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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在作家姚鄂梅身上也有凸显。她偏爱一切简单的东西，她相信简单下面，有着深刻的微妙，也有说不尽的意味深长。姚鄂梅的小说就有着这样的意味深长，她写小人物的梦想，写女性成长中的挣扎，写20世纪80年代追梦的文学青年……每一个身影背后都有着说不尽的故事。写作是什么？ 姚鄂梅说，写作是一种实现，她让这些人拥有梦想，同时也让他们接近现实的真相。 姚鄂梅，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贴地飞行》；中篇小说集《摘豆记》、儿童文学作品《倾斜的天空》《我是天才》。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上海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江文艺》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短篇小说《黑眼睛》《狡猾的父亲》分别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定的年度排行榜。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文字。 □本期对谈嘉宾 姚鄂梅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 周新民 1、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不再仅仅追求温饱，他们的自尊心和成功欲早已苏醒，他们在城市面前不再胆怯，有了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 周新民：首先祝贺姚老师又推出了新长篇《贴地飞行》。从小说的命名来看，一边是轻盈的飞行，一边是现实的沉重羁绊，既是底层书写，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学母题，即每个人物都想逃离自己的原生状态。这样的书写会不会担心被模式化？ 姚鄂梅：每次动笔写一个作品之前，我都会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它？ 在自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其实会自觉地考虑到模式化的问题，这也正是自己力图避开的所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写作的母题就那几个，要想不加入合唱，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取决于写作功力，还取决于观察问题的眼力。总之，可供作家腾挪的空间其实非常小。 我并不觉得《贴地飞行》是十足的底层写作，底层的范围相当宽广，看你怎么划分，比如中层以下的白领，比如未能获得所谓成功的各界人士，我觉得都可以称为底层。我写《贴地飞行》的目的，是想表达自己的发现，我们曾经用怜悯的目光看待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再仅仅追求温饱，他们的自尊心和成功欲早已苏醒，他们在城市面前不再胆怯，内心深处有了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我记得当我向出版社简略介绍《贴地飞行》的主要内容时，我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需要更大的空间，别无选择地跑进城里，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但是，正如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们的人生也是没有退路的，家乡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只是出生地而已，是专门用来摆脱的。他们还有一般人没有的灵活性，当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正因为如此，和城市上班族相比，他们的流动性更强，更加不稳定。 与其说《贴地飞行》是底层书写，不如说它是一部流徙笔记。流动和迁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的一大主题，除了《贴地飞行》里的他们，还有我们所有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生而为人的主要目的之一好像就是离开、出去，到更大、更发达的地方去，仿佛受到了莫名的召唤，我们在出去的路上无法止歇，这可能是人生的悲剧。但对文学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丰饶季节。 周新民：我看你的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主题，其一是对于理想、激情等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回望。你是否对这个年代有着不一样的记忆？ 姚鄂梅：我出生于1968年底，常被归入6O后，其实我觉得自己既不像60后也不像70后，当然我并不介意自己被如何划分。1987年冬天，我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定期阅读《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的地方，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刊物会充当一个领路人的角色，将我领向文学爱好者的道路。很多年后，当人们谈到20世纪80年代，闯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词，就是诗歌，以及诗歌背后的诗人行径。抛开那些诗歌的艺术价值不论，也不谈那些人的社会意义，单谈他们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就像天边隐隐传来的雷声，让年纪轻轻不谙世事的我常常处于莫名的激动不安的状态，我渴望做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人，渴望做一个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人。尽管如此，这段时期里，我仍然只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没想过真正去写。 周新民：你的小说《穿铠甲的人》是否有你这段生活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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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阿年282 > 《姚鄂梅（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