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译文：
前些时候，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再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有人奏请派兵到轮台去屯田垦荒。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在京师的六国子弟兵都先后西去参加征战，运送粮草接应汉军，国王自己发兵数万人，统驭将帅攻破车师城，迫使车师王归降，取得了胜利。虽然城里粮食很多，可是兵士无法带足粮食班师回朝，体魄强悍的尽食所蓄，体弱多病的在道上死了几千人。朕派酒泉的驴队骆驼队出玉门关送军粮迎接军队，可是班师的兵士返回张掖不多远，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朕曾经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个名叫弘的军候的上书：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匈奴长期扣留汉朝使者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维护汉使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这次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以及地方郡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长官的意见，大家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他们最大的不祥之兆”，有的认为“匈奴人是在向汉朝显示强大，故意向人显示自己力量有余而已”。求神问卜的方士和星象家们也都认为贰师将军出征“吉兆明显，匈奴必败，机不可失”，还说：“派贰师将军带兵北伐，到鬴山就能打胜仗。” 卦辞显示派贰师将军前去作战最合适，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慎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到，那些求神问卜得到的卦辞全都与事实相反。后来被汉军抓到的匈奴俘虏说： “匈奴人听说汉军要来，就派巫师埋掉羊牛行走的通道，填掉水井，诅咒汉军。单于送给汉朝天子良马裘衣时，便让巫师祝愿匈奴好远。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诅咒汉军。还曾卜到汉军有一位将命运不利。”匈奴人又说：“汉朝虽然强大，但汉人耐不得沙漠里的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一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 如今桑弘羊等人奏请派军队远赴轮台屯田垦垦，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不是忧患天下百姓的好建议，朕不能采纳。大鸿胪建议招募囚犯以封侯作为奖赏，借护送匈奴使者回国的机会，刺杀匈奴单于，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事情连春秋五霸也不会这样做的，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搜查全身，详细盘问被俘汉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今边塞防务还没有走上正轨，宫门都可以随便出人，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那些活着跑回来的俘虏，知道这种情况。 当今最重要的任务，是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报送朝廷。朕即位以来,所做的事情许多事情涂料实际，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始，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情,全部停止。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背景： 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是基于上述社会危机时的帝王“自我批评书”。晚年的汉武帝深感统治政策应有改弦易辙的必要，于公元89年（征和四年）下诏“罪己”。 《轮台罪己诏》说：“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肥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又下诏“陈继往之悔，罢轮台之戎”。汉武帝拒绝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筑亭燧远戎轮台的建议，减少了边事，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发展生产。这些政策使社会逐步安定，封建秩序逐渐恢复，兴兵几十年的大汉王朝又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
汉武帝： 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境内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可是，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这与他晚年能够发布《轮台罪己诏》，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调整政策，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最早在《左传．庄公十一年》有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没有详尽地留传下来。历史上皇帝每当犯了祸国殃民的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邀宠进身。如果君主能够理性“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这应当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大到帝王将相小到平头百姓，既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如此，身为“王侯者”屈身“罪己”，仍不失为缓解天下危机的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