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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一、失业状况为什么日趋恶化？ 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均是适度的、健康的——均保持在处于萧条与繁荣之间的一种平稳的水平上。美国度过了一个过度繁荣的年头；印度和英国自治领也做得相当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失业已经不存在了或无足轻重了；德国在近6个月里领取救济金者的比例急剧下降了一半以上，目前约为4．5％，而我们却是10％。世界生产总量也许是自1914年以来最大的一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困难既不能归咎于世界范围的萧条，也不能归因于国内消费的缩减。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很明显，它是一个关于国内和国外相对价格的问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价格太高了。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不同意见的。 为什么出口价格那么高？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人应当为此受到责难，因为他们干得很少，拿得却很多。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劳动等级，特别是不熟练工种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如铁路部门，冗员实在太多了。但是同去年一样，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那些出口行业中，工人并不是干少拿多，那里的失业太严重了。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众所周知，英镑的货币价格在国外上涨了10％，然而它对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却没有变化。英镑的国外价格的这种改变是政府和财政大臣有意识行为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出口行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是上述行为必然导致的结果。 我们实行提高英镑外汇价格的政策，使它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这一政策意味着，无论我们对外出售何种东西，国外买主若以他的货币支付时，支出将增加10％，而我们若以我们的货币收取收入时，将减少10％。这也就是说，除非国外的价格有了提高，否则为了维持我们的竞争地位，我们只得把煤、铁、运输费或不论是什么的英镑价格，降低10％。由此可见，提高英镑外汇价值10％的政策造成我们出口行业的英镑收入减少10％。 如果这些出口行业在工资、运输、捐税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也同时降低10％，它们就能承受这种削价，处境也不会比以往糟糕。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既然它们所使用的、其雇员所消费的一切商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因此除非国内工业的工资和其他支出普遍下降10％，否则它们是不可能削价10％的。这样的话，相对比较薄弱的出口行业将会陷入破产境地。如果黄金本身的价值不下降，除了国内价格和工资的普遍降低以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处境。因此丘吉尔先生提高英镑外汇价格10％的政策，迟早会成为一项降低工资的政策，具体来说，原先拿1镑工资的人将只能拿到18先令。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手段。现在政府面临的是如何执行自己决策的棘手任务，而这个决策本身既是危险的，又是不必要的。 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下表的数字本身就是对与一年前相比我们出口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充分解释（以战前为100）： 年份 美国生活费用以金计 英国生活费用 英国工资 以金计 以英镑计 以金计 以英镑计 1924年3月 156 157 178 155 176 6月 154 150 169 157 178 10月 157 162 176 164 178 12月 158 174 181 172 179 1925年3月 158 176 179 177 181 4月 158 172 175 178 181 5月 158① 172 173 180 181 6月 158① 172 172 181 181 7月 158① 173 173 180 180 ①假定的数字 表中的数据表明，在我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即，若以英镑计，则其价格的下跌与英镑汇价的贬值程度保持一定比例）一年前同在美国的以美元计的生活费用保持一致。自从那时开始，英镑的汇价上涨了10％，而我们国家生活的英镑费用和工资的英镑水平，与美国生活的美元费用相比，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已经上涨了10％。政府的这种政策造成我们在出口方面减少了10％的英镑收入，然而我们的出口实业家们必须支付像往常一样多的工资，其雇员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得不支出像以往一样多的费用。偏离均衡的趋势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以后随着汇率的提升还将逐渐地发展；引发这一现象的首先是对恢复金本位的预期，其次是金本位的恢复已成为事实，而不是英镑国内价格的提升。贸易委员会主席曾向下院明确表示，金本位的恢复对我们的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一切都好”。而财政大臣的意见却认为，金本位的恢复与煤炭业中的事态发展毫不相干，正同墨西哥湾暖流与英国煤炭业无关的情形一样。这些观点都是轻率的、未经思考的。这些部长们尽可以说，金本位的恢复是值得牺牲的，而且牺牲也是暂时的。他们也可以确切无疑地说，那些面临困境的行业，多数是因为它们自己内部的困难。当某一普遍因素发生作用时，脆弱分子会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但是不能因为流行感冒只夺去了虚弱者的生命，就说它是“一切都好”，更不能说它同墨西哥湾暖流一样，对人类的死亡毫无干系。 由于我们并没有从一年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所以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在那个时候，以英镑计的工资和生活费用的价格与美国基本一致，但与欧洲其他各国相比却太高了。