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脉论 1，五脏六腑的发生 提起带脉，一般人总会联想到裤腰带，以为带脉就在裤腰的位置，其形式也类似于腰带，环绕周身，对腰腹诸经起到一个约束作用，所以才名为带脉。然而，这就大大误会了古人关于带脉的意旨。实际上，古人之所以提出带脉这个概念，那是为了探究五脏六腑的发生，以明确五脏六腑的根本之所在。 五脏六腑的重要性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如果从解剖学的眼光来看，谁都不难明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全赖胸腹腔之内的五脏六腑才能得以进行，包括人身所有的血气在内以及血气所赖以敷布循行的经络系统，无非是五脏六腑生理功能的体现，血气与经络的全部生理意义，无非就是环绕着五脏六腑，为五脏六腑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提供周全的保障。因此，完全可以确认，五脏六腑就是生命赖以持续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现代所谓的植物人，其实就相当于去大脑的人，仍然能够维持生存，由此可见，只要五脏六腑的功能健全，生命就能够持续地存在。 既然如此，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五脏六腑最初是怎么发生的？或者：五脏六腑的根本在哪里？之所以把这两个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完全是出于古人的思维习惯，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件事物的发源点就是该事物的根本点。 古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是因为五脏六腑实在是太重要、太关键了。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一切危重疾病归根结底都属于五脏六腑的疾病，而《内经》作者们又都是针灸专家，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以针刺的方法治疗疾病，那么，按照他们的想象，如果能够找到五脏六腑的根本点，就能够在患病脏腑的根本点上施加针刺，那当然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理想的治疗。然而古人心目中的根本点其实就是终结点，而终结点与发源点在本质上属于一回事，这也正是古人特别强调“终始”的原因。《根结》：“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当然，最初提出带脉这个概念的人，也就是最早找到五脏六腑发源点或者根本点的那个人，并不必须具有五脏六腑的概念，甚至，他未必有脏腑的概念。很可能，在他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其体腔之内，不过是充满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内脏而已。不过，有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内脏，肯定是生命赖以维持的关键性物质。那么，即便是没有系统的脏腑概念的人，也能够意识到体腔之内必然存在着一个所有内脏的发源点或者根本点。 很显然，在父母交媾的那一刻，在生命最初的一点先天之精当中，其实并没有五脏六腑的影子，然而，到了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的时候，则不但五脏六腑，而且四肢、九窍、肌肤、毛发都一应俱全了。因此，毫无疑问，即便是在古人的观念中，五脏六腑也肯定是在胚胎之中发生的。 2，脉为营 我们再来看《经脉》中关于胚胎发育过程的一段描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这段话当中，“人始生，先成精”明显是指生命的最初形式，即首先形成先天之精的过程（就是卵子受精以形成合子），“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明显是指刚刚出生的婴儿所具有的生命活力，那么中间的一段则肯定是指胚胎的肌体组织发生发育的过程。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五脏六腑的发生，但是既然后边有“谷入于胃”的说辞，说明脏腑已经发生在前了，那么，仔细品味中间的一段描述，也只有“脉为营”能够作为五脏六腑发生的线索和过程。 营，本字作營。《说文》：“營，市居也。”是营造城市居民住宅的意思，同时又有城市建筑、城市规模的意思。凡城市建设，无论多大的规模，其实都是从市中心开始营造的。最初，在没有城市之前，只有一户人家，孤零零地散落在某个地方，似乎显得荒凉，然而这个地方恰恰就是未来城市的中心。因为，后来的人家，只能围绕着这个中心，在它的外围安家落户，再后来的人家，又只能在外围的外围，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展，待扩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座繁华的城市就形成了。因此，“营”又有在一个本来荒芜的点上逐渐地向四外发展扩张的意义。那么，所谓“脉为营”，其实也就是以“脉”为基础，逐步地发生出五脏六腑的意思。当然，这个“脉”肯定不是后边的“脉道以通”的脉。所谓“脉道以通”，是明确地表明通行血气的经脉最后发生，故必须在“谷入于胃”以后才能具有通行血气的作用，而“脉为营”的“脉”，早在毛发筋肉的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才能够成为发生五脏六腑的大本营。因此，“脉为营”的“脉”其实是指胸腹腔的内部有一个最初的原始的基址，找到了这个“脉”，也就找到了五脏六腑的根本。 由此可见，即便在《内经》，“脉”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脏腑的发生本原，一种是指贯通血气的路径。《五脏别论》所谓“奇恒之府”之中，有“脑髓骨脉胆女子胞”六种内脏名称，其中的“脉”，显然不是指贯通血气的经脉，而只能理解为脏腑的发生本原，那其实就是带脉。此所以“脉”之名为“奇恒”，而带脉亦归属于奇经也。 3，脉与膜 如果说五脏六腑都是从“脉”的基础上发生出来的，恐怕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以至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说五脏六腑都是在“膜”的基础上发生出来，于是“膜”就存留于五脏六腑的中心位置，那就比较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了。然而，实际上，“脉”与“膜”最初就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组织之间的薄膜，俱读如幕。而作为脏腑发生本原的“脉”，即“脉为营”的“脉”，其实指的就是“膜”。 《说文》：“膜，肉间脉膜也。” 《释名·释形体第八》：“膜，幕也，幕络一体也。”所谓“幕络一体”，其实是“脉络一体”的意思。 由此可知，脉的本义就是膜。故所谓“脉为营”，原本就应该理解为“膜为营”。 《说文》：“衇，血理分衺行体者。”是说脉的引申意义，乃为血气通行于躯体内外的路径。 4，横膈膜和大网膜 那么，如果采取解剖的方法，仔细地搜寻，在人的体腔之内，能够发现怎样的“膜”呢？最显而易见的，其实就是分隔于胸腹之间的横膈膜，也就是现代解剖学中的膈肌。因此，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理解“膜为营”，则位于胸腹之间的横膈膜就是五脏六腑的发源点，同时也必然是五脏六腑的根本点。因此，实际上，古人所谓的带脉，其实就是膈肌。 然而，除了横向的膈肌以外，在腹腔之内还有大网膜，前系于腹壁，后系于脊椎，上抵于膈肌，下至于下极，萦绕于肠胃之间，乃为腹腔的纵向中心。因此，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理解“膜为营”，则大网膜又必然是腹腔内脏的发源点，同时也必然是腹腔内脏的根本点。因此，实际上，古人所谓的带脉，还包括大网膜。 因此，按照“膜为营”的观点，古人所谓的带脉，其实就是指胸腹腔中心位置的横膈膜和腹腔中心位置的大网膜，在古人，这两个膜就是全部内脏的根本和原点。 