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慧娟
一、批判“中体西用”，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在严复进化论基础上，人们认识到中国之法可以变，必须变。但究竟如何变，有诸多不同观点，有“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体中用”论等等，其中“中体西用”论在洋务派官僚推动下，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旨在借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工艺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地位，他们在中国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开办军用民用工厂，企图以此来转劣势为优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生产技术军事设备并没有改变中国灭亡的悲惨命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便是一个血的见证。李鸿章消耗大量经费苦心经营的水师不堪一击，功亏一篑，有洋枪洋炮的中国政府仍然腐败无能，回天无力。正如严复所说：朝廷办工厂、兴矿务、建铁道、练海军、造轮船、办学堂……这些项目在西洋固然是富强之基。在中国却有如“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名为“西学为用”。实际上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因此，严复斥笑：“中体西用”论为风马牛不相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二者不可合而为一。西方富强之秘诀并非是“汽机兵械之伦”，这些“皆其形下之粗迹”，其“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即科学与民主，“撕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在此思想基础上，严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为立国精神、变法之原则与途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论表明，严复的自由思想远比其他改良派人物乃至一些革命派人物彻底得多。其思想的彻底性和深刻性体现在：严复并未将近现代最具有吸引力的“民主”视为西方国家致富致强的根本，而是将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只是自由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只有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突破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只在于器物层面的局限，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力倡西方自由
既然“自由不自由”是中西最根本的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这表明，在严复心目中，“无自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所在。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其原因是统治者期以相安相养而己。“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因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燠咻，燠咻此奴虏而已矣。”而“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无自由特征、更无自由观念的局面。
同时，中国社会对“自由”的理解也与近代西方不同。英文自由Liberty和Freedom同义，指无挂碍，不为外物牵挂而已。自由一词在中国却被赋予贬义，“乃今为放肆、为淫俟、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以至于在中国各种典籍中“不概见也。”即使仅有的与西方“自由”相近的概念“恕”、“絜矩”，也只能“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因此，严复不得不慨叹：“夫吾国周无真自由。”
既然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自由精神，于是严复大力提倡西方自由，鼓励人们奋起争回自由权利，培育独立人格。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与富强有密切关系，“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未通并立之地，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未有所变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方建立保障人民自由的政治制度，变民无权为民有权，使人人能得其自由权利，“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只有人人得自由，国家才能自由昌盛。同时严复还强调了个人自由和法治、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群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严复认为个人自由应采取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保障，使“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而且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同时，个人自由必须服从群体自由，二者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相互依赖，“大抵万物莫不有总有分，总曰‘拓都’，译言‘全体’；分曰‘幺匿’，译言‘单位’，……国，拓都也；民，幺匿也。社会之变相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由此可见，严复所宣扬之个人自由，并非是个人欲望的绝对放纵，而是必须制约在一定界限之内。
同时，严复还提倡经济自由。认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西方富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所大力提倡的经济自由政策。“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于是除护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道商。”“论者谓考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而且其中所论多切合于中国。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例，严复认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这不但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国家与国君，原因在于“盖国之财赋，必供诸民，而供诸民者，必其岁人之利，仰事府畜之有所余，而将弃之以为盖藏者也。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岁进数物，而各物致用之权力日大。”为此，严复反对对社会经济活动随意干预，“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而只有采用经济自由的政策，才会使民富国强。严复站在落后的、经济上受侵略的中国立场上提倡经济自由，并将自由主义经济与中国的实际命运相联系，以实现富强中国的强烈愿望。
思想言论自由，也是严复提倡的西方自由内容之一。严复认为“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导致读书人缺乏独立的思想，揣摩风气盛行，虽“明知时尚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因此，严复认为中国变法“其亟于废八股，”“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培养具有思想自由的真正人才。严复批判中国社会，系统介绍引进西方个人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等自由观念，对中国无自由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强大的冲击。从此，自由主义观念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舞台上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三、严复的自由主义倾向
严复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首次比较全面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物，将强烈的富国强民的愿望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他在引进时必然会有所选择和侧重，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
一方面，严复出于对国家富强的强烈关注，舍弃了以追求个体自由、反对政府干涉的古典自由主义，倾向于支持政府进行积极干预的新自由主义。英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认为：“自由是最大的赐福，我们全体公民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赢得自由。然而按照正确的理解，这不仅仅是摆脱了限制或强制的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而不顾后果的自由，也不是为某一个人或集团所独享而剥夺别人的同等权利的自由。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是全体共有的做有价值之事或享用有价值之物的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一种通过相互帮助和保证而人人得以行使的权力。”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严复曾经受过格林的影响，但严复强调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每个人在维护个人利益时应促进共同利益的思想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一致。严复认为个人自由最高贵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国家的富强目标，个人自由多少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确定。而自由过多或过少，都有碍于富强目标的实现，为此他拒绝古典自由主义用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来解决问题的途径，力主个人自由应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另一方面，严复留学英国之时，正是英国政治主流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向新自由主义过渡之时，而这种自由思想的推陈出新显然给思想敏锐的严复留下极深的印象，并且使他产生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过时的想法，“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成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为此，他自然会更倾向新的思想潮流——新自由主义。
四、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1、积极影响
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迫切需要现实的政治改革运动。而这些运动又需要改革言论的感召。严复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深刻意识到自由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国民素质的培养、国家的独立富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因此努力于西方自由观念的引进。从而与谭嗣同的“平等”思想、康有为的“博爱”思想构成了反封建的启蒙强音，对个人政治自觉性的确立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都曾受过他的教诲。“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书，其它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因此，奋起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追求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并最终为国家的自主、富强服务，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变与发展。
2、消极影响
严复引进西方自由思想，虽然在中国社会起着积极启蒙作用。但其重视自由的工具价值而轻视其内在价值的倾向却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自由主义本质是一种人道主义，其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即使是被严复用来强调国家利益的穆勒的《论自由》，也仍然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的本身。穆勒认为：个人自由不只是获得经济的增长和解放、提高个人“才能”的一种手段，个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并且似乎包含“趣味上的独特性”和“行为上的怪僻性这一类东西。”“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如果这一点得到认同，那么自由主义主张就不会因其外在价值的失落而动摇，因为它仍然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观念的强大支撑。而严复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恰恰忽视了其人道主义的内在价值，相反却从功利主义出发，只将自由主义作为追求国家强盛的工具，用国家富强替换了个人幸福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宗旨。严复这种工具主义的自由观念，对严复本人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既然国家富强是严复矢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工具的取舍向来取决于它实现目标的程度。因此，当严复对自由主义实现强国之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时，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必然会发生动摇。从而使他从一个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一跃而成为自由主义的怀疑者。“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歙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者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
同时，严复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其工具自由主义的传播与广泛接受，使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虽然迭有高潮，但是最终还是归于寂灭。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受严复影响，也同样把自由主义作为求富求强的手段。然而由于自由主义在促进国家强盛上的效果并不明显，这样自由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其它更有效更直接地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严复在引进自由主义时所持的工具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也为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抱持)，才断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