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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与《汤液经法》关系质疑 冯世伦、钱超尘等先生近些年力推《伤寒论》脱胎《汤液经法》或《伊尹汤液经》的假说成立。但此说还是很值得商榷的。 如果我们肯定今本《内经》就是《汉.艺文志》中的《内经》，那么《内经》和《汤液经法》基本就是同时代的著作，《汤液经法》之“汤液”与《内经》中的“汤液”是相同的东西可能性大。《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素问. 移精变气论》：“中古之治, 病至而治之, 汤液十日, 以去八风五痹之病, 十日不已, 治以草亥草苏之枝, 本未为助, 标本已得, 邪气乃服。”。《玉版论要篇第十五》“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内经.示从容论》有“帝曰∶子别试通五脏之过，六腑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从这里可见毒药和汤液是并列的两种东西。可见《内经.汤液醪醴论》中的“汤液”不是后世我们认为的中药“汤剂”，而是用五谷煮成的比较浓稠的未经过发酵的汤汁，而且岐伯认为以稻薪煮稻米的最好。后世的汤剂或是“治以草亥草苏之枝”的“毒药”之类。李零先生推测“古代的养生知识和烹调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略与《周礼.天官》相当）来掌首。刘向父子所谓的‘方技家’主要与这一系统有关”（见其《中国方术考》）。他大概是支持汤液来源于烹调一系的。廖育群也倾向于认为《汤液经法》，应该是专以食物治疗疾病并采用特殊“烹调”之法的专著（见其《两汉医学史的重构》）。《汉书.艺文志》中《汤液经法》和《神农黄帝食禁》并列也似乎表明“汤液”就是食物类相关的东西。《伤寒论》药方中尽管也有许多食物、或食物调料类的东西，但整体看，其汤液的形态似乎与《内经》时代的五谷制成的汤液不太类同。 晋·皇甫谧于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谓：“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是《伤寒论》源于《汤液经法》假说的发端，但皇甫谧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汤液经法》成书应早于〈神农本草经〉和〈桐君采药录〉，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有《汤液经法》（成书于公元前165—公元前26年之间的可能性大），却还没有收录到本草书籍，多种托名神农或某某的〈本草经〉成书应在公元前32年—公元5年之间，可能是当时的“本草待诏”为求名利的托名之作，比《汤液经法》稍晚。伊尹（或某人）是不可能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经法》的，尽管中国使用草药的历史悠久，但“本草”一词在西汉才出现（公元前31年），而且原来的意思似乎不同今天“本草”之意，而是有“经方”的意思（详见本草典籍大家尚志钧《陶弘景以前的《本草经》若干问题讨论》），汉初即广开献书之路，汉武时又求遗书，“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见《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汉成帝时又命刘向等，复求遗书于天下，西汉政府两百年间这么多次的大规模的重赏征借私人藏书抄录都没有获得《本草》，可见当时社会上应该是没有专门的本草书籍流通。从史料上看，之前《药论》是有的（见《史记·扁鹊仓公传》），但应为私传，不公开流传。还有一种比较可能的情况就是，此时期本草知识是夹杂在方书或其他书籍中的，如同《五十二病方》治疗癃病方中对“毒堇”的说明，当时应该是民间先有简单的方书流传——可能是病人所得验方流传后被人收集传抄、出售（书肆），因为一般人对流传方书中的药物多不明了，推测民间方书流传后应该才有人收集整理本草知识成专书流通，具体时间大概在公元5年之后。另外，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也有问题，《汉书.艺文志》的《汤液经法》明确为32卷，怎么张仲景“论广”了才为“十数卷”！？ 其实《甲乙经序》的作者是否真为皇甫谧也是成问题的。如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相关论述与《甲乙经序》比对，《帝王世纪》谓，与黄帝论医问道者乃雷公、岐伯，而没有伯高、少俞之臣；编撰的医经为《难经》、《内外术经》，而不是《素问》、《九卷》、《明堂》；又尝百草者为岐伯而不是神农。两者观点颇不相类，显,然两文不会出自同一人之手。应该有一文为伪。 陶弘景距《汤液经法》成书年代至少500年，期间有大乱世，能否得见《汤液经法》可疑。《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也有可疑，现姑且当它为真本来论。《辅行诀》说：“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却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如此全面的煌煌巨制，显然比其他经方10家更加全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放在经方十一家之末难以理解，如果《汤液经法》真如《辅行诀》所说那样为后世很多名医家宗法，后世者都能看出《汤液经法》的价值，御医李柱国却不识货？。又按，《汉书·艺文志》计算“篇”、“卷”相等，无“积篇为卷”事，所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著录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不过32篇而已。不可能是《辅行诀》所说的煌煌巨制。