，而且阅读广泛，其学颇有得于先贤遗学。邵伯温称：“康节先公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58]张崏也说：“其于书无所不读，诸子百家之学，皆究其本原，而释、老技术之说，一无所惑。”[59]邵雍曾评品过不少与其学术相关的古书，称：“《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60]可见，邵雍对《素问》、《密语》之类的医书和《阴符经》等道家著作做过一定的研究。张行成说：“《素问注》、《天元玉策》、《截法》、《玄珠密语》皆王砯所作。五运六气，八司九室，律吕用十六，运气起甲子己卯，其数与先天合。”[61]这显然是说邵雍的先天学借鉴了《素问》等医书。五代彭晓《红铅火龙诀》利用时、日、月、年的相似性，从而以小代大，以1时当360年，以1日当4320年，以此作为炼丹可得寿限无量的正气年寿之数，可以长生不老的理据[62]。邵雍的元会运世之学，以一岁当一元，以一月当一会，以一日当一运，以一辰当一世，其手法正与彭晓道教炼丹理论相同。可见，邵雍确实又借鉴了道家、道教的某些理论。
在先贤遗学中，对邵雍影响最大的是《太玄》学。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邵雍对《太玄》有过深入研究，并著有《太玄准易图》、《正玄》两部书。
邵雍《太玄准易图》已佚，有序文留存至今。朱彝尊说：“是序载元吴草庐《支言》，然晁以道《嵩山集》即载之，当属康节之作。”[63]今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0所载题为《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而王应麟、魏了翁均著引为邵雍之作[64][65]。吴澄《支言》收录该文，实为其孙吴当编选时“过于求备，片言只字，无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于稍滥”[66]的表现之一。
邵雍在《太玄准易图序》文中分析了《太玄》准《易》而作的情况。他认为《易》主天，本太极而作，《玄》主地，本元气而作。从卦首生成、节度气候等方面看，《易》、《玄》均是相应的。邵雍还以历法之意，阐述《易》、《玄》“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晁说之《易玄星纪谱后序》指出：“康节先生《玄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而《易》、《玄》相参于中，为极悉矣。”[67]张行成亦称：“康节《准易图》，则依旧图而作者，以日行星度为本。”[68]晁氏《易玄星纪谱》以司马光《太玄历》、邵雍《太玄准易图》合而谱之，而《嵩山文集》卷10载有司马光《太玄历》。因此，就《易玄星纪谱》与《太玄历》二书，观其差异，可以考究邵雍《太玄准易图》的大体内容。魏了翁感慨道：“谓《玄》于《易》地承天，就中邵子尤知《玄》。”[69]
邵雍《正玄》一书不见于目录诸书的著录，但《山堂考索》、《永乐大典》、《图书编》俱有线索可寻。前二书所载相同，其中有云：“孰知陆绩之后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玄》乎？夫所谓正者，则正救之谓也。以扬子云之《太玄》而邵先生正之，固非短于雄而诩己之长也，实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尝三复《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于《太玄》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玄》何义也？《正玄》则以方、州、部、家而为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玄》之四重，亦犹《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为九赞，《玄》何拘也？《正玄》则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玄》之九赞，亦犹《洪范》之序五行也。《玄》有十二卷，《正玄》则以九天分为九卷。《玄》有八十一首，《正玄》则以九首各为九卷。《玄》九首仅以配土，《正玄》则以水、火、木、金、土随次序而品第之，至于象工、象兀、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类，无非正救《太玄》而为子云钻皮出羽也。不然，蓍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于《太玄》也深矣哉！”[70][71]章潢则说：“近世邵尧夫作《正元》，改四重为上下，减九赞为五赞，而蓍之三十三，首之八十一不易焉。”[72]可以看出，邵雍精通《太玄》，同时将之改作为《正玄》一书，其间的差异，尤可玩味。
（二）邵雍精通《太玄》，后人则多以为邵雍学术源于《太玄》。