很显然，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五脏皆靠近于膈肌，心肺在膈上，肝脾肾在膈下，而六腑则统统位于腹腔之中，围绕着纵向的大网膜。那么，如果把膜当作是五脏六腑的发生本原，则横膈膜只是五脏的根本，而大网膜只是六腑的根本。 这就是说，古人所谓的带脉，是把五脏和六腑分成了一纵一横的两个系统，从正面来看，恰好类似于一个T形。上面的一横位于胸腹正中线，即为五脏的根本，下面的一纵位于腹部正中线，即为六腑的根本，而一横一纵的交叉点，正是整个躯体的中心点，那其实就是古人所谓的“心”，是为五脏六腑的总根本，所以又称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5，膏肓 说膈肌和大网膜就是带脉，或者就是五脏和六腑的根本，那是袭用了现代解剖学的术语，听起来可能有不伦不类之感。然而，如果换成古人的表述方式，说带脉其实就是膏肓，而膏肓乃为五脏六腑之根本，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了。实际上，古代的战争相当频繁，古代的饥荒也是连年不断，因此古人未尝没有解剖尸体的经历和条件，而膈肌和大网膜即便是非常粗略的解剖也很容易看到，所以，古代的医家并非不知道膈肌和大网膜的存在，只不过他们使用另外的称谓罢了，而“膏肓”只是其中的一种。 《左传·成公十年》：“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由此可知，膏肓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原本就是指内脏的中心点，也就是五脏六腑的根本点。后人为此总结出“病入膏肓”的成语，其实也就是指五脏六腑的根本点上发生了病变，所以才无可救药。 《痹论》：“卫气者……熏于肓膜，散于胸腹。”由此可见，“肓膜”肯定属于内脏之类的物质，而且一定在胸腹腔的中心位置，否则卫气就不可能通过肓膜再“散于胸腹”。然而中心位置的“肓膜”能是什么呢？只能是横隔膜，抑或是大网膜，抑或是二者兼之。实际上，仅仅根据这个名称就几乎能够断定，《内经》所谓的“肓膜”就是《左传》中的“膏肓”。 《说文》：“膏，肥也。”即脂肪的意思。 《说文》：“肓，心上鬲下也。”即躯体正中心的意思。《说文》：“心，人心，土脏，在身之中。” 古人与今人的观念不同，他们把脂肪当作生命中的重要物质，而称之为“膏”，是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膳食营养普遍缺乏，而肥胖的人才显得健康，那么位于躯体正中心的脂肪，就一定是维持生命的关键所在，所以用“膏肓”来指称生命的根本点。不过到了《内经》时代，由于脏腑概念的确立，膏与肓的概念也就有了具体的内涵。 《史记·扁鹊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诀脉结筋，搦脑髓，揲荒爪幕，湔浣肠胃……” 同一件事，《说苑》的记载为：“俞跗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肓膜……” 由此可见，前一个“荒幕”实乃“肓膜”之通假，再从“揲荒爪幕”的顺序步骤来看，则“肓”与“膜”显然是指两个部位的膜。 先看第一个膜： 《举痛论》：“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 “膜”以“原”称，则“膜”就是内脏发生之本原，也就是内脏的根本点的意思，已很明显。 再来分析“肠胃之间，膜原之下”的说法：肠胃本来在于腹腔，则“肠胃之间”即乃整个腹腔，既然腹腔又在“膜原之下”，则“膜原”实乃膈肌也，亦很明显。 《岁露论》：“内抟于五脏，横连募原。”这个“募”字，其实是“膜”的通假。《疟论》：“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新校正》注：“全元起本募作膜。”则“幕原”其实就是“膜原”。这就是说，膈肌就是五脏的膜原。这其实就等于明确表示：五脏都是从膈肌上发生出来，同时五脏的根本点也都在膈肌上横向相连。 总之，由此可见，膈肌这个膜原，其实只是五脏的本原。 再来看第二个膜： 《百病始生》：“虚邪之中人也……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 “募原”之意同上，亦即“膜原”，然而此“募原”明确冠以“肠胃”之名，显然不是五脏之膜原，实乃六腑之膜原也。所谓“缓筋”者，乃谓膈肌也。盖膈肌的组织学结构乃为平滑肌，与筋（即现代医学所谓的“肌腱”）类似，因为有很强的弹性，能够上下张弛，做升降运动，故谓之“缓筋”。“缓”谓松弛舒缓也。这句话是说邪气（疾病）的发展顺序，通常是由六腑膜原而上至于五脏膜原，故云“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由于六腑皆在腹腔之内，故六腑膜原必然在于五脏膜原之下，而且只能呈纵向排布，盖非此不能“上连”也。 由此可见，六腑膜原与五脏膜原本来就是两个膜，在位置上有高低上下的不同，在形式上有一纵一横的差别。那么，为了区别表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膜，古人又把纵向的膜原称之为“肓原”，或简称为“肓”。“肓”字由“荒”转借而来，盖其原本荒芜之地，一无所有也。 《四时气》：“邪在大肠，刺肓之原……邪在小肠者……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 由“散于肓，结于脐”可知，“肓”之根本点在于肚脐。再联系“上连于缓筋”之说，则肓的具体位置，必定在于肚脐之上下一线，其实就是腹腔中央之纵轴线也。 《举痛论》：“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 既云“小肠膜原”，显然不是指五脏膜原，而是指六腑之膜原。然而之所以俱有“膜原”之名，盖大网膜本来就是膜，横膈膜本来也是膜，二者本来俱为膜也。 《腹中论》：“伏梁，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 大肠、小肠固属于六腑，而皆本于肓。“著”，归依附属也，“著于肓”者，乃谓六腑皆归属于肓，也就是以肓为根本的意思。所谓“肓之原在脐下”，不是说在肚脐之方，而是说肓的根本点系于肚脐的内部，由“环脐而痛”可知。如果从平卧的姿势来看，肚脐的内部即为“脐下”。 综合上述，结论是：纵向的膜原就是大网膜，即为六腑膜原，而谓之“肓”，则横向的膜原就是横膈膜，即为五脏膜原，而谓之“膏”。从此以后，膏肓就分别具有了五脏和六腑发生本原或者根本点的内涵。 《九针十二原》：“膏之原出于鸠尾，肓之原出于脖胦。” 鸠尾即心口窝，这里是横向的膈肌的中心点（集结点）；脖胦即肚脐，这里是纵向的大网膜的中心点（集结点）。此所以分别为膏肓之原也。“原”即原点，即发源点，同时也是中心点。古人擅长由外推内法，故认为几何形状的中心点一定是生命的原点，所以称之为“原”。 6，带脉的起止 《难经·二十八难》：“带脉者，起于季胁，回身一周。” 根据上述，我们知道，古人所谓带脉，其实是指体腔内部两个重要的膜系统，这两个膜系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行血气的经脉，而是指五脏和六腑的发生本原，因此属于内脏的范畴，而内脏与经脉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所谓带脉，严格地讲，其实不能称之为“经脉”，亦不能把带脉作为一条“经脉”来看待，这也正是《灵枢·脉度》和《难经·二十三难》所统计的全身经脉当中都不包括带脉的原因。 然而，《二十八难》记载的关于带脉的起止肯定也是有来由的，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里所谓的“季胁”，是肋骨最下缘的意思，也就是十二肋骨之端，即京门穴也。带脉为什么要起于京门穴呢？就是因为京门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肾之“募穴”。我们已经知道，募乃膜之通假，故募穴实乃膜穴，而所谓膜穴，其实就是膜上之穴的意思。故所谓肾募，其实就是指肾脏在横膈膜之上有一个根本点，即为京门穴。然而肾脏的根本又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肾主藏精”。因此，所谓“带脉起于季胁”云云，其实又是从带脉发生的角度而言：横膈膜虽然是五脏的发生本原，但是横膈膜自身也必须以先天之精为发生本原，也就是带脉发源于先天之精的意思。所谓“回身一周”，其实是描述横膈膜的物理形状，在胸腹腔之间回绕为一个四面封闭的椭圆。许多人根据“回身一周”的说法，理解为裤腰带的模样，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应该说“起于肚脐，回身一周”，或者“起于腰脊，回身一周”，才比较顺情合理，则“起于季胁”就明显地不合逻辑了，哪个人的裤腰带会系于两侧的季胁呢？