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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留心历史的话，会发现唐朝实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跟咱们今天非常相似。
在唐朝，农村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今天，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严格讲，农村也有少量的国有土地，城市也有少量的集体土地，但就宏观而言，说农村土地归集体，城市土地归国家，基本没错）。不管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总之都是公有，个人在法律上都不享有所有权。
在唐朝，国家向农民授田；在今天，集体也向农民发包。授田也好，发包也罢，都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让渡给农民。
唐朝授田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分到的田地也就越多；今天发包也按户口，一个家庭的人数越多，能够承包的责任田也就越多。
在唐朝，授田是有年限的，一男性农民从成丁十八岁那年从国家那里分到土地，到六十岁那年必须再把土地还给国家，只享有四十二年的使用权；在今天，发包也是有年限的，最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不超过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不超过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不超过七十年，承包期限满了之后，集体有权收回土地，重新发包。
在唐朝，农民耕种的田地分为两类，一类可以继承，叫永业田，另一类不能继承，叫口分田；在今天，农民耕种的田地也分两类，一类发包之后就不能再收回，叫自留地；另一类发包之后还可以再收回，叫责任田。
唐朝农民使用宅基地受限制，每三口人最多占一亩，不能超标；今天农民使用宅基地也受限制，一户农民只能占用一块宅基，而且那块宅基的面积还不能超过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譬如在河南城郊，每户宅基不能超过一百三十四平方米。
唐朝农民的宅基地允许买卖，但是无论怎样买卖，都不能超过每三口人占一亩的标准；今天农民的宅基地也允许出售，但是原则上只许卖给同一集体的村民，而且卖了之后就不能继续申请宅基地。
唐朝的耕地可以出租，但是不准买卖和抵押；今天的耕地也可以出租，同样不准买卖和抵押。
在唐朝前期，曾经出现大量的土地违法案件，譬如非法买卖耕地，非法占用宅基，以及把分到的农田抵押给钱庄和当铺等等，朝廷屡禁而不止，甚至愈禁愈烈；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广大农村的土地违法案件也是数不胜数，譬如农民从基本农田里取土，村集体通过无限期租用的形式变相卖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截留和贪污本来应该属于农民的征用款，以及城市郊区不断涌现的小产权房……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在唐朝后期，以捆绑为特征的农村土地政策终于松动了，朝廷不再授田，土地允许流转，无论出租还是抵押都成为合法，耕地和宅基在事实上成了农民的私产；在今天，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通过，农村土地虽然不可能私有化，但是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必将在法理上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简言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从最初定型到后来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像极了现代。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您在现代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对唐朝又足够熟悉的话，很可能就会产生梦回唐朝的错觉。我的话并不夸张。
我甚至认为，如果您不了解我们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那么不妨先了解一下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因为两者改革的背景也有相似之处。
唐朝的农村土地政策为什么会改革呢？
首先，长期授田和还田，把田块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不但单个田块的面积小了，而且每个田块还分散坐落在互不毗连的地方，使农民耕种起来费时费力。举个例子，小明家五口人，授田三百亩（唐初地广人稀，理论上一名成年男子可以分得一百亩耕地），后来小明不幸亡故，得向国家交回一百亩；小强家三口人，授田二百亩，后来小强也不幸亡故，也得向国家交回一百亩；而此时小芳家刚好添了两名男丁，需要授田二百亩。假设村集体内只有小明、小强和小芳这三家农户，那么国家会从小明和小强家的农田里各划出一百亩来分给小芳家。再假设小明家的农田在村东，小强家的农田在村西，那么很明显，以后小芳家种地必须村东村西两头奔忙。这只是个简化了的例子，现实当然更复杂，《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朝授田，有“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的说法，这就好比一个住在北京延庆的农民，分到的田地很可能会在密云，下一回地就得跑百八十里，比今天住在通州的小白领每天去市中心上班都累。
