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妻子节日看戏回，见我选兰稿而饮，骤言：“医生不诫夫子少饮乎？”曰：“医生固言之矣”，曰：“君善饮，则少饮之耳”。
妻子菀尔，予亦欣然。
復老
释文：
曹丕云：文非一体，鲜能兼善。白蕉不能画而写兰，其门甚宽，其理甚窄，借此自文。
释文：
一地霜花一地银，沉沉广院寂无声。香蔬忽起朝阳里，渐看疏林飞小禽。
辛丑岁尽日（一九六二春节前夕）画院值日，即景小诗，是日写此，即题备忘也。
此诗起字，人或未深解者，未适味静趣，未见其起耳。
释文: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叶舒花放，无酒无诗，而得兰外求兰之意。偶拾屈子句。
释文：
毛晋跋淮海题跋云：幽兰一干一花，迥胜木犀满园。不入不出翁谓：时则春秋，芳称兰桂，高韵远香，相异而有相同，两美岂相菲哉！黄河远上。
小草倚东风，福民笔夜舞。
倘若化为声，鹤唳非蛙鼓。
倘若化为兽，麋鹿非狮虎。
倘若化为人，佳士非美妇。
白蕉小醺为自乐之事，谓天下固有多与我共乐者。
释文:
白蕉题写兰云：“意在笔先，不在临事；临事之意，必然失势。”它日又题一幅云：“势在得笔，笔在抒情；在势出意，得机而神。”或问曰：“何先生之矛盾也？”白蕉曰：“此两部曲。”漫记于此。
写兰用笔使墨，要如谢客儿诗，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人徒谓是造次之际，不悟十朽九罢，内无乏思也。不入不出翁。
释文：
半日独处，沉默中出飞跃。壬寅（一九六二）岁首得此，留待月旦，白蕉。
释文：
无闻子兰天蕙地，小楼成一统。无问门外阴晴，不闻孩儿叫跳。盖不知世间尚有为人之事，为父之事。老妻对曰：“子不教父之过”，无闻子徐言：“此版刻自误”。
心头喜气指头香，问道先生过醉乡。池上朝暾如递意，花开不与我商量。
复翁醉卧伸手放脚之情。
释文: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叶舒花放，无酒无诗，而得兰外求兰之意。偶拾屈子句。
释文：
用约去芜是写兰第四五关事。有人问焦老头，焦老头如是云云，记示后世。
白蕉为小翠荷造象。
释文：
不说老子胸中，只道先生手下。
复翁自题
白蕉《云间蕙兰小品》款识
白蕉遗照（约1947年摄于大新公司展览厅）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本姓何，名法治，后改名换姓为白蕉。别署云间居士、济庐复生、复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名馥，字远香，号旭如。精书法，亦擅长画兰。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
其父何宪纯悬壶于世，而又精通音律、诗文、书法。清光绪三十三年与高旭等人创办张堰钦明女校。白蕉自幼受父亲影响，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白蕉书法初学欧、虞，继而学习锺繇《宣示表》及赵松雪等，十六、七岁即有书名。后转学“二王”，潜心几十年，深得二王笔意。其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
白蕉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诗论亦富创见，诗名蛮声文坛，写兰尤享盛誉。写兰无师承，所作秀逸有姿。能篆刻，取法秦汉印，泥封，而又参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能诗文，著作有云间谈艺录、客去录、济庐诗词等稿。他还治印，只是难得为人奏刀。沙孟海《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曾主编《人文月刊》，著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
上世纪中叶在上海涌现了一批崇尚二王的帖派专家群体，他们是以沈尹默为首的马公愚、潘百鹰、邓散木、白蕉等。他们学书皆取法二王，或法自二王以下的帖学书家，他们作书追求韵致、富有书卷气。他们学书讲究水到渠成，一旦风格形成，很少有变化，他们传统功力深厚，不追求流行书风。他们中白蕉年岁最小，比沈尹默小２５岁。白蕉地位不显赫，他是上海中国画院一名画师，在上海美专执教书法。然而白蕉的书法，求其对二王书法的理解，和他的审美取向，都在沈尹默之上。应该说在沈氏系统中，最有成就的，在书法造诣上超越沈尹默的是白蕉。