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关于横膈膜的认识，与现代解剖学上的横膈膜并不完全一致，它是理想化了的横膈膜。古人把肋骨所包围的体腔统谓之胸腔，把腹壁所覆盖的体腔统谓之腹腔，而胸腹腔之间即为理想的横膈膜。故古人所认为的横膈膜，其实就是沿循着肋弓下缘移行而成的封闭筋膜。因此，对于古人所谓的带脉，我们也无须与解剖学上的膈肌严格对照，其具体的位置，有明显的外部标志，那就是肋弓下缘。这也正是《难经》称“带脉起于季胁”（即肋弓最下缘）的原因。 很显然，《二十八难》所记述的带脉，并非完整的带脉，而只是带脉中的“膏”。然而在《二十九难》又有“带之为病，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的记述，则带脉的疾病症状主要地表现为腹腔的异常，即“肓”的病变。因此，如果结合起来看，则完整的带脉，即便按照《难经》作者的意见，也仍然包括膏与肓两个部分。 7，《内经》关于带脉在肓的有关论述 如果遽然地说腹腔的纵向中轴线属于带脉，恐怕许多人受传统说教的影响，始终以为这本来是任脉的所在，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所以，我还应该尽量地搜罗一些佐证。幸好，《内经》中还真有一段关于带脉的论述。 《痿论》：“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歧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这段话中两次提到的带脉，其实都是指腹部的中轴线而言。考虑到古代典籍中关于带脉的资料极其稀少，不可有点滴疏漏，故而逐句诠释如下： 所谓“治痿者独取阳明”，是说男性阳痿之疾，可独取阳明治疗，非指足痿也。盖足痿乃为“足不任身”之肢体痿废，即截瘫也，对于这种病症，现代医学也难以能为，何况古人，更不可能有什么特效的独取之法。然而在这一段话当中，五次提到“宗筋”，而宗筋实乃男性外生殖器的称谓，即阴茎也，同时其前文中有“入房太甚，宗筋驰纵，发为筋痿……”，由此可知“治痿者独取阳明”是专门针对阴茎之勃起无力而言，即阳痿也。当然，这个“独取阳明”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足阳明经脉，而是指消化吸收系统的根本所在，实即肓也。在古人，肓又可以称之为宗筋，它也是男性外生殖器的根本。 古人之所以把阴茎称之为宗筋，是因为筋（即肌腱）皆富有弹性，并且以伸长和缩短为其生理特征，然而男子的阴茎也有伸长和缩短的生理特征，而古人并不知道那是海绵体的膨胀和萎缩，遂与筋的伸缩混为一谈，并且，又由于阴茎位于躯体中心的位置，具有繁育后代的作用，且伸缩的幅度特别显著，所以认为这就是人体内最根本的筋，故曰“宗筋”。 所谓“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是说阳明（胃腑）主持人体的消化吸收，而消化吸收系统又是人的后天之本，所以阳明就是包括生殖活动在内的一切生理活动赖以进行的根本保障。 所谓“主润宗筋”，是说成年男人性功能的正常与否，即阴茎能不能正常地勃起和射精，主要取决于后天的膳食营养以及消化吸收的状况。“润”，滋养也。 所谓“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是说由阴茎溢泻的精液，本来应该可以灌注于骨腔之内，起到滋养骨骼、滑利关节的作用。“束骨”不可解，疑“注骨”之误，盖音近也。《五癃津液别》：“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注于骨空，补益脑髓。”《决气》：“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古人看来，肓就是六腑的根本，而胃又是六腑之大原，二者具有同等的涵义，因此肓的所在就可以代表胃的所在。故所谓治疗阳痿独取阳明，其实就是针刺腹部中线的意思。 所谓“冲脉者，经脉之海也”，是说精液一旦灌注于骨腔之内，就立刻转化成骨髓了。我们已经知道，骨髓其实就是冲脉，而冲脉又乃原始血气的发生本原。（请参看《冲脉论》） 所谓“主渗灌溪谷”，是说由骨髓发生原始血气的过程，需要通过骨关节的缝隙进行。按照古人的观点，人有三百六十五个骨关节，遍布于全身，都可以发生原始血气，然后汇入十二经脉。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自然界中的山泉溪谷的细小水流逐渐地汇入大江大河，故把冲脉发生原始血气的过程形容为“渗灌溪谷”。 所谓“与阳明合于宗筋”，是说骨髓之精与阳明之精共同会合于宗筋。也就是说，阴茎所溢泻的精液，有一半的可能是来源于膳食当中的营养精华，也就是来源于阳明；另外有一半的可能是来源于骨腔中的骨髓，也就是冲脉。他的本意是，频繁地性交必将导致过度的失精，那么，单独依赖膳食来补充精液肯定就不够用了，势必会消耗骨腔当中的骨髓。 所谓“阴阳揔宗筋之会，会于气街”，是说在正常的保持啬精的情况下，储存于生殖系统中的精液就能够全部注入骨腔，转化为骨髓，然而在性交频繁、精液贫乏的情况下，骨髓又能够转化为精液，还注于生殖系统，以满足性欲的需求。这个精液与髓液之间出入灌注相互转化的过程，必须通过鼠鼷部位的关节缝隙来进行。我们知道，冲脉发生原始血气也要通过这个途径，此所以谓之“气街”。这个“阴阳”是指具有根本性质的原始血气，即精髓也。 所谓“阳明为之长”，是说就生殖系统中的精液来源而言，无论如何，以损失骨髓的方式来弥补精液的消耗肯定不是长久之计，那么，还是应该以膳食营养为主。很显然，这其中也包括尽量节制性欲以减少精液消耗的意思。 所谓“皆属于带脉”，是说无论来自阳明的后天饮食之精，还是来自冲脉的骨髓转化之精，归根结底，都属于带脉，也就是皆汇集于带脉之中的意思。为什么所有的精液又都汇集于带脉呢？就是因为这个带脉就是腹部正中央的“肓”。盖古人所谓“宗筋”，本来是指男子之阴茎，然而阴茎之所以能够在勃起时极度地伸长，在萎缩时又极度地缩短，在古人看来，那必然是位于腹腔内部的“带脉”在伸长、在缩短，否则的话，这种现象就无法解释了。也就是说，腹腔下部的阴茎与腹腔内部的带脉本来是一个整体，而阴茎只是带脉在腹腔下端延伸于体外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宗筋（阴茎）也属于带脉，而带脉又是宗筋之根本。因此，由阴茎所溢泻的精液，其实都源自于体内的带脉，故谓之“皆属于带脉”。 所谓“络于督脉”，是说腹腔内部的带脉前结于脐内，后系于脊椎，与督脉、任脉存在着直接联络的机制，因此也可以作为统一体来看待。他的本意是说带脉位于腹腔内部的深处，则由带脉萎缩而产生的阳痿之症便不可能使用针刺的方法予以治疗，那么由于带脉与督脉、任脉存在着形同一体的紧密联系，所以阳痿这种病就可以取督脉和任脉的腧穴进行治疗。《口问》：“黄帝曰：人之嚲者，何气使然？歧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嚲。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所谓“嚲”，其实也是指阳痿之症。所谓“因其所在，补分肉间”，其实就是针刺体内宗筋所在的小腹中线（即白线韧带）之意。盖阴茎之为宗筋，实乃体内之大宗筋延伸于体外的一小部分，而阴茎之勃起，实乃体内宗筋极度延伸之表现，今阴茎萎软，其直接原因就是体内的宗筋弛缓衰弱，不能强劲延伸，故因循体内宗筋之所在而补之也。 所谓“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是说某个人如果放纵性欲，则精液数量就会严重亏损，而阳明所提供的膳食营养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日常需求，于是就会发生阳痿之疾，既不能勃起，自然也无法正常射精。“纵”与“引”原本是形容弓弦的松弛和紧张。“引”是指拧紧弓弦，则弓弦必然紧绷绷的，在此即表示阴茎勃起时的强劲坚硬；“纵”是指旋松弓弦，则弓弦必然松松垮垮的，又谓之“弛”。故所谓“宗筋纵”（或者“宗筋弛纵”），即表示阴茎的萎缩软弱，也就是阳痿。所谓“带脉不引”，是说阴茎萎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腹腔内部的带脉不能强硬。而带脉之所以不能强硬，又是因为精液的匮乏。再进一步的原因，就是“阳明虚”，也就是膳食营养不能满足供应。 所谓“故足痿不用也”，是说疾病的发展趋势。如果不彻底改变纵欲无度的生活习性，那么无论怎样调理膳食营养，即便暂时治愈了当下的阳痿，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后势必淘空了骨髓。