其次，人口越来越多，城乡对流越来越频繁，朝廷根本没有精力和能力做到“添丁必授田，减丁必还田”。唐初授田规矩很多，男人到了十八岁，女人到了二十一岁，每人授田一百亩；无论男女，只要过了六十岁，必须向国家交回六十亩；如果有残疾或者得了慢性疾病，只能授田四十亩；如果是死了丈夫的女人，只能授田三十亩；如果女人死了丈夫却能独撑门面，可以授田五十亩。要想严格按照上述规矩授田，做到一点儿不差，起码得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国所有农民的数量、年龄、健康和婚姻状况，这一点难度很大，现代政府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都未必做得到，唐朝就更不用提了。现实情况是，有的农户已经增添了几十个男丁，却一直得不到授田；而有的农户已经全家逃亡，名下的几百亩耕地全部抛荒，政府却一直没有把它们收回来重新发包。这就使劳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统统浪费。
再其次，农村土地流转的势头越来越猛，朝廷已经压制不住，只有改革法令，主动认可。我读过《册府元龟》第四百八十七卷《邦计部》“赋税”篇所载唐朝诸帝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诏令，发现从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颁布均田令开始，到唐玄宗李隆基于天宝十一年下令禁止农地买卖和抵押结束，近一百三十年内共有五个皇帝（含大周皇帝武则天）发布九道诏书，都是禁止农村土地流转的。如果朝廷控制得住，我相信一道诏书就足够，也用不着连发九道了。
唐朝政府不让农民出售和抵押土地，据说是出于两条顾虑：第一，怕农民没了土地也就没了生活保障，而农民一旦失去生活保障是很容易发生动乱的；第二，怕土地自由流转会导致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的手中。用唐玄宗的话说，就是“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所以土地流转要不得，出租还行，出售和抵押绝对不可以。
很奇怪的是，广大农民偏偏不理会朝廷的一片苦心，法律上禁止流转，他们就暗着来，用换地来实现出售（大块换小块，同时得到一定的金钱补偿），用出租来实现抵押（把田地租给钱庄，让钱庄一次性给足租金），似乎从来也不担心把土地出售和抵押掉之后会“无处安置”。其实农民不傻，他们决不会拿自己的生存开玩笑，他们每一项经济决策（包括卖地）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去的，土地没了，还有双手，宅基没了，还可以在城里安家。压根儿就用不着政府替他们做决策，反倒是政府一次次的禁令耽误了他们的财路。
我也承认，土地自由流转之后，也许会出现兼并。但是请不要忘记，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的低价征用也是一种兼并，那种兼并更可怕，它是权力行为而非经济行为，它借助公权扭曲了地价，它让农民吃亏更多，也让社会更不稳定。
附注：
1．此文参考了《新唐书·食货志》、《册府元龟·邦计部》、《唐六典·尚书吏部》、《文献通考·田赋考》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和《敦煌宝藏》第三十二册。因为篇幅所限，很少在文中援引原文，也没有注明所引文献；
2．文中所说的唐朝农村土地政策，主要是指唐初均田令，该政策改革后即为两税法，两税法于唐德宗时开始推行；
3．“流转”这个词儿语义模糊，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以理解为使用权的转让，也可以理解为所有权的转让，现代政府使用“流转”而不使用“买卖”，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唐朝没有“公有变私有“这个顾虑，所以改革后直接就准许农民买卖土地。
4．众所周知，唐朝完全确认土地自由买卖的时间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不过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就有诏令：“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说明最迟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朝廷已经允许平民在特定条件下适度买卖耕地。但是唐玄宗这厮出尔反尔，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又发布一道诏令：“爰及口分、永业，不限多少，不许违法卖买。”彻底否定了原先的决策。这也说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有可能再走回头路的。
5．任何朝代都有失地农民，唐朝当然毫不例外，但是农民是否失地，跟土地是否可以自由买卖似乎没有因果关系，因为在均田令生效的三百年里（从北魏太和九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土地一直不能自由买卖，失地的农民却比比皆是，比如《册府元龟》记载两税法实行之前的情景：“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