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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锦璐自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正好10年。在这10年里，她的小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有中短篇小说《城市困兽》《浴缸漏水》《双人床》和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这一阶段蒋锦璐的小说主要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写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可以概括为性别叙事。蒋锦璐特别关注爱情婚姻中女性的感受，倾向于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为她们说话，维护女性的权力。与此同时，她用小说近距离透视男性的弱点，不仅写出了男性表面上光鲜强势的一面，也写出了隐秘状况下男性的猥琐与卑微。 第二个阶段主要有《美丽嘉年华》《弟弟》《补丁》等中短篇小说。这个阶段的小说超越了作家的个体经验，转向了底层叙事。不过，与流行的底层叙事不同的是，蒋锦璐对底层的关注主要不在物质层面，而在心理层面。她的底层叙事仍然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她喜欢书写底层女性，书写底层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分层日趋明显，但底层的社会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处于底层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有时候更像一个孤岛。蒋锦璐底层叙事的重要贡献在于她搭建了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我们陌生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告诉我们，底层不仅以物质贫困为标志，更以心灵贫困为标志，内心世界的贫困、局促、狭窄、偏执，成为底层人群不为人知的重要特质。对于一个从自我经验出发开始小说创作的女性作家，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它显示出蒋锦璐性格中诚挚与厚道的一面，同时也成为对她第一阶段创作个体性别叙事的超越。 2010年以后，蒋锦璐进入了她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主要作品有《灰姑娘》和《看你一眼有多长》，第三阶段的小说创作，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这个阶段小说主要以80年代的精神记忆为题材。如果说50年代以良好的社会风气为人称道，那么，80年代则以理想主义精神为人传诵。小说界对80年代诗人形象的书写由来已久。早在1984年，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就及时地塑造了80年代的诗人形象。80年代刚刚结束的时候，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也记录了一个80年代的诗人形象。2010年，蒋韵以诗人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行走的年代》更是明确表示“我用这部小说向我的80年代致敬”。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苏童和蒋韵都是80年代的在场者，他们往往是以亲历者的身份书写80年代。而蒋锦璐是“70后”作家，80年代还是一个小学生，并非80年代的亲历者。因此，蒋锦璐的80年代书写，必然有别于“50后”、“60后”一代作家。如果说“50后”、“60后”作家的80年代书写是一种“亲历——在场”的书写，那么，蒋锦璐的80年代书写就是一种“记忆——想象”的书写。 “亲历——在场”的书写无一例外地写出了80年代那种“在路上”的精神，这在上述张承志、苏童和蒋韵的3篇小说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80年代，文学在路上，诗人在路上。无论文学还是诗人，都显示了动荡、不安分的灵魂。不过，进入90年代，这一切突然结束，一些诗人以决绝的方式结束了80年代，一些诗人成功地实现了90年代的转型。动荡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人总会安顿下来、安居下来。因此，当“70后”作家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讲述80年代的时候，自有一种与“50后”、“60后”作家不同的气韵。蒋锦璐书写80年代努力表现的是她关于80年代的少年记忆。经过90年代的转型，新世纪以来逐渐步入中年、安居乐业的一代人，他们的精神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内心世界，葆有怎样的80年代记忆？这些问题在蒋锦璐笔下都有深入的探讨。80年代对于这一代人，既是遥远的精神记忆，又是深刻的文化基因，需要她用想象去丰满和丰富，去呈现和显影。 第二，文学的价值、诗歌的意义成为蒋锦璐这个阶段小说精神探索的主要内容。经过90年代的转型，在物欲中挣扎了20年的中国人，重新意识到精神的价值，这是蒋锦璐这个阶段小说创作重要的思想前提。在探究精神价值的时候，蒋锦璐将目光聚焦在文学特别是诗歌身上。80年代文学特别是诗歌赢得了巨大的荣耀。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极不完善，文学发挥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因此深孚重望；另一方面，文学确实给80年代的许多人带来了经济的利益、身份的光环、人生的机遇甚至命运的转变，这一切让文学身价倍增。然而，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政治向经济的转型，文学回到了文学本身。在解除了社会重压的同时，文学的光环也黯然失色，退守到社会的边缘，甚至成为社会嘲弄的对象。蒋锦璐显然充分理解这样的现实，她本身就是从欲望化书写的文学现场进入精神书写的文学领域的。但是，也正是在物质力量一路凯歌的时候，蒋锦璐开始了她的向后转和向内转。她转向80年代，转向精神世界。不过，她的转向并不是回归，而是寻找，寻找她笔下人物曾经有过的那个精神起点和精神高度，寻找今天的来龙去脉，甚至，寻找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在功利的现实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蒋锦璐是否找得到，还不得而知，但她确实在寻找，找得山重水复，找得扑朔迷离。 第三，蒋锦路这个阶段的小说试图告诉我们，在道德法律无法抵达的地方，文学仍然活着。在一个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时代，文学是否还有意义？蒋锦璐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文学不一定带给人们经济的实利、身份的荣耀和人生的机遇，但它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和内心建设中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人心是辽阔的，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无法穷尽其边界。以法律去理解《看你一眼有多长》中的主人公刘铭过或许模糊而苍白，但借助文学的眼光，却可能达到理解的同情。在这里，文学恰恰以一种“软实力”的形式，建构了人性的恢恢天网。 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欲望、情感和信仰各有其位置和功能。中国人更容易理解欲望和情感的精神世界，而对信仰的世界相对陌生。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蒋锦璐在进行她的精神书写的时候，是将诗歌、文学作为信仰来理解的，诗歌或者文学成为了她笔下人物的精神救赎之道。 诗歌和文学是否真的具有这样的力量？不得而知。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描述过诗歌对她的重要影响：“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即使如此，诗歌是否具有等同于信仰的力量，也难以确证。不过，哪怕诗歌不能等同于信仰，但至少，它在人类内心世界的建设中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10年来，蒋锦璐始终不渝地用小说进行着灵魂的书写。她既专注过个体自我的内心世界，也曾经关注底层心理的特殊与复杂，到如今，更是进入了一个更深层的精神领域。这充分显示了蒋锦璐的自我超越，显示了她的文学进步。当然，蒋锦璐的创作并非无懈可击。在我看来，她的这3次超越或者转向，其实都呼应着整个中国文坛的节奏，几乎可以印证中国文坛近十多年的现实。这个特点，一方面说明了蒋锦璐的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她的创作与主流文学的同质化倾向。那么，如何从主流意识中抽身出来，进入更具个人性的文学书写，这或许是蒋锦璐今后创作亟待注意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蒋锦璐小说在显示其可贵的精神探求的同时，有时观念意识过于凸现，理念大于形象。如何更形象地思维人生、思考人生，这在蒋锦璐未来的小说创作中，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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