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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君从一面围墙外的麦田中走过去，围墙之中，是他在工商部门注册了五年多的新王朝文物复制厂。 两年前，他的厂子还在陇海线上有名的小镇蔡家坡，如今他们举家搬迁到距离县城不到两公里的关中环线旁边，这里，距离他心仪的“周原”核心地区更近。 30岁的于安君对周原的每一个村庄、沟壑都了如指掌，他能准确地说出哪一个地方曾经进行过考古发掘，出土过什么有名的文物，这些文物或者遗址都有什么重要价值。在当地，他是远近闻名的一位“考古学家”。不仅因为他爱好历史考古，而且这个高中毕业、靠自学获取大学本科文凭的年轻人，对家乡那一段西周历史的钻研，十分深入。 在周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组建了好几处考古工作站，于安君常常作为技工参加发掘，受专业考古人员的影响，他喜欢钻研出土文物，尤其是周代青铜器。成为青铜器铸造为主的文物复制厂老板后，于安君的办公桌上，仍摆放着在考古队作技工时的照片。一个月前，他为武警二炮学院铸造了一对3米多高的青铜雕塑。这是他目前最大的一单生意，他并不愁这些复制产品的销路，他喜爱铸造青铜器工艺的过程。 青铜器在中国自古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尊贵的面纱。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古人称为金或者吉金，由于制作工艺复杂，造价高昂，寻常百姓不容易得到也不可能用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最早它是皇室贵族用来祭天、祭祖、祭地的礼器，是古代国家的宗庙重器，同时也是贵族社会代表地位、财富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因此，青铜器的收藏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很早就开始了。当地位尊贵的青铜器售价不菲，收藏炙手可热的时候，其作伪之术也就层出不穷，同时也催生出了扑朔迷离的高仿技术。最早的作伪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先秦文献《韩非子·说林》中就记载了一则著名的青铜器“伪器”故事：“齐伐鲁，索馋鼎。鲁以赝往之。齐人曰：‘赝也’。”这个“赝”就是齐国送给鲁国一件“伪器”。虽然，这个记载显示的时间相当早，不过研究者普遍认为，大规模的仿制古青铜器，还是从宋代开始的。 宋时，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皆出于好古、复古的意愿，蔚然成风地仿制着古器，至北宋宣和年间仿制风习达到鼎盛。这种风习的始作俑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这是一位极富艺术天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他对古物的嗜好无人可比。徽宗时期最有名的青铜高仿品，就是现在分别藏于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和河南开封博物馆等处的大晟编钟。这组编钟的器形、纹饰均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为样式制作，是一套为统一全国标准音律而定音的编钟。 显然，仿制古器，有着不同的目的。 宋代以后的各朝各代都有青铜器的仿造与作伪。但是到清代及民国初年，高仿青铜器之风为之一变。那时，由于清廷提倡尤其乾隆皇帝的喜好，朝廷不仅设立专门的内务府造办处，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而且由于清代学术发达，一些富有的、身居高位的学者如端方、潘祖荫等人，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编录青铜器著作，他们在青铜器造型、纹饰及铭文方面的著述，研究深度和广度已远远超过了前代。因而，清仿铜器，较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数量多、质量上乘。清代这一风气一直影响至民国时期，由于晚清以来外国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青铜器价格日渐暴涨。于是，古玩商竟相仿古作伪，作伪之风愈演愈烈，作伪器的作坊遍及全国。近代的古董行里有所谓的“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等等说法，就是按各地仿做特点加以区分；各地作伪特征明显，眼力好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仿器出自哪里。山东潍县仿古铜器，清代老艺匠相当多，不同的师傅就有自己不同的拿手绝活。有擅刻细笔道铭文、还可以翻砂工艺制作镜范的王荩臣父子，他们父子伪刻的铜器铭文名噪一时，若不是眼力好的专家，很难看出破绽。