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岌岌可危时，曾国藩为何不登基称帝？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 “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 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不当皇帝的三大理由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本人是不是真正的名教维护者，问题不重要，如大丧纳妾，就不应该是讲名教的人所为。问题是在镇压反名教的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又起来大干反名教的篡位之事，巩怕世人会骂他，他也就不敢大胆而为了。 第二，从开头所引的话来看，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时代的脚步。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李鸿章像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稳扎稳打竟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李鸿章鸿运当头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太平天国之役一结束，而东捻、西捻乱事并起。清廷命曾国藩再平捻乱，做老师的便将此一建立殊勋的大好机会让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捻乱渐次肃清，曾国藩却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天津教案闹得手忙脚乱，朝野交相指责。他荐举李鸿章继任北洋大臣。从此，李鸿章就被国人视为交涉能手、外交专家；咸同中兴以后，几乎所有的涉外事项，非他莫属。左宗棠远征新疆，曾国藩也把湘军的一员大将刘松山派遣给他，为左宗棠建立了大功。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他在死亡三日前，留下一页日记，写着：“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亦一无所成。老大徒伤悲，不胜悚惶惭赧。”他生逢清朝的衰退期，也就是他所说的“末世”，清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终其一生在为维护名教而战。他不甘冒“礼义人伦”的大不韪，“步洪杨的后尘，踵天国的覆灭”。与其说他是清朝中兴的名臣，毋宁说他是名教的卫道士。(摘自《古今人物逍遥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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