那么，由于骨骼无以滋养，关节无以强健，血气也将无从发生，最起码，势必会影响到运动功能，那么出现肢体痿躄之疾，也是早晚的事，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实际上，这段话就是对精髓本体论（精者身之本也）的一个具体阐述。 8，皇甫士安的问题 后世医家之所以对带脉产生诸多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皇甫士安的影响。盖《甲乙经》有明文记载：“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由于《甲乙经》是第一部系统讲述腧穴位置的著作，而“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又与《难经》的“带脉起于季胁”相差无多，后人遂以为带脉穴就是带脉的起点，于是才会进一步把带脉理解为裤腰带的形式。因此，若欲明确带脉的实质，还必须指出皇甫士安的错误所在，以彻底消除其影响。 皇甫谧，字士安，公元215年--282年在世，是西晋时期的大学者，虽然著述很多，然而并不懂医学。其四十多岁时患了风痹病，加上苦聋百日(大约就是半身不遂)，因而开始自学医书，卒年67岁，满打满算也就是二十来年的学医历程。由此可以断定，他不可能有多少临床实践经验，更不可能有什么独出心裁的医学发明。那么，他的医学知识，充其量就是裒集了西晋时期医学典籍之大成，其所著《甲乙经》，顶多也就是抄录于相关典籍而已。实际上，也正如其自序所称，除了《内经》、《难经》以外，又取自《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因此，《甲乙经》其实就是由这三本书拼凑而成的一部合集。那么，根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这个书名就可以断定，凡是《甲乙经》之中关于腧穴名称、腧穴部位、腧穴主治之类的内容，肯定是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中抄录下来的。 然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并非古医经。《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没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名，甚至没有《明堂》之名，故知其非经。又医经七家，亡佚六家，只剩下《黄帝内经》，汉末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序中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未曾撰用其它的医经，仲景批评当世医生“不念思求经旨”，则其本人想必渴念思求经旨，故知诸医经一定亡佚在仲景之先，所以不曾撰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自言“撰集歧伯以来，逮于华佗”，而《脉经》所论，也无非《内经》、《难经》、《伤寒论》中的内容，其中关于带脉的所在，也仅仅抄录《二十八难》中的一条，可见作为西晋皇家医官的王叔和也没有见到过其它的医经。而皇甫士安又在仲景、叔和之后，更不可独得也。由此可知，古医经确实已经亡佚，而《明堂孔穴》之类，肯定不属于古医经。 然而关于腧穴位置及主治之类的知识，实乃针灸家日常所习用，故六经虽佚，其中关于腧穴部分的内容，或经口耳相授，而流传于民间者，亦或有之，皇甫谧所见到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想是根据这些口授家传的材料，整理而成。如果我们仔细揣摩其关于人身腧穴的每一个命名，都不免感觉奇趣盎然、颇具古风，故士安称《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黄帝歧伯遗事”，概由乎此。 然而正因为其口授家传，或转相抄袭，历数百年，便难免有鱼鲁之误，亥豕之嫌，则其中记载之内容，就不那么完全可靠了。如《灵枢经》言天容穴属足少阳，而《甲乙经》谓手少阳；又如《素问·刺热篇》言“四椎下间主鬲中热”，是当有穴，而《甲乙经》阙其名。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另外，《伤寒论》中屡言“刺期门”，而搜遍《内经》和《难经》，并无“期门”之名，则仲景在古医经之外，一定还有其它的理论依据。由此可知，仲景其实未尝不读《明堂孔穴》之类的书籍，然而序中不录，盖亦嫌其失去医经原貌，只宜参考，不可据信了。 因此，《甲乙经》所谓“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云云，实属讹传所误。盖古人凡言经脉起止部位，皆有其深刻的生理学意义，表示该经脉的根本之所在，“季胁”与“季胁下一寸八分”，尽管在部位上相差无几，但在概念上已相去千里，《二十八难》既言“带脉起于季胁”，就绝无“季胁下一寸八分”的意思。 9，王冰的问题 然而《甲乙经》所谓带脉穴在季胁下一寸八分，并不言属何脉气所发，而其它的腧穴皆有某某脉气所发云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明堂孔穴》未言，则士安无所据也。然而《明堂孔穴》所以不言，其实是想表明带脉为一独立之脉，故与它经无涉也。今世之人皆谓带脉穴属足少阳脉气所发，又是受王冰的错误影响。 《气府论》王冰注：“带脉穴为足少阳、带脉二经之会。” 王冰，于公元710年--804年在世，晚于皇甫士安五百年，其于腧穴分寸、脉气归属，不宗《明堂孔穴》（盖又亡佚也），专崇《中诰孔穴图经》，又称《经脉流注孔穴图经》。然而《中诰孔穴》的内容，真伪杂遝，更有甚于《明堂》者。观王冰根据《中诰》议论冲脉之义而终于未能得其究竟，可知。故《甲乙经》所谓带脉穴本欲明带脉之起于季胁，未有与足少阳交会的意思，唯“一寸八分”衍文而已，至王冰则复增迷惑，而带脉乃成一团乱麻。 另外，《甲乙经》固有五枢属于带脉之穴的记载，然而未言属何脉气所发，是《明堂》本有带脉独立存在之意，当然不会属于其它的经脉。把五枢归属于足少阳脉气所发，也是始自王冰。以至于如今我们看足少阳经脉的循行，在日月、带脉、五枢、维道的地方二曲三折，与《灵枢·经脉》所描述的足少阳循行方式迥然大异，则古人关于带脉之实质，在王冰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茫然无所寻了。 实际上，所谓“五枢”，即五脏在带脉上有五个根本点的意思，也就是有五个五脏募穴的意思，为其代表五脏之中枢，故谓之五枢。所谓“维道”，一名“外枢”，又曰“日月”，是指胆募而言。胆虽然属于六腑，但与其它五府有显著的不同，《五脏别论》所谓“奇恒之府”有六，胆乃其中之一，为其藏有饮食之精，具有生命本原的意义，《六节脏象论》所谓“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概谓此也。故外枢与五枢并列于横膈膜之上，而皆属于带脉也。 10，五脏的根本点在膈肌上的顺序排列 《诊要精终论》：“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 由这一段叙述可知：（1），鬲上是有腧穴的，否则不会有刺之而病愈的事情。（2），鬲上的腧穴肯定不是一个，否则不会有“皆为伤中”的事情。（3），鬲上的这些腧穴又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腧穴，否则不会有刺之而致死的事情。（4），那么可以推断：鬲上的这些重要而关键的腧穴其实就是五脏在膈肌上的根本点，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膈肌之上即有五脏。而所谓“刺避五脏”的意义，只是为了避免刺伤膈肌上的五脏。 人们往往把“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理解为禁止针刺实体的五脏，然而那就没有临床意义了，正如把“脾肾之处”理解为实体的脾脏和肾脏，也就失去了临床意义一样。这是因为，根据古人当时的解剖水平，他们不具备探究五脏（内脏）的确切位置及其确切功能的条件，因此并不知道真实的五脏到底在哪个部位，而只能按照由外推内法，来推测五脏的位置及其功能。因此，古人所谓的“刺避五脏”，只能是纯粹理论上的五脏，也就是主观认定的五脏，而非解剖学意义上的五脏。 对于以针刺为专长的古代医生而言，真正的五脏的确切位置，譬如脾脏具体在哪儿？肾脏具体在哪儿？他们并不在意，也无从探悉，然而他们必须要了解，哪些具体的部位，属于针刺的禁忌点，一旦误刺，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那么，凡是能够给人体造成致命伤害的针刺点，其内部一定存在着最关键的脏器--五脏，然而那其实并非真正的五脏，而只能是理论上的五脏。 