我们的出口行业在工厂设备和劳动力方面，都存在着存货过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把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是符合要求的，归根结蒂，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反对提高英镑国际价格的论点之一所依据的事实在于英镑在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的已有差距，由于英镑对外价格的提高，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加恶化。这种状况使我们只得转入通货紧缩时期，结果势必延缓国内资本扩张的积极势头，阻碍劳动力向国内商业的转移。英国的工资，以黄金衡量时，现在比一年前提高了15％。英国以金计的生活费用，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相比，显得太高了；那些国家的工人，可以接受低于我们工人30％的以金计的工资，但以实际工资衡量时，却一点没受损失。这也就难怪我们的出口贸易要陷入困境了。 我们的出口行业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们是第一个必须接受降低工资10％的要求的行业。如果每个人都同时接受同样的降低工资要求，那么生活费用将下降，因此较低的货币工资所体现的实际工资，将同以往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响各方面工资同时下降的手段。因此，蓄意提高英镑在英国的货币价格，就意味着各个独立集团之间要互相地展开斗争，这场斗争并没有获取最终公平结果的希望，而且也无法保证较强的集团为了利益就一定不以牺牲弱者为代价。 工人阶级对于当前情况的了解程度，肯定不如内阁阁员。那些首先遭受打击的人们将面对生活标准的下降，因为他们的生活费用不会下降，除非所有其他人也同样遭受打击，所以，这些人捍卫自己的处境是有理由的。受到货币工资降低损害的部分阶层，并没有获得保证，说在随后生活费用相应降低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补偿；也没有保证说不会以他们的牺牲来换取其他部分阶层的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坚持，他们就一定会坚持到底，而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斗争，一直到那些经济上最薄弱的分子被彻底击垮为止。 目前的事态并不是生产财富能力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健全的管理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平均实际工资必须下降。这是在错误指导下的货币政策的后果。 二、是什么误导了丘吉尔先生？ 第一章的论点并不是反对金本位本身的论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我不打算涉及。这些论点所反对的是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即反对在需要对我们所有货币的价值作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回归金本位。如果丘吉尔先生恢复金本位时，把黄金的价值固定在低于战前的平价水平上，或者等到我们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战前平价水平时再恢复金本位，则这些论点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偏偏在去年春季的现实环境下实施他的主张，这简直是在自找麻烦。因为他应做的是压低货币工资和一切货币价值，但对于这件事如何进行，他却没有一点打算。 丘吉尔先生的行为也许部分是由于他缺乏本能的判断力，以至于无法防止发生错误；另外正是由于他缺乏这种判断力，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嘈杂呼声中无法辨明真伪，失去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使他严重地误入歧途。 我认为他的专家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对于恢复英镑战前金平价引起的货币价值失调程度，我怀疑他们作了错误的估计，因为他们所注意的物价指数，与当前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不相称的。如果你要了解英镑价格是否与汇率的提高相适应，仅仅观察利物浦的原棉价格是没有用的。这一价格肯定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因为在输入原料的情况下，它们几乎随时与国际价值的平价保持联系。但是如果由此断定码头工人或临时女工的货币工资和邮资或旅费，也随时与汇率的变化相适应，那就是缺乏常识的说法。然而，我猜想财政部的想法，也许正是如此。他们把这里的一般批发物价指数与美国相比较，不过这类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其中至少有2／3是属于国际贸易的原料品，而它们的价格必然会同汇率的变化相适应，结果是国内价格的实际分歧，被冲淡到了只占其价值的极小一部分。这使他们相信，要弥补的偏差只有2％或3％，然而生活费用、工资水平和我们制造的出口品价格等方面的指数却显示，真正的分歧数字是10％或12％。这些指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非常适用的，尤其是如果各项指数相互一致，就比批发物价指数要适用得多。 同时我还认为丘吉尔先生的专家们对于使国内价格普遍降低的这一程序在技术上的困难也过于低估，存有误解。当我们把英镑价格提高10％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把约10亿英镑的资金从大家的口袋里拿出来转到食利者的口袋里，这会使国家的债务负担增加约7．5亿英镑（这等于把从战争以来对偿债基金的辛勤贡献，一笔抹去）。这种结果的确很糟糕，但却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如果有其他途径能使其他一切货币支付同时降低10％，那么就不会有其他的不良后果。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就同战前水平相差不多。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参谋们，头脑仍停留在那种虚幻的、学究气很浓的世界里，在那里尽是报纸编辑、康利夫和通货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之流，那里的人认为，在英格兰银行的“稳健”政策引导下，必要的调整会“自动”完成的。 这些人的理论是，出口行业首先受到侵袭，出现衰退现象，同时也许会发生货币紧缩和信贷限制现象，进而这种现象会均匀地、平等地迅速渗透到整个社会。但是，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却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种渗透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关于这类问题，丘吉尔先生曾要求财政部通货委员会为他提供意见。后来他在预算报告中宣称该委员会的意见“包含了一系列言之有理的论点，博取了政府的信任”。他们的论点——如果他们那些含糊、空洞的想法能被称为论点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阅读。但是他们应该说的却没有说，在这里，我用一段话来代表这些应说之话： “由于您一再宣称要恢复金本位，由此引起的预期已经使汇率有所提高，可是货币工资、生活费用和价格，却没能配合出口业的要求，没有与提高的汇率相适应。