有以錾刻花、铭见长的范寿轩等人。潍县作锈方法基本是：先用盐酸浸泡，埋入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地子和锈。 据考察，历代青铜器作伪地区，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分布规律，那就是其地基本属于历代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并且，历史上这里就曾经有过作伪的记录。明代文学家高濂在其《论新铸伪造》一文中说：“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由于这些地区自古即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因而作伪也成为传统。其分布地区大致为“东、南、西、北、中”，所谓东即山东“潍县造”；西以陕西西安为主；南则主要指苏州（含南京、上海）；北指北京；中以河南开封为主。 陕西作为周人的发祥地，关中西部周原屡出铜器，《汉书·郊祀志》里就有西汉宣帝刘询神爵四年（前58）在扶风发现西周铜器“尸臣鼎”的记载，因而西安也是仿古作伪较早的地区之一。流传在这里的一则故事至今还被人们不时提起：清道光、咸丰年间，山东大收藏家、金石学家刘喜海任职西安。刘是大收藏家、金石家，著有《长安获古编》一书。他来到西安后，自然不会放过收集长安古器物的机会，但是刘喜海只喜好金石文字，因而他搜集铜器时，只要有文字的都一律收购，价格很高。流风所致，西安一带的古董商也就设法在无铭文的真器上錾刻伪字，以投所好。当时，有张姓艺匠人称“凤眼张”，还有苏亿年、苏兆年兄弟，都是錾字作伪的高手，他们多在秦诏版、量器上刻上伪字，真假莫辨。他们所做的伪铭器，至今还收藏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内。 从历史上看，伪作的情况极其复杂。不过，现代的伪造仍然没有脱去古人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只不过由于掺加进了电解作锈的技术，使作伪器的周期更快、时间更短。古人有时候作成一件伪器，需把铜器埋在地下数月数年，现在用电解法制作皮壳，很快就会到达市场。电解法作锈所需设备简单，只需稳压直流电源，水浴加热锅，加热电炉就万事俱备。“电解过程中只需把温度加高1度或几度，加速化学反应，原先在青铜器表层内部形成一层黑漆古的底子再生绿锈约需十天，现在一两天就做好了。”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室里，长期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员吴先生说，“不过真的和假的，那区别还是很大。假锈浮在面上，不像真锈那样是从器物内部发出的。”吴先生接触过自商至清的很多类型铜器，对出土青铜器锈斑有多年的研究，他揭开了真锈的秘密。首先，真锈有三层，每一层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变化，甚至哪一层先生长，这都能被专业人员发现；而且，出土的青铜器，锈里面还胶着了一层钙化土，这是作伪者根本做不到的，没有时间的积淀，钙化土是做不出来的，就如同小孩子的骨骼，和老年人的骨骼相比，他不可能有钙化的现象；其次，锈色也是千姿百态，各有各的不同，如黄河流域的铜器和长江流域的就不一样，即使是黄河流域一地，在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地区的铜锈也不一样，同一地区不同的墓葬类型，铜器锈色也有差别；再进一步说，即使同一墓葬，其所处位置不同，锈色也不一样。比如铜镜，在文物盗掘一行中称为“护心镜”，因为这些器物经常在墓葬尸体的心脏部位，和丝织品接触非常紧密，其锈和在墓室摆在别的地方的铜器锈色也有差别。丝织物呈碱性，所以铜器上就会出现一种暗红的锈，等等。 夏季的气温户外已超过39℃，于安君在浇铸炉前穿上厚厚的防火衣服，准备做一批客户订好的青铜酒具——爵，很多工作都得他自己完成，有时候退休的父亲还要搭把手。炉子的温度高达1000℃，他手持长勺，把溶化的铜液，一勺一勺地倒进铸模里，额头上、脊背、手背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往下淌。待铸模浇铸完毕，冷却之后，这些玲珑的古代酒具就会在帮工的手工打磨下，成为真正的复仿商品。 于氏父子对周原文史和青铜器物的喜爱和研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家乡周原辉煌历史的骄傲。当铸造好的青铜鼎、爵、簋、觥等等拿在手中时，他们的脸上不由地洋溢出对这些器物喜爱的表情。从这些和古代青铜器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上，周原人得到了心理的满足。于少特曾是岐山县周原博物馆的馆长，为保护这一带的文物，立下了汗马功劳。院子后面，就是他们复制厂的车间，一间简易的平房里，摆放着复制青铜器的一整套器具。于安君说：“铜器上的的黑漆古，是我根据书上的药品配方，反复试验后才做出来的，而且我还改了一些配方，做的效果还不错。