白蕉工诗文书画，书法有晋人风韵，书论亦富创见。擅画兰花，以书法写之，颇见灵性。早在解放前夕，有平衡先生所编的《书法大成》上影印了白蕉的草书运笔图和他的行书小简，不但行笔飘逸，措辞又复隽趣，如云：“白蕉顿首：暑气毒人，不堪作事。且摒妇子，谢客裸体，真人间适意事也。昨奉来书，欢然如面，扇已书就，乏人送上。此间西瓜，尚存四五枚，二三日可尽。足下有意接济，可来一担，谢谢”。他的书论又多妙语：“运笔能发能收，只看和尚手中铙钹；空中着力，只看剃头司务执刀。”又云：“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好汉表现花拳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如作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又云：“学书始学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又云：“笔有缓急，墨有润燥，缓则蓄急成势。润取妍，燥见险，得笔得墨，而精神全出。”又云：“稳非俗，险非怪，老非枯，润非肥。”审得此意，决非凡手。他著有《书法十讲》（书法约言、选帖问题、执笔问题、工具问题、运笔问题、结构问题、书病、书体、书髓、碑与帖）。每讲均能纵横古今，旁征博引，又带有明确的个人观点，细致而深刻，足见白蕉有卓绝的史识和作为理论家的优秀素质。这是解放前的讲稿，后由其子民生抄录，邓散木女儿邓国治整辑，其夫人金学仪保存，先在香港《书谱》上连载，后又在上海《书法》杂志上发表，这是前几年的事。笔者于１９６２年暑假在上海青年宫聆听他的书法讲座，内容精湛，讲解生动活泼，真是听君一席谈，胜读百卷书。
白蕉走的是苦学派的路子。他曾回忆说：“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据其夫人金氏回顾，白蕉对书法和画兰下苦功练习，差不多每夜都要用掉一二杯子墨水，并且自己立下规矩，墨不尽不休，到老如此。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爱书正与此身仇，半夜三更写未休”，正是他勤学精神的记录。由于他的辛勤经营，造就他那相当深厚的书法功底。白蕉一生中参加书法活动很少，这使他与当时沪上名流接触不多。青年时，他受黄炎培之聘，出任鸿英图书馆主任，并编《人文月刊》，黄炎培曾为他题写“求是斋”的匾额。抗战期间，为抗战捐募而奔波，曾与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１９４０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书展，时年３４岁，王遽常曾有诗记曰：“三十书名动海陬”，可见影响之大。解放前夕，他与邓散木合书出版《钢笔字帖》解放后，他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１９５７年被错划右派。“文革”期间备受迫害，１９６７年含冤病逝。从白蕉的书法活动来看，他走的是一条清白自守的路子，既不取吴昌硕、沈尹默等人的广泛交游的方式，也不广收门徒，这固然使他在当时及身后名不显，对后世影响力大减，但对他的书风的形成，书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是非常有利的。事物总是辩证的，万样事都不会全得全失。
白蕉作书不是多体并进，他作书主要是楷书（包括小楷）与行草，且以后者为多。他的书法面目纯度很高，所取名家也是二王一家，如取法虞世南、褚遂良、杨凝式、董其昌，他自己讲“晋以下不学”，并非真是如此，但他目标专一，死守二王是事实。白蕉站得高，看得全面，他聪慧敏悟，使他对“晋韵”的理解十分准确，他学书注重对书作整体气息格调的选择取舍，善于捕捉体现晋代手笺书法的神韵。笔者有幸，１９６４年暑假由邓国治同志的介绍认识白蕉先生，有机会向白蕉先生请教书法。他曾送我两件行草书作品，一件是横披，写的是毛主席的《满江红》“小小寰球”，此书整体气象自然流美，格调高雅，温文尔雅，摇曳多姿，如游鱼徜徉河底，似白鹤翱翔睛空，又似青青新柳在春光明媚中飘拂，让人很容易想到书写者心态的风流倜傥。用墨的轻重，字形的疏密，节奏的缓急，字间的流驻，均和谐自然，是活脱脱的二王风范。还有一件是扇面，书写的是毛主席《卜算子·咏梅》词，相比之下，前一幅秀雅，这一幅在秀逸中透出雄强之气，比较辣一点。这两件书作，虽然尺幅不大，但有咫尺千里之势，完全可以代表白蕉书法的整体水平。现在有人评品白蕉书法全是传承二王，甚至未敢越雷池一步，从这两件作品看，笔者以为也并非完全如此，白蕉书法既有虚和雅逸的秀气，也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雄强之美。
文革中的白蕉可谓受尽磨难。在“反右”运动中，白蕉被错划为“右派”，除受各种处分外，更是参加强体力劳动。这一切的打击对一个文弱书生来说，其痛苦可想而知。而“造反派”更是一再的批斗体罚，不准休息、请假，并做“从严”处理的对象，致使白蕉身心俱累，瘫倒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作为“四类分子”的白蕉，被医院拒之门外,终在1969年2月3日凌晨3时许，含冤离开了他的亲人和他忠爱的艺术。
谈起白蕉原姓“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而为何弃“何”不用，却令人有着很多的疑问和猜测。其实白蕉只是因爱“白蕉”二字之洒脱，而弃“何”不用，曾镌一闲章曰“有何不可”，也足见其敢于反旧的新思想。白蕉生性好酒，又喜吃鸭肫肝，却不善饮，每喝每醉。然而每有人请酒、送鸭肫肝，白蕉并以书、画相赠，逐将此载于润格单上。白蕉之性情也可见一斑。白蕉在生活中不拘小节，自称“天下第一懒人”，其室内杂散无章，几近无立足之处。又曾赤足穿一镂空布鞋，出入于正式场合，时成笑谈。颇具魏晋竹林七贤之遗风。然而对待艺术，白蕉的认真也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先严格筛选后，再张于壁间，近观三日，远观三日，反复审核，而后又请好友评论，不满意就撕。所以他一件作品成稿往往几经波折。