因此，实际上，这一段话是为了表明理论上的五脏在体表的对应位置，告诫人们在针刺治疗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务必不可刺中的意思。那么，理论上的五脏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古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鬲”，所以才有“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的说法。 所谓“脾肾之处”，也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脾脏和肾脏，而是指理论上的脾脏和肾脏，是说脾肾二脏具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对应于体表的一个确切位置，也属于针刺的禁忌点，其实就是肚脐。 肚脐是胎儿在发育过程中联系母体的唯一通道，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整个胚胎发生和发育的根本点。从生命发源于先天之精的意义上，它就是肾脏的根本点，盖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同时，肚脐又是胎儿汲取营养物质的源泉，从后天之精来源于消化吸收系统的意义上，它又是脾脏的根本点，盖脾主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即乃后天之本。 因此，之所以提出“鬲与脾肾之处”，该作者的本意是，鬲上的腧穴和肚脐都是禁止针刺的，一旦刺中，就伤害了五脏，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也就是说，五脏在膈肌上的根本点，是以腧穴的方式存在于膈肌之上的。因此，所谓“五脏横连膜原”，就是说五脏以五个腧穴的形式在膈肌上横向相连。 《刺禁论篇》：“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这一段话与上一段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也是指五脏的根本点皆集中于膈肌，因此属于针刺的禁忌，只是五脏所在的位置说得更加具体了。 “脏有要害”之“脏”不是泛指内脏，而是指膈肌。当然，这是古人理想中的膈肌，即肋骨的下缘一线。盖膈肌作为胸腹腔内的一个组织，其本身也可以称之为“脏”，而且作为五脏的发生本原，它还是更加重要、更为关键的“脏”，当然也是更具要害作用的“脏”。《长刺节论篇》：“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脏，迫脏……刺之迫脏，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寒热》：“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是皆指膈肌为“脏”。“要害”，谓关键点也。 以下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云云，则是详细地讲述膈肌上有五个关键点的具体位置。“肝生于左”，是说肝在膈肌的下半部，“肺藏于右”，是说肺在膈肌的上半部。盖古人有尚右的习俗，故以右为上，以左为下也。“生”谓发生，“藏”谓藏匿。生与藏在这里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脏的根本点，此避重复，以求文字生动，则发生之点亦即藏匿之点，藏匿之点亦即发生之点，也就是根本点、要害点的意思。后人往往理解为“肝主升、肺主藏”，那就显得过于生硬死板了。 所谓“心部于表，肾治于里”，是说心在膈肌的最上部，亦即最高处；肾在膈肌的最下部，亦即最低处。盖“表里”本来就有上下内外的意思。 所谓“脾为之使”，则是说脾在膈肌的正中间部位。“使”谓使节，意思是上下内外的联系中枢。因为脾属土，土居中央，中央的脾具有上下联络、左右沟通的作用，故谓之“使”。 盖古人所认为的膈，实指肋弓的下缘一线，而肋弓下缘并不是水平线，而是一个弧形，故谓之肋弓。那么，按照《刺禁论篇》的观点，五脏的根本点在肋弓上的具体位置应该这样排列： 最高处的肋弓顶端（即心口窝，也就是第七肋骨与胸骨下端的连接点）就是心脏的根本点，而肋弓的最下缘就是肾脏的根本点，在肋弓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中间则是脾脏的根本点，肺脏与肝脏的根本点则分别位于心脾之间和肾脾之间。 这样一来，五脏的根本点就都有了确切的位置。那么，所谓“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肝，五日死……”也就有了确切的着落。根据现代的解剖学，我们知道，肋弓一线的内部主要是肝脏和脾脏，而肝脾二脏都比较柔嫩，且血液丰富，那么一旦刺中，就容易造成肝脾破裂出血而致死。另外，肚脐之内细菌极多，古人又不讲究消毒，一旦施加针刺，很容易造成腹腔内部的细菌感染，也有生命危险。这就是古人把“膈与脾肾之处”明确列为针刺禁忌点的原因。 所谓“胃为之市”，其实是指心口窝以下肚脐以上的上腹部。人吃饱饭以后，上腹部会明显膨胀，而胃是受纳饮食的所在，所以在古人看来，上腹部就是胃的位置，而上腹部的中心线，就可以代表胃脏的根本点。《说文》：“市，买卖所之也。”即集中财货的市场。人的胃不但受纳各种食物，而且能够根据需要予以消化吸收，汲取精微，排泄糟粕，与人类社会的市场的功能相当，故谓之“市”。 所谓“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是刻意地强调横膈膜中央和大网膜中央的重要性，是说鬲之中央有父，肓之中央有母。谓“父母”者，在于明确人体两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根本点，分别位于膏的中央和肓的中央。其实就是心口窝的巨阙穴与肚脐眼的神阙穴。所谓“小心”，仍然是指肚脐，此乃相对于心口窝的“大心”而言。是说心口窝的巨阙内部藏有“大心”、为“父”，而肚脐眼的神阙内部藏有“小心”、为“母”。所谓“七节”，谓七寸也。按照古制，长度单位皆以人体为法，正常人的手中指之中节即为标准寸，而从巨阙到神阙正好是七寸。 实际上，“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与《九针十二原》中的“膏之原出于鸠尾，肓之原出于脖胦”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出这两个部位分别是五脏与六腑的根本点，只是其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那么，综合起来看，则膏肓其实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以从根本上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也能够从根本上给五脏六腑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这就需要在针刺治疗的时候务必小心谨慎，务必采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所谓“从之有福，逆之有咎”，与《诊要精终论》的“知逆从”也是同一个意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针刺，而是必须小心谨慎，禁止卤莽孟浪。“从之有福”是说“鬲与脾肾之处”本来能够用来治疗五脏六腑的疾病，如果谨慎小心、遵从正确的方法，就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逆之有咎”则是说不正确的操作，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同时也给医生本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说文》：“逆，迎也。”“迎，逢也。”“逢，遇也。”总之是直接抵触的意思。则“逆之有咎”就是指针刺过深，针体直接触及到了五脏，因此对五脏构成了实质性伤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说文》：“从，相听也。”即仰面而听，是毕恭毕敬的意思，其中就含有小心谨慎的意思。 《长刺节论篇》之所以有“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脏，迫脏……刺之迫脏……”的训诫，也是强调凡针刺膈肌上的腧穴，必须轻缓地浅刺。《说文》：“迫，近也。”就是靠近，然而并不直接接触。