如果《汤液经法》真有360首方剂，已经远多于《伤寒论》，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也成问题。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汉晋以远，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葛稚川、支法存、范将军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这话至少应该含有说这些人多使用汤剂治疗病人的意思在，因为特别的水、特别形态的燃料以及用火的方式在此书中应该也是药效的组成部分（见廖育群《两汉医学史的重构》）。但从我能见到的华佗23则医案看，明确是汤药的4则。书中内容来源年代无定论的《华佗中藏经》中的68方，基本都是丸散膏剂型，汤剂极少。《外台》述华佗治伤寒,仅五苓散而已；《肘后》华佗用赤散治太阳病。从《千金》引华佗论伤寒来看，华佗治疗伤寒只有散剂、丸剂，下法的剂型不明。皇甫玄晏就是编撰《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史料中未见他用汤液。在《肘后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共辑录了支法存的存方十七条，其中汤剂3方。我找到的《范汪方》48方中只有11方是汤剂（范将军即范汪，其曾官安北将军）。这些名医并不象《伤寒论》张仲景那样广用汤剂。感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说不实。另外，从医籍史料来看，华佗和《汤液经法》扯上关系，如除去《辅行诀》，最早见于唐初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的难经传承谱系（附会之说而已），因此《辅行诀》的成书年代还应该仔细推究。还有，《辅行诀》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也是有问题的，其实钱超尘先生作为《伤寒论》的版本流传考证大家，按他自己的考证，《伤寒论》一名称是不应该出现在唐以前的，最接近的也不过是六朝本《辩伤寒》而已。 另外，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说，在汉末至东晋诸多名医都是宗法《汤液经法》，《汤液经法》应该是此时期影响大流传广的重要医籍，为何史籍中鲜见提及，此期名医也鲜见提及此书？这么好的宝书，又有《汤液经法图》，诸医必然会秘而宝之，珍重程度不会亚于《伤寒论》，为何没有传及后世？ 又，《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说《汤液经法》是“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且说汉晋诸多名医含张仲景都是宗法《汤液经法》。而陶隐居《本草经集注》又曰："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两说多有矛盾。后者来源文本的可靠性高于前者。有一种可能就是《辅行诀》并不是出自陶氏之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约公元480－498年前）时年42岁，活80岁。 假如《伤寒论》真的脱胎于《汤液经法》。那么为什么《伤寒论自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反而没有提到最重要的《汤液经法》呢？很多学者认为这21字是后人注文混入了正文。假如真的如此，也带来新问题。 曹东义先生在《也谈《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一文中认为，《伤寒论自序》中如果“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23字的确是注文混入正文。也应当在宋代林亿校正《伤寒论》之前。根据注文的内容来看，此23字不可能出自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手，因为他们认为《伤寒论》源于《汤液经法》。 我认为此21字也不可能出自王叔和，王叔和（201—280年）和皇甫谧（214～282年）基本就是同时期的人，皇甫谧都知道《伤寒论》源于《汤液经法》，王叔和为专业医家，位太医令，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此23字是王叔和或张仲景自己说的，至少会在这段话中增加“《汤液经法》”，不可能一字不提，否则是对师承的大不敬（王叔和如此深入的整理《张仲景方》，也算是汤液传人，这里我和曹先生的观点不同，就算王叔和依据《伤寒例》认为张师更看重《素问》一系的思想而如此添加注文，他也不可能一字不提《汤液经法》）。 那么加这23个字的人会是谁？能加这句话的应该也是一个博学医家。晋以后的许多文献，都把《甲乙经》奉为医家经典，隋唐时期，就已作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从晋到宋学医的人多少都应该直接或间接接触过这本书，“张仲景论广《汤液》”应该也是其时医家流行的看法。这个人加注为何违反“常识”？与那么多先贤所说相背？惟独不提其他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汤液经法》？ 此外，《伤寒论自序》后面还有一句 “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如果《伤寒论》真的脱胎《汤液经法》，这里对“伊尹”只字不提也是不可思义的。如果《汤液经法》蓝本派不说此句也是后人所加，恐怕还是难自圆其说。 再进一步，就算《伤寒论自序》无此二句也还有问题，此书无序还好，有自序而只字不提传承来历也与礼法不合（假如《伤寒论》真的脱胎于《汤液经法》的话），恐为世人耻笑，所以最后《汤液经法》蓝本派如果最后不彻底的认为《伤寒论自序》全文为伪，最终还是难以自圆其说。