在近现代海派花鸟画中，曾有“吴湖帆之荷花，高野侯之梅花，唐云之竹，符铁年之苍松，谢公展之菊花，白蕉之兰草”一说，沈禹钟曾评：“白蕉工二王书法，画兰为当世第一。”白蕉自幼爱兰，幼时，家中植有白兰数百盆，朝夕相对，并曾移灯描影。白蕉画兰讲求清新淡雅，多以水墨作画，着笔不多，然神逸自现。做为画兰草高手，他自有他的见解和心德，如：“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欲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可见白蕉画兰之用心。在画兰技法上，他大胆创新。曾有云：“蕙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始见天然茁壮。”又“赵子固写兰，未脱和尚气，文徵仲涓涓如处子，八大韵高，石涛气清，明清间可观者，惟此二家。”凡此种种，尤见其审美取向及艺术之性情。
在书法上，白蕉讲求碑与帖的结合，力求字法圆润而不单薄，曾有云：“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又“笔有缓急，墨有润燥，缓则蓄急成势。润取妍，燥见险，得笔得墨，而精神全出。”并提出“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馀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稳非俗，险非怪，老非枯，润非肥，审得此意，决非凡手。”故而他笔下的书法字态委婉，润而不肥，点画从容而雅致，气韵生动，布局自然而又精到。沙孟海先生在《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中有云：“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延伸阅读（一）
白蕉生平及书艺述评
一、
1907年11月3日，白蕉出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1919年，白蕉12岁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所以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进步同乡创办进步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千百万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1923年，白蕉16岁时，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白蕉又结识于右任，现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的书法长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爱国青年惨遭杀害，白蕉因此失学。后应鸿英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到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编辑，抗战爆发，图书馆基金告罄，拟遣散馆员，陈宝鸿建议推选白蕉为馆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赖以维持。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白蕉写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影射蒋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凯之覆辙，受到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赞赏，此书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
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風書畫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1938年，日军侵入金山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局热衷于内战，实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乡生灵涂炭，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1940年，白蕉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白蕉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1941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白蕉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