有个广东人老打电话想套我的技术，我给他说，你要做就掏钱来，我把配方卖给你。” 目前，全国各地都有青铜器的复制厂。国内一份青铜器市场行情报告称，如今的国内市场上高仿品制造技术不断提高，许多技术难关已突破，如过去认为不能造假的红锈斑已很容易地制作出来了，水锈斑、蓝锈也已经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文物鉴定专家认为，现在市场的造假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可谓上了一个新台阶。造假者不惜高投入，甚至购买各种先进的高科技工具进行造假。扶风县召陈村陈东海的青铜复制厂设在自家的院子里，47岁的陈东海20多年前在西安跟随亲戚学习文物复仿技术，一直给别人打工，现在他回到村子，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熔铸炉子。陈东海的技术十分精湛，他的产品也很有名。但他把成品包销给西安一些大的青铜复仿公司，每年收入也就三五万元。“有一次，我到西安看人家把咱做的那个鼎卖到上千元。他们是从我这里拿的货，也才二三百元，成倍的提高，但咱也没有办法，咱就会制作，也没那个精力去搞销售。”他家的房檐下，几只已铸好还没有上锈的铜器摆放在一起，泛着金光。 河南伊川县烟涧村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以复仿青铜器工艺品而闻名全国。烟涧村有850户人家，从事专业青铜器仿制的200多户，有20多家已把销售门面和制作工坊搬迁到村子沿县乡公路的两边。烟涧村一般是“前店后厂”，一座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前面，都是销售青铜器的店铺，院子里面则是他们加工铸造的作坊。村子里的青铜器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与之配套的原料供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衔接紧凑的产业链。公路一侧高达5米的青铜洛阳鼎，是这个村子的标志。“电视、报纸都报道我们村子的产值超过亿了，村里好多人就是靠这个青铜器工艺品发家致富的。”正在自家店铺里的农户袁建海一边吃着简单的午饭，一边向前来参观、看货的人介绍。 烟涧村的仿古青铜器起初以河南地区的商周器物为主，“天子驾六”铜车马、莲鹤方壶等都是当地制作的有名仿品，但现在产品种类已经涵盖全国各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类型，甘肃的汉代“马踏飞燕”、四川三星堆的巨大铜人都摆放在店铺显眼的位置。过去店面上摆放的都是普通仿品，现在高仿品也摆放在那里。所谓高仿品，就是指严格依据青铜器原件的器形、尺寸、锈色等“做旧”出来的青铜器，有时被当作真器出售，专家也会走眼。“这些高仿品主要销往港澳及国外买家，有时也卖给博物馆，拍卖会上也有。”烟涧村的店主说。要做到“真假难辨”的高仿品，作锈是关键技术。一般做伪是用电解作锈，但现在用更绝妙的办法，就是“贴锈”。作锈的人家专门从真器上收集到大量的锈，然后用特殊的方法贴上去，甚至不需要埋在地下，一两周时间就可以做好一件令专家走眼的青铜器。烟涧村只有少数几户人家掌握作锈的关键技术，而且秘不示人；为了使高仿品更加逼真，有的人家还从做工更加有名的外地花数万元购买来核心技术。 曾经长期进行过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呼林贵研究员，如今专注于文物的鉴定，他是国家文物局西北鉴定站站长、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的组长。作为地地道道的岐山周原人，呼林贵对青铜器的作假知根知底。文物鉴定站成立以来，他曾专门奔赴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地多方走访、考察，探求青铜器高仿技术的最新动向和变化。高仿如果专以赢利为目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作伪”，而作伪与鉴定相伴而生。在呼林贵看来，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文物鉴定而言，这是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竞争双方为了取胜对方，都会尽力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从而客观上形成一种互动、促进关系，形成‘出招’与‘解招’的程式，坏的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另一层面上可以说扩大了古文化的研究群体，也推动了研究队伍中从业人员眼力与经验的更上层楼。”数年前，呼林贵发表的一篇文章，导致作伪者按图索骥，制作出类似于古代陶铸法才有的“垫片”。这些伪器不仅让专家走眼，甚至让仪器也走眼。 呼林贵认为：“这些‘垫片’属人为的在器表面采用后镶嵌办法埋入的，只有用X光拍照，才可以看出它与器物本身是处于分离状态的，用放大镜观察，就会发现器表原面有被创伤的痕迹。”