则所谓“刺之迫脏”，就是针体只能靠近于“脏”，却不允许直接接触到“脏”，其实就是浅刺的意思。 《寒热》在分析了“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之后，所提出的治法是“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这个“请”字似乎多余，但是如果知道了这个“从其本引其末”指的就是针刺膈肌上的腧穴，就会明白这个“请”字之中所含有的恭谨、敬畏的本意。那么在针刺的过程中就一定会轻轻地、慢慢地、小心地、慎重地操作，当然，这其中势必还有浅刺的含义。由此可见，古人的意思，膈肌上的腧穴并不是绝对不许针刺，只是在针刺膈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绝不允许有半点的孟浪，否则就会尝到“逆之有咎”的苦果。 11，五脏在肋弓上的正确排列顺序 其实，《刺禁论篇》所说的五脏在肋弓上的排列顺序只是一家之言。很显然，这是按照五行分布五方的模式，从脾脏属于中央戊己土的角度所排定的，所以才以“脾为之使”的名义把脾脏列在了五脏的中央。然而若是从五脏的生理功能的角度，或者从五脏的阴阳属性的角度，也可以是另外的一种排列方式。 《阴阳系日月》：“其于五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这就表明，如果按照五脏的阴阳属性进行上下排列，那么位于中间的就应该是肝脏。 实际上，所谓五脏的阴阳属性，又是五脏在生命过程中重要性大小的体现，作用重要的就偏于阳性，地位也就相应的高尚，反之则偏于阴性，地位也就相应的卑下。然而五脏在人体的作用也确实有大小主次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应该按照五行的模式，把五脏理解为五个地位平等的独立体系，而是应该根据它们的重要程度来决定它们各自地位的高低贵贱。 《五癃津液别》：“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那么，按照这种观点，五脏在肋弓上的排列顺序就应该是这样：心脏在肋弓的最高点，即心口窝，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此所以为君主也；肺脏在八肋之端，辅佐君主于两厢，此所以为宰相也；肝脏在九肋之端，协助宰相，统领军政，此所以为将军也；脾脏在十肋之端，卫者，尉也，中层军官，必听命于将军也；肾脏在十一肋之端，主外者，乃谓底层士兵，最为卑贱，只能驻留于城府之外也。 这种排列顺序虽然与《刺禁论》的排列顺序差别不大，只是肝与脾的位置作了相互调换，然而其理论依据已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么在针刺这些腧穴的时候，就将因为理论依据的不同导致具体方法手段的不同。 12，五脏的募穴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募”乃“膜”之通假字，那么，所谓募穴，其实就是膜穴，而所谓膜穴，其实就是膜上之穴。也就是说，古人所谓的募穴，本来就是指位于膏肓（横膈膜和大网膜）之上的腧穴。那么，不在这两个膜上的腧穴就绝对不能称之为募穴，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又由于膏肓（横膈膜和大网膜）就是带脉之所在，那么，古人所谓募穴，其实也就是指带脉上的所有腧穴。 虽然皇甫士安和王冰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把“五枢”列在了“带脉下三寸”的位置，但是他们分别在《甲乙经》和《素问注》中留下了一些关于五脏六腑募穴的记载，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这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募穴和带脉的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帮助。当然，这种宝贵资料的真正内涵，我们应该理解为《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和《中诰孔穴图经》当中所保留下来的古代医经的信息。实际上，关于腧穴的名称、腧穴的经脉归属及其治疗作用，除非地下有更新的发现，我们目前也无法见到比《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或者《中诰孔穴图经》更为原始、更为可靠的资料，所以，就对古医经的保存所作出的贡献而言，皇甫士安和王冰永远都是古医经的功臣，而且当之无愧。 根据《甲乙经》，我们得以知道：心口窝的巨阙穴即为心募（然而他说巨阙在鸠尾下一寸是不对的，其实巨阙就是鸠尾，否则从巨阙到神阙就不够七寸了）；期门即为肝募，位置在第二肋端（是从鸠尾下数之第二肋，实乃九肋之端）；又：日月，胆募也，在期门下一寸五分；而《气府论》王注：日月，胆募也，在第三肋端（十肋之端）；又根据《甲乙经》：章门乃脾募，位置在“直脐季肋端”（十一肋之端）；又：京门，肾募也，在季胁下（十二肋端）；又《气府论》王注：章门，脾募也，在季肋端；《骨空论》王注：京门在“腰中季肋本挟脊”。 上述这些关于五脏募穴位置的记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说明五脏募穴确实都在肋骨之端所围成的肋弓之上，同时也证明了五脏的募穴就是膜穴，而膜穴就是五脏在横膈膜上的根本点。 由此可见，无论《明堂》也好，《中诰》也好，其中确有古医经的遗留内容，也难怪二人奉为圣经宝典。 之所以在五脏膜原之上又多出了一个胆募日月（又名外枢），只是因为胆也有“藏精气而不泻”的特性，从这一点上看，胆又是一个与五脏具有同一属性的内脏。《本输》：“胆者，中精之府。”是说胆能够储藏六腑所吸收转化的饮食之精，而饮食之精实乃五脏的后天之本，甚至还具有高于五脏的意义，所以，胆募也可以与五脏的募穴并列于横膈膜上。又由于实体解剖中的胆囊紧附于肝脏之下，所以古人就把胆募附在了肝募之下。然而实际上，九、十肋骨之端已经合并为一个端点，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募穴，只是在理论上说，胆募应该在十肋之端。那么，既然在十肋之端又加入了胆募，则脾募章门和肾募京门也就顺次下移至十一肋之端和十二肋之端。然而有的人天生缺一根游离肋，只有十一根肋骨，那么，还是应该以最下面的肋骨之端作为京门的位置。实际上，这也正是《二十八难》所谓“带脉起于季胁”的本意所在，“季胁”就是肋弓最下缘，不管它到底是几肋之端。 然而根据皇甫士安和王冰的上述这些记载，就已经能够充分地证明，《甲乙经》所谓“中府，肺之募也，在云门下一寸”的说法肯定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实际上，肺脏的募穴应该紧靠在心募的两侧，即第八肋骨之端。 所谓“巨阙”，本来是形容天子所居。《史记·封禅书》：“上书阙下”，实乃上书天子。《公羊传·桓公九年》：“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词言之。”“巨”即众大之词，故“巨阙”即指皇庭宫阙也。则所谓“期门”、“章门”、“京门”者，皆为次第通往皇庭宫阙之门，“京门”最为在外者，盖皇宫必在京师之中央，而京门实乃京师之总门也。 根据这些募穴的名称，我们也应该悟出一个道理，古人当初命名五脏募穴的时候，其实是严格按照五脏地位的尊卑贵贱顺序，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规律排列。那么，既然第八肋端之肺募缺名，可据古人的思维规律，命名为“朝门”。一取就近朝见天子之意，一取“肺朝百脉”之说，或者不失古意。另外，我们还应该知道，实际上，“中府”这个名称，原本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意思，相当于后来的内阁，即“中央政府”也。 13，五腑的募穴 由于胆募日月已经排列在横向的五脏膜原，则“六腑”就只有五腑了。按照募穴皆乃膜穴，而膜穴必在膏肓之上的规律，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五腑的募穴就应该在纵向的带脉之上，即位于腹部正中线上的肓。 今按《甲乙经》所载，除大肠募穴天枢外，其余四腑的募穴确实皆在腹部正中线，即：胃募中脘，三焦募石门，小肠募关元，膀胱募中极。由此可见古人最初对募穴的认定和命名确实是严格按照上述的思路进行的。 然而《甲乙经》谓大肠募天枢在脐旁二寸，肯定又是误本《明堂》所致。因为，实际上，天枢本来不是腧穴名称，而是体表解剖部位的名称，其实就是肚脐的别名。 《至真要大论》：“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半，所谓天枢也。” 