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妇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白蕉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于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受县委邀请作土改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政策。柳亚子回国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沪，柳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八十个单位的生活费。任职期间，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党的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
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婉雏，书《敬步婉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
1955年3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白蕉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这年反右斗争开始，白蕉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但是，白蕉对国家的前途和信心未变，曾于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际，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歌颂祖国，10月份国庆十周年之际，又作《颂人民公社诗》，并作《节日夜游》书赠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气进行工作和创作。1962年，他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白蕉的书法艺术水平达于颠峰，于1963年写下《兰题杂存长卷》（时间尚存疑）和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
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他的公费医疗。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可谓阅进人间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奋俭朴，甘于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严的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支持抗日，歌颂祖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
二、
白蕉自称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他善画兰，在上世纪之三四十年代﹐他和徐悲鸿、邓散木被称为“艺坛三杰”，且有“白蕉兰﹑（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绝之誉。白蕉作画惟兰，却是深见工夫的，当时人评价也很高。
谢稚柳说：“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所未有。”“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
沈禹钟说：“（白蕉）书法逼二王﹐画兰也无敌。”
唐云说：“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
白蕉的兰花，题绘皆堪品味，故一生中屡次书写自己题兰的文字。
白蕉诸艺，以书法最高，一般判定：他主要在魏晋唐宋间用功，尤其致力于晋人，但根据资料看，他晚年还受到日人藤原佐理的影响。从其代表作《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兰旧句》、《自书诗卷》看，他的书法，的确是得到了晋人的神髓。二十世纪帖学阵营的代表书家，沈尹默长在风格多样，吴玉如长在跌宕奔放，白蕉则长在萧散洒脱。白蕉的学生孙正和曾说：“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澄澈明净。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芳香醇厚。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严峻高耸。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白蕉书法，从早年到晚年，明显经历了“楷书——行书——行草——草书”的过程，早期多为楷书和字字独立的行书，越往后，草书的成分越大，晚年方有纯粹的草书作品。而且，他的书法一步一个脚印，也是“暮年方妙”，到了1961年后，才达于颠峰，令人不可企及。
白蕉的楷书，学习欧阳询、虞世南、钟繇《荐季直表》、《宣示帖》和二王等。有史料称：白蕉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将临本的字和宋拓本上的字在太阳光下比照，能重合起来，一时传为美谈。这足以说明白蕉楷书积功之深。
白蕉行草书，固守帖学的“书写性”，最有书卷气。但是，说到纯粹凝练、萧散脱略，恐怕要在1947年写《出蜀旌旗自作诗二首行书扇面》以后，或者还要稍晚一点，如1955年写给翁史焵的信札。
白蕉早年的作品，多为刚刚解散楷法的行书，或者没有多少变化的二王书法，如1940年作《桃花园记》，字字独立，结字竖长，一方面来源于欧、虞楷书，一方面来源于王羲之《圣教序》等法帖，还很少有“自我”存在，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字、“落”字、“英”字等，基本是欧、虞的楷字；“先世避秦时乱”的“乱”字，“此人一一为具言”的“此”字，“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的“林”、“数”、“百”等字，基本都是王字的原样。白蕉这时，虽然没有摆脱前人的笼罩，但是在“与古人合”方面，做得已经很到家了。
白蕉作品到了1955年左右，可说真正找到了“自我”，如1955年写的《致翁史焵信札》（一、二、三）和1956年6月3日写给作家、翻译家周煦良的《自书诗卷》，个人面貌已经十分突出，尤其是墨韵墨变之妙，绝不在林散之之下。到1961年后，白蕉已经打通帖学史，作品如《兰题杂存长卷》（约书于1963年）《杂书题兰旧句》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胡传海云：“（《兰题杂存》）疏宕处采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详舒逸的布局方法；流畅处表现了《得示帖》、《鸭头丸帖》势如转珠的转承技巧；跌宕处嫡传了《二谢帖》顿挫有致的用笔方式；俊逸处汲（彬按：应为吸）收了《丧乱帖》气势开张的结字方式。”又说：“白蕉也不是一味地再现二王的面貌，细细品位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白蕉用笔更追求起落无痕迹，折笔相对减少；结字求简；行笔速度更快些；字距安排也力求变化。可以说，白蕉在二王的基础上还运用了一些现代的用笔技巧。从而避免了他的作品一味崇古的嫌疑。……白蕉在书写中或行取楷意，举止投足顾盼有致；或行融草法，行色匆匆不失态度，于此可见，白蕉真可谓是一代高手。”（胡传海《挥洒魏晋风流》，上海书画出版社《白蕉兰题杂存》1999年3月版跋语）
沙孟海《白蕉兰题杂存卷跋》：“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这件作品为白蕉分次完成，每有所感，辄补记之，然“不齐中有大齐”，总体风格十分统一，潇洒流落，气息萧散，其墨韵墨变之妙，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白蕉超过沈尹默、潘伯鹰、吴玉如、马公愚、邓散木诸人的地方。其书出于二王，却已大有独造之妙，此时，他已把二王的艺术语言化成了自己的血肉，象使用“自己发明的新词”一样，借古人的语言叙说自己的心声，融“晋韵”和宋明“意”、“态”于一炉而冶之，纵横有气，技巧圆熟而风格鲜明。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气势跌宕，酣畅淋漓，这在白蕉其他作品中是少有的。不但当时，置诸三百年帖学书法中间，亦是罕见的优秀之作。
白书晚年，似乎有大的变异，如行草《辛弃疾词·水龙吟》二种（约书于1964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到这时，白蕉书法似乎不那么文雅了，心绪也似乎有点乱，白蕉好象忘记了“技法”，所有笔墨都好象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所以，白蕉这时的作品，与饱受折磨后的哀伤和大祸即将临头的不安心理相表里，真正成了自己沧桑心史的记录。正如旅德的周师道说：此作“老笔纵横”，“从气象上接近宋明，情思郁郁，当写于64年林彪吹毛到66年文革初，写出了当时有识之士对大祸将临之预感及忧患，为时代书法空前杰作。”此时的白蕉，已具备创作更为伟大作品的条件，可惜1966年开始的文革，终于夺去白蕉的生命，于是历史给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大大的叹号了。