一般作伪的器形，都有所依据，不能随心所欲，尤其对高仿品来说。这对铜器出土地的仿造者来说，相对容易，或观察真器，或想办法拓来器形，而大多则依据图录或者照片，仿器一般仿得比较准确，若不仔细观察，很容易上当。更有的收集来大量残缺旧铜器，然后拼凑成一件完整器，或者一件真器中缺少一部分或几部分，另取其他器的残块修补完整，古董行称之为“插帮车”，最容易使人走眼。呼林贵的经验就是把科技手段和传统手段结合起来，辨别“插帮车”。这些似真实“假”的古董在X光照下，实际为古物残件的器身接合处会出现一种白色网格，作伪痕迹就会显露，那是因为焊条焊接后，铅焊在X光底下自然成像形成的纹理，铅与铜的密度与结构不同，光束穿透也就不同。高明的作伪者会錾刻上花纹迷惑，但拼合的高仿器，由于是采用不同的片子拼补粘合出的新器，花纹往往难以达到有序、贯气和一致。 辨析这些高仿器的花纹，与书画艺术中常讲的气运畅通的道理一样，而这些当然需要传统的经验了。古人作花纹，犹如作画，不论繁简，既传达胸意，又在表现上生动流畅，除非出现模范错位，一般都首尾照应，笔笔有交待，没有空穴来风的大串位或毫无道理的戛然而止。新补的拼合器，就做不到这一点，如这一笔里还是小的夔龙纹，另一方向有可能就成为回字纹，因为作伪者的心思还不可能用到琢磨花纹流变的规律，一般是依葫芦画瓢，所以有经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高仿器的致命之处。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主要有范铸法、失蜡法和金属型铸造法。就像于氏父子在自己复制厂工作的那样，迄今各地的复仿青铜器技术，一律采用“失蜡法”铸造。虽然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然而据专家考证这项技术是在春秋中期以后出现。有关的文字记载出现得更晚，是在唐宋时期。迄今为止，被证实最早使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是1978年5月在河南淅川楚王子午墓中出土的一尊青铜禁。这尊禁的四周铸刻有爬围的龙饰，纹样结构复杂的框边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框边立体的错综结构的内部支条，还可以看出蜡条支撑的铸态。王子午即楚王的令尹子庚，他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即春秋中晚期的人，因而从考古学上可以知道，失蜡法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应用。中国古书《考工记》里最早记载了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鉴燧之齐金锡半。” 实际上，古人对青铜器不能取样化验，因此金、锡之比只能是熔铸时下料的比例，而不是铸成以后的成分比例，在熔铸过程中，铜锡都会发生氧化，因此冷却后的青铜，合金的比例必与下料时不同。现代作伪者也会根据这些数据仿制出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吴先生说：“伪器的合金比例有时也完全符合考古报告中对有关铜器合金比例的测定，所以实际上一般不太用分析成分这种办法来破解高仿品。”“高仿品和商周真器在铸造上的区别就是铸造法完全不一样，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用陶范法铸成的。”吴先生介绍说，“文物分复制和仿制，复制是非常严格的，一般高等级的文物复制是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才可以复制的。仿制则不然，它制作出来的属于工艺品的范畴，器形上或大或小，这都允许。” 如今，各地的高仿品越做越精、越古，花样翻新，在造型、花纹、锈色及局部腐蚀等技术水平上提高极快，已经出现专门化的流水线生产，上下线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专司一技，不断与鉴定的博弈中，逐步形成规模、系统的一条龙生产销售流程，更有甚者，还延请业内人士作技术指导，做成一件伪器后，先将新品“捐”于国家的博物馆，以便为日后推销争取技术与诚信支持。而且，最防不胜防的是，在最新考古的发现地，立刻也会仿制出与出土文物相近的“重要器物”，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考古人员那里，有时还可能扰乱考古人员的判断。高仿品本来只是人们为了追求生活的艺术，提高生活的质量，成就一种对古代文明的尊崇与景仰。但是，如果高仿品竟相蜕变为谋取暴利的手段，那就和人们的美好初衷完全相反。 其实，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怀抱平常心，不掺杂别的目的，我们用高仿品，在尊崇古代的心境里，续接悠远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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