现在汇率已经过高，偏高程度约1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按照金平价规定汇率，那么结果是要么国内金价提高，从而诱使国外商人支付较高的金价来购买我们的出口品；要么您只得执行某种政策，把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压低到必要程度。 “我们必须提醒您，后一种政策的执行并不是简单容易的。这种政策肯定会引起失业和劳资纠纷。如果像某些人想的那样，认为实际工资在一年前已经过高，那就更糟了，因为必要工资的降低，以货币计量时，将会更大。 “把赌注放在国外金价提高这一点，很可能会成功。但这也不是绝对有把握的，您必须得为其他事态的发展变化作好准备。如果您认为金本位带来的利益的确很重大、很迫切，以至于即使因此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甚至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也在所不惜，那么事态的发展也许是这样的： “首先出现的将是出口行业的大萧条，这一点本身是有帮助的，它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削减工资的氛围。生活费用也将下降一些，这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很有力的论据，有利于降低工资。但是生活费用的下降不是充分的，结果除非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下降，否则出口行业不可能充分降低它们的产品价格。要知道，受保护行业内的工资不会仅仅由于不受保护行业内出现了失业而下降，因此，只有受保护行业内也出现了失业，其工资才会有所降低。信用限制将促进这一过程。通过英格兰银行实施的信用限制，您可以故意扩大失业到任何需要的程度，直到工资降低了为止。当这个过程结束以后，生活费用也将下降，到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与这一过程开始以前一样。 “我们还应当提醒您——虽然这一点也许有些超出了我们的职责范围——如果您现在为了削减工资而公开承认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那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此您不得不把目前发生的一切归结为可以想像出的原因，而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我们估计，大约在两年内，您不能在大众面前吐露一句关于事实真相的话。两年以后，或者您已经离职了，或者调整过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已经结束了。” 三、英格兰银行的政策 汇率提高以后，进口品与出口品的英镑价格都将下降。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生活费用的降低。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对生活费用的降低施加更多的影响。也许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部分是由于时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望这种情形造成生活费用的进一步降低）；部分是由于当一种商品，甚至是一种进口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它的费用一般都包括了各种国内的服务费用。但是，第一章的统计表却显示，由此而出现的货币工资的某些下降事实上可以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尽管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点不容易达到。较高的汇率并不会给予我们较高的实际工资，它只是把这种恩惠给予工人，因为这种恩惠可以尽可能地随时从工人那里拿走。同时，外来品的逐渐廉价可以使我们用同样的支出购买更多的这些物品；出口品英镑价格的下降将减少出口行业的贸易额。 汇率提高的结果是促进进口，但抑制了出口，这样会使贸易余额出现不利于我们的转变。这时英格兰银行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因为若不采取对策，我们必须用黄金来偿还贸易逆差。于是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两种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种措施是借助实施对外贷款禁令来阻碍我们惯有的对外借出，近来，对殖民地也实施贷款限制；第二种措施是使伦敦的证券利率高出纽约1％（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从而鼓励美国借给我们贷款。 这两种措施在恢复收支平衡方面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它们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效力。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实力还留有相当余地。根据商业部统计，战前我们的对外借出能力约为1．81亿英镑，按现在的价格水平计算，约等于2．81亿英镑；甚至在1923年，商业部估计我们的净剩余仍有1．02亿英镑。由于对外的新投资并不会立即带来收益，因此如果我们减少对外投资1亿英镑，则即使在出口方面出现了同额的减少时，也不至于发生缺乏偿还能力的危险。对于维持金本位这一点而言，我们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对外投资还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失业，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那些过去从事出口品生产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而且以前用那些出口品来偿还的贷款也有了同样程度的缩减，则我们的财政均衡依然安然无恙，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不会面临黄金外流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借入者，我们仍能保持良好的信誉。通过支付相当高的利率，我们不仅能弥补一切赤字，而且银行总裁高兴的话，还可以借入任何数量的黄金，给他每周公布的报告增光添彩。 据商业部部长估算，到去年5月为止的一年里，我们的贸易账户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赤字，收支借贷大体上是相抵的。如果这一估算是准确的，则现在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赤字。此外对外投资方面的禁令也只能部分奏效。它并不能限制所有类型的对外投资，也不能防止英国投资者直接从纽约购买证券。因此，英格兰银行必须寻找其他的补救措施。我们一方面由于入超而出现贸易逆差；一方面英国投资者在禁令之下，仍然购买对外投资证券，这两方面使我们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面对这种情况，英格兰银行提高伦敦的贴现率，使其比纽约的贴现率高出不少，就可以诱使纽约的金融市场出借一笔相当大数额的资金给伦敦的金融市场，从而弥补赤字、平衡收支。而且一旦我们提高了利率去吸引纽约短期贷款市场的资金，那么即使我们不需要增加借入款，为了保留我们已有的借款，我们也必须继续保持高利率。 