白蕉书法以行草为主，为适应行草书流畅婉转的要求，大量使用“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我们认为，这是行草书与楷书极不相同的特点：即孙过庭所谓“草以使转为形质”，“使转”是行草书极为重要的动力学因素，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分量加大，这是笔法上“转”多于“折”的缘故。楷书则不然，内白和外白多方形、三角形，故字型为“方块”，具有稳固的特点。白蕉的楷书取法欧阳询和虞世南，是正南正北的方块字，其内白、外白多方形、三角形，端若古佛之容。
白蕉早期行书《桃花园记》的黑白处理多为方形、三角形，流动性不是很强，趣味性大于抒情性，但到了《兰题杂存》，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增多，流动性增强，笔势圆通，《辛弃疾词“水龙吟”》二种更是如此，于白书中最为气使，善于“密者密之”，数画并施，密不透风，甚至数画集为一画、融为一体。密处更密，自然疏处更疏，于是轻重、节奏都产生了变化，收到了老笔任意的效果。
作为打通整个帖学史的书家，白蕉学魏、晋、唐、宋，而魏、晋、唐、宋皆不能牢笼之，相反，在他的创作中，体现了极高的“自由度”。他的书法，无论结字、用笔，还是用墨，都表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他的字虽然“势圆”，却并非一味缠绕，而是时出方折之笔，故流动中有凝重、有跌宕、有顿挫。
作为杰出的画家，白蕉书法的用墨，成功地借鉴了绘画的成分，尤善运用渍法和淡墨，燥润相间、浓淡相杂，敢于运用渍法，任其渗化，故作品水气淋漓，一片化机。书法上对于淡墨的运用，世人多赞誉林散之先生，以之为林老独造之境，实际上白蕉的《兰题杂存长卷》，墨法的创造丝毫不让于林老，1956年的《自书诗卷》，更俨然在林老之上。
白蕉书画，建国前很有影响。40年代，他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名噪一时。有人认为他写的王字为当今第一，可见白蕉学王水平之高。沙孟海《白蕉兰题杂存卷跋》的评价就是一例。白蕉书法突出的美学风格，可以概括成一个“逸”字。把字写得那么文雅醇炼，“纯出于人之气度涵养”，可说是艺术、学养、性情融会贯通的结果，大有王羲之“志气平和、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感觉。白蕉书作的“逸”，是和“淡”字连在一起的，白蕉的“淡”，不是“平淡”，而是“古淡”，淡而有古意，有品头，类似兰花的清香，不易察觉，一旦察觉，就会流连忘返。白蕉于书，能坐下身子，求其放心，行所无事，真正地“静”下来，不求速成，不欲人道好，名心既淡，火气全消，首先在心态上达到了晋人的境界，加之对晋人书法朝夕研磨，四季与之习处，所以能真正体会“晋韵”的内涵，并自如地在笔底流露出来。他曾经拈出“恒、兴、静”作为学习书法的三个条件，其实这三个字，没有人能做得像他一样好，近代书家，能写得象他那样轻松自然的，恐怕只有于右任、黄宾虹、谢无量等少数几人。
三、
白蕉的理论著作不多，但质量很高，份量很大，主要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他的理论特色，与他出色的文风相得益彰，著名的《书法十讲》（散见与1996年-1998年的《书法杂志》）为1962年在上海所作一系列书法讲座的底稿，幽默流畅、清澈深入、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讲座的实况，比文章更为生动活泼。如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象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幅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选帖问题》）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又说：“（正确的执笔）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功到自有好处。”（《执笔问题》）谈运笔，说“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印印泥”、“端若引绳”、以及米芾的“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等均源自蔡邕“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八字，“这样看来，后世各家的议论，尽管花样翻新，正好比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却终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运笔问题》）他还精到地分析了运笔的“力”、“永字八法”，纠正了对“八法”的迷信。