《六微旨大论》：“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 人直立则肚脐居中，故为人身之半，上下之分，则“天枢”正是肚脐也。 《骨度》：“曷骬（即剑突骨）以下至天枢长八寸，天枢以下至横骨（即耻骨联合）长六寸半。” 这是标明腹部垂直正中线的长度，则必以体表的显著部位为标记，则天枢代指肚脐之意，可不言而喻。在这里，曷骬与横骨都不是腧穴名称，则天枢亦肯定不会是腧穴名称。 要之，“天枢”本乃星名，即北斗第一星也。古代的星象家以为北极星是天体的极点和原点，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整个天体星辰皆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则北极星即为天之太一，古人以为乃天帝所居，因为其较为暗淡，故谓之紫微，而北斗星光耀明亮，则即整个天体星辰的主驱动。《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那么，作为北斗第一星的天枢，当然是最根本的主驱动，故古人以天枢来命脐，正是为了表明肚脐乃最初接受母体营养的部位，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全赖肚脐的驱动下才能得以诞生。 因此，肚脐就是大肠的募穴。 由此可见，包括大肠在内，五腑募穴皆在于腹部正中线上的肓，诚不谬也。 另外，按照古人的逻辑，脏为阴，腑为阳，阳数奇，阴数偶，故腑之募穴皆纵列于正中线上，乃为奇数，脏之募穴皆分列于正中线两侧，则为偶数（心募为奇数，盖亦阳也），必如此，方合乎阴阳奇偶之规律，若使天枢果在脐旁二寸，是惟独大肠募穴为偶数，而其它四腑募穴俱为奇数，是何道理？实在没有道理！ 14，带脉与任脉的关系 既然五腑的募穴皆在腹部正中，而皆属于带脉，同时，众所周知，任脉也在腹部正中线上，那么，五腑的募穴其实也正在于任脉之上，于是，带脉的一部分就与任脉的一部分重合在一起，俨然合并为一条经脉了。 如果粗略地看，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带脉在于腹部的部分（古人的习惯称谓是“肓”）正在腹部的正中线上，因此也正好与腹部的任脉重合在一起，于是也可以认为腹部的任脉就是五腑的根本，那么对于五腑自身的疾患（即消化吸收系统的疾患），也就可以取腹部任脉上的腧穴进行治疗。实际上，在针灸术的实际运用当中，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也确实都是如此操作的。 然而古人所谓的带脉是从肓膜的意义上而言的，具体到腹部的带脉，那其实是指腹腔内部的肓膜，也就是大网膜。因此，严格地讲，带脉只存在于腹腔的内部，任脉只存在于腹腔外层的腹壁之上，二者各自行事，互无干碍，又是截然迥异的两回事。 因此，实际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就对腹部正中线的针刺操作而言，如果浅刺于腹壁之内，就属于针刺任脉，如果深刺，透过腹壁，进入到腹腔内部，就属于针刺带脉（肓）。 也就是说，所谓募穴，只能存在于体腔内部的膜上，而绝非肌肤浅层经脉之气所发出的腧穴可比。因此，取任脉上的腧穴与取带脉上的募穴也是截然迥异的两回事。 《五脏生成篇》：“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 少的这十二个腧穴，是指卫气不能留止，邪气无从入客，针石不可触及的腧穴，那么，很显然，这些极为特殊的腧穴只能是体腔内部的膜穴，也就是五脏六腑的募穴，即膈膜上的十一穴再加上肚脐一穴。 15，带脉与督脉的关系 既然带脉与身前腹部的任脉相互重合，那么，毫无疑问，它必然同时也与身后背部的督脉相互重合。 《经别》：“足少阴之正，至膕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椎，出属带脉。” 十四椎是指督脉之命门穴，对气穴而言，出与入其实是一个意思，则所谓“当十四椎出属带脉”，就是说腹腔内部的大网膜结系于脊椎的第十四椎，与身前腹部的“系于脐”正好水平对应。这样一来，带脉之气既可以由此而出于督脉，分布于全身，同时督脉之气也可以由此而汇入带脉。于是，督脉之气与带脉之气就融会在了一起，于是，体腔内部的五脏六腑与外部的经脉系统就能够正式地联系起来，此所以称之为“命门”也。 16，募穴与腧穴在带脉的统一 实际上，古人所谓的五脏腧穴本来是在脊椎一线，也就是督脉之上。《寒热病》：“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背三；五脏之腧四；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由此可知，脏腧肯定在脊而不在背，岂特脏腧，腑腧亦应如此。然而今人皆谓脏腧腑腧皆在夹脊两侧之背部，是又误本于《甲乙》所致。 《癫狂》：“脉癫疾者……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所，诸分肉本输。” “三寸”者，谓三节也。腰当十四椎节，相去三节，即十一椎节之脊中穴也。以脊椎二十一节为度（《岁露论》：“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则十一椎实乃整个脊椎之正中。我们知道，按照古人的观念，横膈膜作为胸腹腔的分隔膜，又是从体腔正中间进行分割的，并且，在古人，它只能沿循着肋弓移行。那么，很显然，从身前来看，它就起于胸腹正中的巨阙，沿循着肋弓，向两侧后外下方移行，从身后来看，它就起于脊椎正中之脊中，沿循着肋弓，向两侧前外下方移行，最后会合于肋弓的最下缘，是谓“季胁”。《二十八难》所谓“带脉起于季胁，回身一周”的描述，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人有两个季胁，带脉如果“起于季胁”，那就肯定是有两个起点，既有两个起点，则必然也有两个终点，如果“回身一周”是指在一个水平面上的封闭图形，这样的两起两终的描述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违反情理、不合逻辑的。但是，如果知道了他所谓的带脉是指一个类似于马鞍形状的立体图形，那么，也就只有“起于季胁回身一周”的描述最简明、最贴切、最逼真了。 由此可见，督脉的脊中与任脉的巨阙一样，也具有五脏中心点的意义，只是有阴阳反正的不同。 “分肉”者，其本意就是膜。“本输”者，乃谓脏腧腑腧之根本点也。“诸分肉本输”皆出于“带脉于腰相去三寸所”者，就是说全部的脏腧和腑腧皆属于带脉而出于脊中也。脏腧腑腧既然出于脊中，则必然皆在于督脉。 相对而言，任脉的巨阙偏于阴性，所以由巨阙发出的募穴横向排列，为偶数，督脉的脊中偏于阳性，所以由脊中发出的腧穴纵向排列，为奇数。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皆起源于带脉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五脏六腑的募穴和腧穴都统一于带脉之中。 《难经·六十七难》：“五脏募皆在阴，而腧在阳者，何谓也？然：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腧在阳。” 这里之所以明确地把五脏募穴和五脏腧穴作为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对待而言，肯定是有缘故的。毫无疑问，如果在募穴和腧穴之间不存在一个紧密协调的内部转换机制，这句话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废话。 所谓“阴病行阳，阳病行阴”，其实就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阴虚阳盛、阳虚阴盛”。也就是说：阴有了病，就表现出阳的特征；阳有了病，就表现出阴的特征。实际上，正因为五脏六腑在膈肓之上的每一个根本点，其自身所具有的阴阳两方面的内涵，时刻体现在募穴和腧穴的平衡之中，所以才能够在出现阴阳的盛衰偏倾的时候，通过阴性的募穴和阳性的腧穴予以调整，那么，阴气盛者，就针刺其腧穴，阳气盛者，就针刺其募穴。这才是这句话的实际意义之所在。 癫痫病之发作期间表现为阳气的极度亢盛，但是其疾病的实质乃为阳气的极度衰竭，所以在发作间歇期予以灸脊中、灸挟项太阳者，目的就在于从根本点上补益其阳气也。 17，古代的佩带 古代的佩带，与裤腰带的概念，差得太远，因此，按照后世裤腰带的形状和作用来理解古人的带脉，当然永远也理解不了。 《说文》：“带，绅也，男子鞶带，妇人带丝，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 《说文》：“绅，大带也。” 《说文》：“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子带鞶，妇人带丝。” 