（注：冯世纶先生认为张仲景至少撰用了《汤液》中36方直接入《伤寒论》，间接“论广”的更多。） 作为出现在当时国家图书目录中为数不多的经方著作之一的《汤液经法》，对当时及后世的医家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从《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的内容和进行专门讨论来看，《汤液经法》可能就是一部讲五谷汤汁治疗及制备的专著，当时这很可能也是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今天可能难以想象这也能成一门学问，但在其时并不足为奇。或许《汤液经法》对张仲景产生了影响和启发，以至他在〈伤寒论〉中广用煮汤剂的方法，但是他的方剂应该另有传承。现在一般人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张仲景煮汤剂有什么特别，但在其时，这相对与当时一般的医家而言是比较特殊的做法，当时有些医家也有用煮汤的剂型，但我目前未见当时有哪个医家是象张这样广用的。我不清楚皇甫谧是否真的看过《汤液经法》，他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很可能就是因为看到张仲景广用煮汤剂大异于其他医家才这么说的，或者是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的煮汤法是由《汤液经法》而来。《汤液经法》后世的亡佚，可能正是这类治病方法如《黄帝内经.汤液醪醴论》中所说那样效用不大而被历史淘汰了。 有学者认为，《伤寒论》最初应该属于秘传不轻易示人的“禁方”，是专门的师徒授受之学，所以孙思邈会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药方不传”的感慨，所以《伤寒论》又有《金匮玉函经》的名称，这应该是江南诸师将仲景方视为“禁方”的结果。《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的末尾还有“……非贤勿传，请秘而用之……”的话也证明仲景学术的有关传人是将其药方视为“禁方”的。李建民先生认为，所谓“禁方”，从传授来看，或言其神秘；从效验来看，或言其神验。“禁方”的传授，重点在“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也即，“禁方”的取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甚至，“禁方”的“验”与“不验”或取决于师徒授受的仪式与师说口传，从《内经》有关篇章来推测，“禁方”哪怕是传授一书一论其仪式都相当神圣、神秘而严格，而且当时各医派所使用的医学术语很多并不是常用词语，医籍中的很多话语如果不经过老师的解说弟子还是不容易理解的，现在《伤寒论》中见到很多“师曰”可能就是弟子对老师回答自己提问的记录。（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从仲景的弟子卫汛（卫沈？卫泛？）所长推测可能是仲景知人而传（弟子各人禀赋不同），这种情况也符合“禁方”的传授的特点。另外，从仲景弟子多为外姓人而无自己后代的情况来看，也符合“禁方” “得其人乃传”的传统，在东汉末年那样医学还只是师徒授受私学的时代，张仲景能写出这样一部中医典籍，他的医学知识必然是来自不凡的师承，是不是得自张伯祖则尚不可确定（注：公元443年后才有公办医学教育）。从“禁方” 授受的特点看，王叔和是仲景弟子的可能是存在的，但他公开仲景方却表明他很可能不是仲景弟子。也或者他获得《伤寒论》跟当时天下动乱、以及他为魏太医令有关（战争中获得的医学典籍多归入书府），仲景方由“禁方”向“经方”转变应该就是开始于王叔和，仲景江南弟子一系应该一直还是按“禁方”的传统秘传的，直到唐宋《伤寒论》大显于世。我们今天多认同仲景方神验，说明仲景方属于“禁方”类的可能性很大。西汉刘向等当年向天下征集书籍，得到神验“禁方”的可能性不大，《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十一家可能只是一些一般的民间验方。根据有关学者分析总结，刘向、李柱国等当年校书，凡知其撰人或传人者，皆有所注明，又凡汉代人作品，除注明撰著人外，有的还以姓名为书名，如“诸子略”中道家之《郎中婴齐》十二篇，注：“武帝时。”有的则以姓氏为书名冠词，如“诸子略”中道家之《刘向说老子》四篇等。若据此推论，“方技略”中著录诸经方书，可能是民间流传的佚名氏作品，或民间流传的托名圣人之作，年代可能为汉代也可能为前朝。也有可能是李柱国对国府中古医籍的综合整理之作。从《汤液经法》的命名来看，此书中应该不涉及与“伊尹”有关的内容，否则其书名应该和《神农黄帝食禁》类似被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法》。 因此从“禁方”的角度看，《伤寒论》脱胎于《汤液经法》的可能性也不大。或许有人会说，《汤液经法》未必就是来自民间，可能一直就是国家典藏，果真如此，《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更不可能将《汤液经法》放在经方十一家之末，而且张仲景能看到此书的可能性更低。 《汤液经法》成书下限在西汉末期（公元前26年之前），《汤液经法》的内容为何无法确知，但西汉时代及东汉早期治疗伤寒的水平却是有可靠的考古文献参考的。 早期的见公元前168年之前的《五十二病方》（西汉早期），《五十二病方》无“汤”的名称。也无“伤寒”、“伤风”词语，但有“风入伤”（痉者）“ 以欧（驱）寒气”的说法。使用的是物理盐熨法发汗或酒薤热汤+熏法发汗。已普遍使用复方。 甘肃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治百病方》成书应在公元37年之前若干年。似是当时医家的一部读书和医疗实践的记录，记载了作者个人医疗心得和当时较有实用价值的方剂。其中“治傷寒逐風方”：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澤瀉五〔分〕，烏喙三分，細辛五分，朮五分。凡六物，皆冶合方寸匕酒飲，日三飲。