论书髓，说“大概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并认为“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书髓》）并论证了“学识与心境的关系”、“学识与性情的关系”、“学识与神韵的关系”、“学识与人品的关系”，皆极精到，限于篇幅，不能细数，诸君不妨找《书法十讲》细细一读。论碑与帖，说“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碑与帖》）论神采，则说“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白蕉对前人的批评，能牢牢地把握感觉，十分到位地说出来，如论康有为用笔，说“颇似一根烂草绳”；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这样的理论，现在实在太少了。
四、
白蕉在世时的影响，比不上沈尹默等人，近年来关注者渐多，人们发现，白蕉的书法，在很多地方要高于同时代的大家，200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的385名书画家中，白蕉被列为精品不准出境的107人之一。可说是对白蕉书法水平的肯定。对于后人的评价，这个饱受折磨知识分子如果地下有知，应该可以瞑目了。 （佚名）
参考书目：
（1）金学仪《白蕉与徐悲鸿》。
（2）金学仪《忆白蕉——往事如昨，记忆犹新》（《中国书法》1988第3期）。
（3）《书与画》（2002第2期，上海书画出版社）。
（4）《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已故著名书法家作品集》（1997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
（5）《书法》（1996——1998各期、1996第3期、2001第11期，上海书画出版社）。
（6）（《书法报》（2003年3月17日）。
（7）戴自中《沈尹默年谱》。白蕉《兰题杂存长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8）《书法艺术报》（1996年4月16日，1998年5月1日。）《书法报》（2003年1月20日）。
白蕉墨迹拾遗
延伸阅读（二）
白蕉《兰题杂存》（彩板）
《兰题杂存》长卷，虽说仅是白蕉先生所有题兰中的一部分，但足以展示先生的思想和理念，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的人品、性格、情感、和善良，足以让人感动。
《兰题杂存》注释：
朱注离骚，兰分今古，启后人聚讼，然考亭又有五言兰花诗云：‘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适意欲忘言，尘编讵能考。’则其今古之说有自疑也，为之一噱。
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易时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形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
复翁自道甘苦之言如是云云。
执高腕灵，掌虚指活，笔有轻重，力无不均。四语自谓颇尽撇叶之秘。
或问写兰如何乃佳，云间曰：先不问佳，曰：既若能矣，于昔贤宜安，从曰：古人何所师？曰：如何得神，曰：行所无事。
蕙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花多时，看去尤支撑不住，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全得茁壮之天然也。
意在笔先者，不在临事，临事之意，必然失势。
组织经营，忌见匠气，刻意求工之后索解筌蹄，则得之矣。
出叶，笔势不可□（按：不知何字，可能为盎？），初学患在用（笔）力太过，艺事含蓄便是凝练，不独写兰为然。
风晴雨露，花叶姿态，变化多矣！然一笔不合，全纸皆废，此一笔恰是第一笔。
写兰初患根把太散，进一步又患太紧，但宜多观察，弗离自然，是处是创造，是处是自然，排叠联比，高低齐同，老幼不分，此开花之患。
忆儿时临池之余，初学写兰，不似，乃以素纸张壁，打灯取影，在灯转盆移花动叶披中手忙（忙）脚乱光景，兹四十年矣！转觉影淡铅浓中讨消息，正复不可菲也。
香不在近而在远，风不在大而在细，心不（按：从文意看，此处当有一“在”字）收而在放，手不在缓而在信，势不在正而在险。
花叶俱不在多而在神。
不宜不看，不好不谈，不可不想，不能不画，此亦夺关斩将之意，道与有情人一一点头。
葱亦有兰，别是一种草木，写山兰不妙而有韭菜面孔，不知短不能长，瘦可转肥也，一噱。
此写风兰，不在平地。
花开正面不曾难，叶向君前未易安，侧势千年余一笔，漫从惊（按：当为“经”字）验得新观。
风兰未易雨兰难，晴露之间别变端，胸次从知有天地，手中气候复堪看。
舌短为贵。
非温室中物，有温室之事，爱之者劳，观之者逸。一看可喜之外，具风和日丽之观，群情所可，兰意亦笑。
