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街上的面包房星罗棋布，比以前的粮店还要多。我们小时候难得吃上面包，在寻常人家眼里，面包是高档食品，甚至是一种“奢侈品”。
平生第一次吃面包，是小时候去上虞老家的火车上。母亲给我们一人一个纸袋包裹着的面包，纸袋开口的两个角被拧成辫子状。迫不及待拧开了“辫子”，露出了圆圆的、深褐色、散发着一股焦香的面包。回到上海上学后，就很难吃到面包了。春游秋游，带上几个馒头就很满足了。往往没到中午，就把馒头“偷偷”吃了。有家境好的同学带上一个苏旦面包或罗宋面包，会让大家羡慕不已。
那年，母亲在病榻上想吃面包，当时正遇“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店很难见面包的踪影。父亲发现离家不远的四川南路上的吉美饭店有土司面包，但必须吃西餐才供应。父亲就让我去那里“吃西餐”，买份最便宜的罗宋汤在店里喝掉，把两片土司面包悄悄带回家给母亲吃。每次去都提心吊胆，但店里的人对我这种“吃西餐”的方式并没阻挡过。“文革”中，吉美饭店改名南海饭店，成了中菜馆。后来才知道，吉美饭店曾是当年沪上名气很大的西菜馆，1925年由美国人在虹口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创设，以后又在南京路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开设分店。解放初期，美国老板关店回国，员工集资把四川南路那家分店盘下来继续营业，使吉美的历史得以延续。当年，剧作家柯灵、儿童文学家任溶溶是那里的常客。改做中菜后，有的西菜厨师竟到江西中路延安东路弄堂口做大饼油条。南海饭店现在是家很平民的饭店，以本帮风味为主。每次经过那里，我会想起当年“非正常”吃西菜的经历，想起那些弥足珍贵的土司面包。
上世纪60年代末参加工作后，有能力买各种面包吃。品味着有奶香气、焦香味的面包皮，想起了儿时对面包的种种念想。当时，上海面包厂生产的枕式方包“一统天下”。记得最便宜的是白方包，精白粉做的咸面包，2两粮票、1角3分钱一个，与当年一副大饼油条（两个大饼一根油条）、一碗淡浆价格相当。后来，一些有历史有故事的老店陆续“重起炉灶”，恢复自产自销花式面包，比如淮海路上的“海燕”“哈尔滨”“老大昌”，南京路上的“凯歌”“喜来临”。有的在早晨，有的在晚上，供应刚出炉的热面包。品尝热面包，成为当时的一个美谈。1981年，法国军舰载有近千名军官实习生来沪访问，有关部门特地向淮海路上的上海食品厂定制了2000个法式长棍面包，那色泽金黄、外表脆硬、口感香甜的棍子面包，得到客人的赞誉。
那些年，我也没能脱俗，去华山路上的静安面包房排队等候出炉的法式长棍。那时，络绎不绝的食客，在梧桐树下笑逐颜开地捧着一根根法式长棍，是一道时尚而优雅的风景。然而长棍并非人人能受用，我的牙齿无法接纳长棍的韧度，胃无法承受长棍的硬度，只能“浅尝辄止”。好在单位附近的九江路上开设了一家海海面包房，下班后常去那里选购流行款式的花式面包，跟着时尚一把。
以前吃大饼油条的年代向往着面包，而今天天牛奶面包又怀念起大饼油条的年代，舌尖上的美味，糅合进了岁月和情感的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