法国的政策是借助摩根先生（美国摩根公司的总裁）的贷款来支持汇率，对此我们曾多加指责；但是我们现在把伦敦的货币利率维持在一个足以吸引并保留来自纽约的贷款的水平上，这种政策同法国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区别。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跟法国的政策确实有区别，那么唯一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我们提高贴现率的目的不仅旨在吸引美国的资金，而且也是限制国内信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为应付失业使我们从一个借出国转变成为一个借入国，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损害极大的举措，我相信英格兰银行也是抱有这种见解的。他们不喜欢限制对外投资，也不喜欢从纽约吸收短期贷款资金。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一个喘息的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方针办事，说得含蓄些，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喘息时间来进行所谓“基本调整”。为了达到此目的，在他们权力范围内所能进行的，只有限制信用这一个办法。在目前的环境下，这是实行金本位国家的传统政策；贸易逆差表明我们的价格太高了，使价格降低的方法就是提高利率、限制信用。等药到病除之后，就没有必要再限制对外贷款或向国外借入资金。 如果用简明易懂的言语来表达，那么这一点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要降低货币工资，由此进而降低生活费用，当这个圈子绕完之后，实际工资将同以前一样高，或者相差无几。那么信用限制是在怎样的运作方法下，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呢？ 实际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故意扩大失业这一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限制的目标就是向雇主们回收融资手段，使他们无法在现有价格和工资水平上雇佣劳动力。要使政策达到其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无限制地扩大失业，直到工人在严酷的事实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必要降低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稳健”政策，它是把英镑固定在某一金值上的鲁莽轻率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英镑的这一金值，在用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衡量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达到。任何通情达理、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在这一政策面前畏缩不前。根据我的判断，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对此也存有这种畏缩心理。但是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又能怎么办呢？现在看起来他采取了妥协的策略。他半推半就地奉行着这种“稳健”政策；总是想避免道破事态的真相；他只是希望将来或许会有什么转机，那对他来说，是最幸运的了。 英格兰银行的工作涉及了大量的机密以及大量的不能公开的重要统计资料，因此要想确切地了解它究竟在做些什么，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已经实施的信用限制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方式部分地互相独立。首先，对新币发行实施限制，这也许会减慢货币流通的正常速度；然后在3月份提高了银行利率；接着市场利率也有所提高，接近于银行利率；最后——也是所有方式中绝对最重要的一点——英格兰银行通过某种运用资产和负债的方式，来降低各会员银行作为信用基金的可利用的现金数量。最后一点是信用限制的主要手段。由于无法获取直接的信息，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一限制影响的最可靠反映是各会员银行的存款状况。存款趋于减少的现象表明，信用限制已经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不过，由于季节性波动以及6月底统计表中的人为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近3个月来，信用限制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就目前的推测而言，直接限制的影响结果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目前的方针策略，这种限制究竟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没有人能够预料的。 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样有限度的措施，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来失业之所以扩大，这类措施当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信用限制这种手段具有难以置信的威力，即使略微使用一下，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局势需要采取相反措施的时候。旨在强制压低工资的主动扩大失业政策，已经在部分实施中。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幸的是，官方硬是要把由错误观点所引导的政策说成是在理论上有很有据的。无论鲍尔文先生的演讲多么动情、多么真诚，没有一个部门的工人，会响应他的观点而愿意接受降低的工资。我们之所以降低工资，是迫于来自失业、罢工和雇主停工方面的压力，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却在主动地扩大失业。 英格兰银行在金本位的规定之下，不得不缩减信用。这种做法是尽职尽责的、“稳健”的。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信用的严格控制——没有人否认该银行的确是这么做的——在国家的目前情况下，必然会使失业扩大。而今天我们要重建繁荣，所需要的却是宽松的信用政策。我们需要鼓励企业家开创新企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击他们。通货紧缩并不会“自动地”缩减工资。它是通过引起失业的方法来缩减工资的。昂贵的货币，对于正在开始的繁荣，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有些人，在错误信念的引导下实施了这类政策，从而加剧了萧条。这些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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