另有一方有关伤寒：“治魯氏青行解解腹方：麻黃三十分，大黃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參各六分，烏喙、附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飲之良甚，皆愈，傷寒逐風”。另外有简34“……鬲上〔當嘔〕，在鬲下當下泄。良，禁勿妄傳也。”与《千金》引华佗论疗伤寒方法基本相同。 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1年，现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左旗地区的《居延汉简》簡89·20記载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刲日三夜再行解不汗出。”居延簡中136.3號又有：“治傷寒滿三日轉為□□”残句，似乎与《素问。热论》“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有关。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 另外，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的《敦煌汉简》（时代基本同《居延汉简》） 其簡2012記：“治久欬（咳）逆胸、痹痿痹、止瀉、心腹久積、傷寒方：人參、茈宛、昌蒲、辛、姜、桂、蜀椒各一分，烏喙十分，皆合和以……”。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伤寒医方基本都是散剂，服用量比较少，也没有使用后世的煮汤剂。还有就是多突出重用付子、烏喙或麻黃等温热药，且方中君药的比例较大。《汤液经法》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有，如张仲景是“论广《汤液经法》”，最大的可能是此书为民间公开流传本，否则他也难以看到。同样，其他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的医家也应该能看到此书，并受其影响。考古资料对比《辅行诀》所引治疗外感天行（伤寒）的二旦、四神12方。其除青龙汤用麻黄，玄武汤用附子稍近似外（其主药在方中的比例也远低于考古资料方），其他方关系不大。《汤液经法》成书年代下限在西汉末期（公元前26年之前），应该比这些汉代医简更早些，其书如果有伤寒方应该比这些医简伤寒方更原始些，但《辅行诀》所谓引《汤液经法》的伤寒方显然要比这些汉代医简的伤寒方“先进”得多。并且汉政府征集的《汤液经法》中如真有好的伤寒方，几十年间汉帝国西北严寒之地的防卫大军获得这些伤寒方的可能性应该不小。可是《辅行诀》所谓引《汤液经法》的伤寒方与《汤液经法》同时代的考古资料伤寒方的相似程度并不高，考古出土资料也并不怎么支持《伤寒论》脱胎于《汤液经法》。 《汤液经法》到底具体是一本怎样的书只是猜测。除非哪天发掘两汉皇陵或贵族墓葬得到《汤液经法》或其残卷才能有所定论。也或许它并不象后人推测的那样是食物烹调系统的医药著作或是汤药剂著作。 由于皇甫谧的《甲乙经序》、《辅行诀》的著者和成书年代以及其他史料方面都有诸多疑点，并不具有可靠性。认为《伤寒论》脱胎于《汤液经法》的观点作为一种学术假说倒也无妨，但若将其视为医学正史就过于草率了。认为《伤寒论》脱胎于《汤液经法》的观点目前我认为存有可能，但并不可靠。 附1：文中《伤寒论》指《伤寒卒病论》。 附2：冯世纶先生相关文章：《<汤液经法>是<伤寒论>蓝本》 《伤寒杂病论》是怎样撰成的 《〈伤寒杂病论〉溯源》 《〈伤寒杂病论〉再溯源》 钱超尘先生相关文章：《<汤液经法>奠定<伤寒论>基础》 《应如此解读医圣书——喜读<中国汤液经方>》 《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考》 附3：《神农黄帝食禁》还是《神农黄帝食药》？ 唐代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7世纪中叶)，撰《周礼义疏》50卷。卷五有 “案《汉书·艺文志》云：《神农黄帝食药》七卷”。不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此书实际为何书名，两者或有一误。如果为《神农黄帝食药》，则可能刘向校书时代就有本草类书。目前没有可靠的考证，现从历代《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为《神农黄帝食禁》。目前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就算西汉末年有本草类书籍流传，应该也很少并且可能比较原始。 附4：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序言中是“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还是“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 两说差别很大，四库全书影印版的是“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网上搜索所见，引用者以“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数十卷”为多数。杨绍伊、冯世伦、钱超尘一系多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北宋林亿等在宋本《伤寒论序》中也说是“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但在宋校本《针灸甲乙经皇甫序》中却是“仲景论广伊芳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不知哪种说法为正。留待后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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