生平多嗜此，爱不徐（按，或当为俗），长叶芦头见油然之色，宜有一万万盆，足天下鼻观。
花香原要大家闻，寒暑经心亦足论，块垒笑他肠内大，画成却说打乌盆。乌盆有价何妨打，赤箭无言本自芳，十字街头看笑靥，卖花人去是空筐。
复翁两绝句，正恨潍县先生不生绿化香花之今日也。
落山新花昨入盆，细香在室宅外闻，赏花莫忘养花人，寻花更有翻山人，为君送香入城去，此意比花谁有情？
没有什么高不可攀，莫说得她奇奇怪怪，送给你一阵香风，可有助于你思想生产。
（？）她头上看何人？默（点？）尔之后，忽思握管回环，具疾风迅雷之势，不禁腾掷叫呼，吾女前男闻声自隔室来，睹状大笑，阿父撇兰，为何若此？惜哉！吾女年稚，蚕桑雨蕉之声，尚待知之也（七月三日夜并记）
左顾右盼，情驰心畅，打破陈规，敢做敢想。
肘扬腕荡，指决翰飞，此半斤大曲，为复翁善后之一事云。
骤去捷来，人谓是追真夺神之笔，是耶非耶？狼藉之情耶？而翁之思耶？
有成竹在胸之一语，与可何曾为东坡保密，固知妙夺造化之顷，有异乎含毫驻思时也。
平锋侧断，抽毫正利，操管貌叶，运思追真，摸索几何年，说明甚易。取我不难，愿告公闻之，在日日夜夜耳。
老来作贼，窥得自然。
鸟结牛轧不知味，日光半夜照兰开，忽闻稚子梦中笑，恰似楼头见我来。此风翻雨打之局，上下中边无一笔非兰，又无一笔是兰，滔滔者天下解人也。
神与意会，笔共风生，抖擞四十年，能使下一代惊飘风忽举耶？当有一人者，为二三而道之。
足下喜坡公法书，何妨看马鸣寺根法师碑，更参王僧虔手帖，足下若云此中消息，何预兰事，我谓然，则兰亦何预君事？
白云先生者，天台紫真也，其人殆方外有道之士，以右军而传，又岂意千载之下，为足下追索耶？偶题于此，报散木老道长。
出得好叶，未开好花，不能高枕而卧也，开得好花矣，又喜而不寐，善哉无眠，愿亿万人共闻好香，何有劳顿耶？”
延伸阅读（三）
云间白蕉
有些人的作品大概真的是如苏轼自言，“留与五百年后人跋尾也”。
这其中不包括李敖。他的那两部长篇小说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战士、一个博学饱读的书生。
我私心确定的有两个人选：王小波和白蕉。
王小波是作家。这里说的是书法家白蕉（1907-1969）。
首先知道白蕉的时候，我把他和邓散木连在一起，原因在于他俩合著的《钢笔字范》。之后看过平衡编辑的《书法大成》，有他的草书示范和几件小行书。印象不深，也谈不上什么感受。因为作为初学者，我是跟着名气走的，我很少在专业刊物看到对他的评介，即使在专门论述民国以后的上海书家的文章或者近现代书画作品拍卖名录里，都罕见他的影子。于是我以为他并不重要。
同大多初学者一样，我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书法当于魏晋中求，王羲之代表了古典书法的顶峰，后世书家不过承其一端。《兰亭序》、《圣教序》成了我不敢或离的行书范本。
随着对王羲之体会的深入，对白蕉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而今，就我所知，白蕉应当是超迈古今、直接魏晋的第一人。与他同时代的号称二王嫡系的名家中，邓散木失之于气浊，沈尹默失之于势平，潘伯鹰失之于拘谨，马公愚则显得束缚重重，未敢稍越雷池。即便与古人相比，董其昌古淡有余，面目单一了些；赵子昂妩媚秀润，风骨逊之；苏东坡书为“兰亭之一变”，是写大王的高手，却时露抑郁不平之态；而号称“书法多自兰亭中来”的陆柬之，从他的代表作《文赋卷》考察，也有食古不化的嫌疑，因为王羲之作字随意，或楷或行或草，用笔则方圆变化，一任自然，陆书则楷行间杂，刻意安排，比如那几个“之”字就圆得突兀，圆得僵死。
列举诸多，我惊讶的看到，白蕉如名士信步，尽兴来去，荷锄南山，不涉尘俗。
白蕉的成就并非全凭天分。他善于学习，而且刻苦。比如，幼时写兰，“移灯取影”；相传将二王书迹放大张于壁间，朝夕相对；晚年别署“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其用功之勤，可见一斑。
白蕉是寂寞的。他生性散澹，不慕名利，诗书画印无愧前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耀。人们更多注意的则是当时被奉为书坛盟主、二王掌门的沈尹默，还有行为乖张的“粪翁”邓散木。他过得清苦，到死的身份是上海画院的画师，据说他的夫人年届九十，还健在，其后人都没有传习家学，儿子只是普通工人。
当然白蕉还是有知音的。沙孟海在《白蕉题兰杂稿长卷跋》中写道：“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我觉得沙孟海夸得还远远不够。于是写了以上这段文字，表达一个后学小辈对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记得有学者批评白蕉，认为虽然从古典的角度判断，白蕉几近完美，但毕生囿于二王，只是“书奴”罢了。此论我难以接受，因为与二王对照，白蕉用笔趋于简单，体现“笔墨当随时代”的现实特征，用墨则出神入化，恐二王所未及，二王书作局限尺牍小幅，白蕉在章法布局的把握前不见古人，不正是创作上的开拓么？
白蕉提出了学书三境：恒、兴、静。他以自身实践表现为后人做了示范。
五百年太久。白蕉当然不会被遗忘。 （成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