《说文》：“巾，佩巾也。” 《说文》：“佩，大带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谓之饰。” 由上述这些简略的介绍，我们起码能够知道，（1），古人的佩带，由高档材料（比如丝绸）所制作，是上流社会的服饰特征，属于外部装饰性的物件，纯粹出于显示身份地位的目的，并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肯定没有“约束”的意义，那么也肯定不会系于裤腰的位置；（2），古人的佩带，除了系于身的部分，还有垂于下的部分，而统名之为“带”。《论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实乃书于下垂之带。故带之有绅，正是装饰的意义所在，此所以称“带”为“绅”，而带之无绅，则顿然失去了装饰性意义，也就不能称之为“带”了，故所谓“大带”者，就是佩带必须多出富余的一段，以垂于下也；（3），既然佩带仅仅出于装饰目的，而以垂摆之绅的长度为其体现，则其必不系于裤腰，只宜高于裤腰，那么，出于美观的考虑，也就只能在前齐于胸口、后齐于脊中的位置。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所谓“鞶鑑”，就是在佩带之上再装饰一面铜镜，而铜镜只宜覆盖于前心或后心的部位（“鞶鑑”就是后世所谓的“护心镜”），则佩带所系的位置，自然也就是与心口窝水平。这种装饰性的佩带形式，至今还保留于日本的和服以及韩国的民族礼服之中，我们知道日本韩国文化皆源于华夏，则日、韩的服饰未必没有由头，想必与中国古代的服饰也存在着渊源关系。 由此可见，古人的带子，上系于胸口，下垂于腹部正中，从正面看，恰好是一个T字形，因而正与横膈膜和大网膜的位置相互重合，此所以古人把横膈膜和大网膜合称为带脉也。 《史记》中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的记载，于是有人把“带下”解释为妇女所特有的分泌白带的疾病，殊属无聊。实际上，“带下”本指佩带下垂的部分，而男女外生殖器正好被带下之垂摆所覆盖，故所谓“带下”，又是古人关于男女外生殖器的隐语，所以也可以作为生殖系统的代称。古代是男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其唯一的作用就是生育，赵国之所以“贵妇人”，盖因战争伤亡惨重，以至人丁缺乏，故鼓励妇女生育也。则所谓“带下医”者，即相当于现代主治不孕不育的专科医生。张仲景所谓“此皆带下”、“此属带下”云云，也是泛指妇人生殖系统疾病的意思。 18，带脉的病症 带脉虽然形式上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横向的五脏膜原，一部分是纵向的六腑膜原，但是同时又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实际上，带脉本来就是五脏六腑的本原和关键，而五脏六腑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所以，所谓带脉的病症，其实就是五脏六腑这个整体所发生的病症。很显然，这其实就意味着病入膏肓的非常要命的病症。 《难经·二十九难》：“带脉病者，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 所谓“腹满”，即腹部胀满也。《说文》：“溶，水盛也。”则所谓“腰溶溶”，即腰围明显增粗，并且是由大量的积水所致。所谓“若坐水中”，也是形容腰腹四周都积满了水的意思。综合起来看，这种病症其实就是现代医学所谓的“腹水征”。 《甲乙经》关于带脉病症的描述略有不同，但更为明确，其云：“腰腹纵容，如囊水之状。” “纵容”的本义是过度的膨大，则“腰腹纵容”实乃腰围腹围异常地增大增粗的意思。“如囊水之状”则是形容腰腹之腔隙内部皆为积水所占据，于是整个腹腔就如同一个盛满水的皮囊了。很显然，这仍然是指腹水征。 腹水这种病症，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主要是心肝肾的功能衰竭所致，其中又以肝脏坏死为多见。疾病一旦到了腹水大量涌现的程度，也就只能对症维持而已，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根治方法，因此属于很要命的病症，形容为病入膏肓，一点也不过分，然而这也正是古人把腹水症作为带脉疾病的原因。实际上，在古人看来，一旦出现了明显的腹水症，便意味着五脏六腑从根本上发生了严重的异常，于是五脏和六腑都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功能，那么当然属于很要命的病入膏肓的不治之症。 19，脏腑概念的实质 既然腹水症属于五脏的整体和六腑的整体同时发生的疾病，那么为了了解腹水症的发病机制，就需要对五脏六腑的性质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就首先涉及到脏腑概念的产生。 本来，五脏六腑都是一股脑地存在于体腔之内，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古人宰杀动物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这其实就属于粗陋的解剖），它们统统都只能算是内脏，我们（包括古人）无法看出哪个内脏属阴，哪个内脏属阳，哪个内脏主里，哪个内脏主表，也无法得出哪个内脏重要，哪个内脏次要的结论。 那么，古人为什么一定要对这些内脏作出阴阳属性的划分呢？他们的依据标准又是什么呢？ 在古人看来，人是由天地二气合并而成的统一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天地就是人的父母。《宝命全形论》：“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那么，人的内脏既然是维持生命的根基，其实也就是生命的核心与本质，当然也应该是由天地二气合并而成的统一体。那么，如果把内脏剖分为两个对等的部分，当然应该一部分由天气所生，另一部分由地气所生。 实际上，所谓藏府，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其实是一个意思，它们都有贮藏的涵义，并不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可以作为内脏的名称。这也正是《五脏别论》所记载的早期方士们“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的原因。《内经》的作者们之所以严格地把内脏划分为藏与府两个系统并赋予阴阳表里的属性，只是为了表明一部分内脏属于天气所生，一部分内脏属于地气所生。当然，不言而喻的就是，由天气所生的内脏必然具有天的属性，由地气所生的内脏必然具有地的属性。 天的最大特点就是空空荡荡，除了无形的空气以外，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不能存留在天上。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实实在在，除了无形的空气以外，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能够存留于大地之上，无论施加多么大的重量，大地也都能够承受。 古人通过粗陋的解剖，他们很容易地发现，心肝脾肺肾五个内脏都是实心的脏器，属于实实在在的一类，所以就认为它们是地气所生，属于阴性的内脏。胃大肠小肠膀胱胆囊五个内脏都是空膛的脏器，即便里边有点东西也都是外来的、暂时的、一过性的，就其脏器本身而言，属于空空荡荡的一类，所以就认为它们是天气所生，属于阳性的内脏。这就是最初的脏腑概念及其阴阳属性差异的由来。 20，脏腑与虚实的关系 然而，正由于天的正常状态以虚空飘渺为特征，所以，一旦天上出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冰雹、气旋、沙尘暴之类，那就一定是天气的非正常状态。也就是说，天道以虚为正常，以实为异常。那么，既然六腑是由天气所生，并且具有天道的特性，则六腑也应该以虚为正常，以实为异常。 反之，正由于地的正常状态以安稳实在为特征，所以，一旦大地出现了虚空动摇，比如地震、塌陷、泥石流之类，那就一定是地道的非正常状态。也就是说，地道以实为正常，以虚为异常。那么，既然五脏是由地气所生，并且具有地道的特性，则五脏也应该以实为正常，以虚为异常。 这就表明，按照古人的脏腑理论，腑病一定属实，脏病一定属虚。古人之所以特别强调虚实补泻，那其实就是阳病为实，阴病为虚，腑病当泻，脏病当补的意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