二程已将邵雍之学与《太玄》相比附，以为“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然亦不尽如之”[73]。热衷邵学的朱熹也说：“康节之学似扬子云。”[74]虽然他们并未明言邵学有《太玄》学渊源，但言外多少有这层意思。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这种关系明确地表述出来。张行成说：“先儒谓康节之数即《太元》数也。”[75]林希逸明确说：“康节用其数”，并说“《太玄》有古意”[76]。韩淲《涧泉日记》也说：“《太玄》，温公得其数，康节得其学，又推之世变，而数则密矣。”[77]方回得鲍云龙指点，以为：“京房卦气，扬子因之为《太玄》；扬子《太玄》，邵子因之为《经世》。《经世》精于《太玄》，《太玄》精于卦气，执事之言是矣。”[78]鲍云龙以为“其于扬子之书，有以发邵子之独智而充广之矣”，邵雍于《太玄》“默会处尤多，未易枚举。是《经世》之作，于《太玄》不无所助也，而谓其学尽出于《玄》则不可”[79]。鲍宁更指出邵雍与司马光在《太玄》学上的默契，认为邵雍《皇极经世书》“岂无自而作，盖亦祖于《玄》耳”[80]。当然，鲍氏仍将《太玄》与《皇极经世书》相区别，以为邵雍非扬雄所能及。此说正是对邵雍学术自得为多的肯定。清王植比较《太玄》与《皇极经世书》，以为“康节深服《太玄》，以为见天地之心，盖其学所启发得力处也”[81]。不过，王植也认为《太玄》“与邵书迥乎如苍、素之不相侔矣”[82]。李光地以为邵雍得于《太玄》为多，“邵《易》似从《太元》悟出，故甚重其书”，“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元》，却是出蓝之青”[83]。
（三）邵雍之学与《太玄》有渊源关系，在多个方面均有所表现。
1．邵雍按二进制数序安排《周易》64卦次序与《太玄》以三进制数序安排81首，原理是相通的。
2．邵雍“天根月窟”之说，与扬雄《太玄·玄图》“终哉《减》、《沈》、《成》，天根还向，成气收精”，《长杨赋》“西厌月，东震日域”紧密相关。
3．扬雄《太玄·玄图》以81首分作“九行”而“罗重”之，排列组合成九九见方的方图，与邵雍八八见方的方图正相契合。邵雍《正玄》“以九首各为九卷”，盖有此意。
4．《太玄》依准《太初历》而作，有元、统、会、章之分；邵雍则仿岁、月、日、辰，成元、会、运、世。从取名上来看，二者已有相近之处。从内涵上讲，扬雄以一元三统、一统三会、一会二十七章，一章十九岁，所以一元共四千六百十七岁；邵雍则以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岁，所以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岁。邵雍称赞“子云既知历法，又知历理”，不是空穴来风。黄宗炎则以为邵雍元会运世源于扬雄方州部家之说：“其所称元会运世，实效扬雄之方州部家也。扬以地言，邵以时言也。其所称元数一，会数十二，运数三百六十，世数四千三百二十，亦准《太玄》之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84]
5．扬雄《太玄》重三分，司马光拟《太玄》作《潜虚》而重五分，邵雍则以二分，或以四分。南宋蔡沈继邵雍之法作《洪范皇极内篇》，探讨《洪范》九畴，以九分法建构其体系。可以看出，邵雍之学确实与《太玄》有渊源关系。
四、交游渊源
邵雍学术与其交友、游历也有密切关系。邵雍本有意于游历四方，曾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尝及四方，遽可已乎？”[85]欧阳棐则称：“君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先成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不可，而必折衷于圣人。”[86]可以看出，邵雍之所以立志游历四方，还在于他以圣人之道为旨归，交友天下，转益多师，以除却学者之患，从而学有所成。张崏称：“先生既受其（李之才）学，则又游于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滨，涉于济汶，达于梁宋，苟有达者，必访以道，无常师焉”，而“四方之学者与士大夫之过洛者，莫不慕其风而造其庐”[87]。由此而言，邵雍是在师从李之才之后才游历四方的，他并不以李之才之学为满足，更显示出其学问还有交游方面的渊源。
从《皇极经世》、《击壤集》来看，邵雍纵论古今历史、天下形势，形成著名的“皇帝王霸”之学。显然，这与邵雍游历各地，了解各地的地理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邵雍的学术还在交游中得到体现乃至发展，尤其是《击壤集》中多为唱和之作，更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学术与其交游的密切关系。在交游中，与邵雍有密切学术讨论者以张载、二程、司马光、吕公著为主。尤其是张载、二程、司马光除了在政治观念上均倾于保守外，他们不仅有突出的易学成就，而且与邵雍在性理学上也多有契合之处。邵雍曾以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程颢为“四贤”，以为“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88]。邵雍的交游使其学术的性命义理学成份愈加浓厚，并得到了当时学界、政界名流的普遍认可。邵雍之所以位列“北宋五子”之中，成为对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之一，与他的学术交游唱和显然是分不开的。
综合考察邵雍的学术渊源，我们可明确地感受到，邵雍既有自然而然地接受来自家学方面的崇儒重道、深于文字声音之学，以及师学方面的易学、《春秋》学及性命义理等学的影响，同时也有他“坚苦刻厉”，主动求学，“于书无所不读”，在精研《太玄》等先贤遗学中深有所得，以及立志游历四方，在与张载、二程、司马光等政界、学界名流交游中转益多师，成就学问的内涵。偏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不但不能全面把握邵雍学术的渊源，也不利于正确地理解邵雍学术以自得为主，以及他为理学所作出的重要的奠基与拓展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