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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先生在《清史史料学》讲到：《圣武记》应是研治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对其评价很高。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只对《圣武记》有极为肤浅的认识，甚至连它多厚都不知道。也正因害怕卷帙浩繁，所以迟迟不能下定阅读它的决心。后来，又看了王钟翰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清史刚入门应仔细研治一两种史料，其中就有《圣武记》。这时，我才下定了仔细阅读它的决心。 在网上搜索，只有蔚蓝一家有卖的，是岳麓书社2011年的。我也顾不上什么善本不善本，便买了下来。我断断续续看，有时候忙了就少看一些，闲了就多看一些，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终于将其读完。感觉收获还是很丰厚的。当然，由于背景知识的缺乏，我对其中很多问题未能引起重视，还需要不断研习它，这一遍是远不够的。 一、经世思想是魏源作《圣武记》的根源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先见之明的士大夫。他的《海国图志》一向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代表。其实，《圣武记》也是他忧国忧民、关怀社会的产物。 晚清时期，魏源目睹清政府武备废弛，特别是鸦片战争的惨败，令其痛心疾首。而清朝前期，国力强盛，武功发达。看到今日的衰败，难免会怀念昔日的辉煌。以前战争的辉煌记载在实录、方略中，而实录、方略卷帙浩繁，而且史料来源有缺陷，不能发挥让人们铭记辉煌历史的作用。因此，魏源遍览实录、方略、笔记等官私史料，撰成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圣武记》。显然，他是希望这本书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通过缅怀当年赫赫战功来重振现在的武备。 他在《圣武记叙》中说： 《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 魏源作《圣武记》，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这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圣”字很重要，它表示魏源奉清廷为正统（这和晚清时期章太炎等民族主义者完全不同），清廷当年的辉煌能够激起他的自豪感，他希望清廷能重振雄风。 二、《圣武记》是研治清代前期战争史、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 《圣武记》一共十四卷，前十卷记载历次战争，后四卷记载一些清代兵制、军饷、掌故等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它基本囊括了清代前期历次重大战争。魏源采用纪事本末体，将每次战争原委、过程都叙述开来，而且每篇篇幅又不长，非常适合用作清史的入门史料。细读了这本书，绝对会对清代历次战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圣武记》的目录编排是以时间和地域为标准的。卷一是“开国龙兴记”，然后是康熙年间的战争，再是雍正朝、乾隆朝的战事，再是嘉庆间平定川陕白莲教，最后是道光朝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在时间顺序的基础上，再以藩镇（三藩）、外藩（蒙古、准噶尔、厄鲁特、准部、回疆、西藏、廓尔喀、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土司苗瑶回民（西南夷、金川、苗族、瑶族、回族）、海口民变兵变（台湾、武昌兵变、宁陕兵变、临清靖贼）、教匪（白莲教）为卷二至卷十的标题。 从这个目录编排中，我能得到如下信息：
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观念,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清廷对蒙古采用盟旗制度，且根据蒙古各部满族关系的远近制定不同的政策。内蒙古同满族关系最近，因此最为优待，所封亲王郡王最多；而关系稍远的各部便待遇稍差；至于影响力不及的准部，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了。且蒙古一有变，康熙皇帝便要亲征。而其它地域（如三藩、台湾）有战事，皇帝却极少亲征。这充分反映出，清廷最为重视同蒙古的关系，因为满蒙联盟是清廷统治的重要基础。
分一共八篇论述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从中不难看出，白莲教起义的浩大声势以及清廷镇压白莲教的艰难。从这部分记载能深刻感受到官军的腐败无能。有一处记载颇生动：“（桂涵）涵领乡勇冒雪宵进，官军不得已随之”。（p452）在一些战役中，官军表现远不如乡勇，战斗力之弱可见一斑。 《圣武记》全面记载了清前期历次战争，也记载了清对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少数民族的的政策，是研治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史料。 三、《圣武记》是研究魏源思想的好材料 我认为，《圣武记》不仅是研治战争史的基本史料，还是研究魏源思想的重要材料。思想又可分为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经世思想三个方面。 魏源的《圣武记》自付梓之后，迅速风行海内，版本甚多，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评价仍然很高，可以证明它有永恒价值。而这和他的史学思想密不可分。他的史学思想至少有如下闪光点： 他极为重视资料的全面占有。为作《圣武记》，他遍览各种官私史料。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迷信档案，而是充分认识到官方史料的不足。他认为方略虽卷帙浩繁，但所收史料不全面，且编纂体例直到乾隆时期才完备。他在书中直言：“官书之弊，莫患于两不收。盖分门类纂，互不相应。”为了弥补官书的不足，他特别重视私家著述，参考多种文集、笔记等。不仅如此，他对材料的应用也很精当，剪裁得体，详略得当。记述了这么多重大战争，才六百余页，比一部方略内容少多了，然而多数人因此而能阅读这部书，大大扩大了影响力。记载战争，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也是最合适的。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以事件为中心，叙述有因有果，来龙去脉清楚；不足在于只能顾及大事，一些小事情比较难处理，且名为“某纪事本末”的书由于经过再次加工，除《明史纪事本末》外多数不能做史料。但《圣武记》充分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避免了它的短处。《圣武记》的取材是战争，都是重大事件，不存在小事情难以处理的情况；且它史料来源广泛，剪裁得当，故虽然不是第一手史料，却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冯尔康先生在《清史史料学》中已有论证。在体例上，卷十一至卷十四类似于正史中的“志”，与前面事件的记载互为补充，又避免了单纯用纪事本末体的不足。 魏源还坚持史学求真与社会功能的统一。他是著名学者，有着严格的考据功底，在有些复杂问题上自己亲自作考证文章，附在正文后面。他认为：“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诒误于家国。”（p507），所以他特别重视对掌故的考证，力求记载真相。而且，他还批评清人记载清代战争只说好话，不说其问题的不实态度。他说：“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p520）至于社会功能，比较好理解，《圣武记》有着强烈的“资治通鉴”的倾向，希望清廷能通过此书重振武备。很可贵的是，他没有为发挥社会功能而胡乱说话。 魏源还有着很高的识断能力。他是大学者，又长期担任幕僚，对政治情况也很熟悉，因此往往有精辟的见解。在很多篇的末尾，都有“臣源曰”，我不得不对其高超的论断表示钦佩。例如，他认为今日（道光年间）治理台湾的形势和以前不同。郑成功占据台湾的时候，属于“外贼”，而今日在台湾叛乱的不是外寇，而是内贼，主要是民变。这就需要兴以教化来改变。且还提出了改革台湾行政区划的建议。这些观点，应当是切合当时台湾地区实际的。 卷十一至卷十四，集中反映其军事思想。因为我对军事了解较少，只能纸上谈兵，所以就不详细说了。 至于经世思想，更是明显。《海国图志》和《圣武记》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相同的。二者是互补关系，如果说前者是对外，那么后者便是对内。二者都是魏源经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圣武记》反映出来的魏源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
读《圣武记》最大的收获便是对清前期历次重大战争有了大致了解。但是，这种了解还是极为肤浅的。一是因为《圣武记》过于简略，一次战争几页、十几页就叙述完了，作为入门了解可以，但是深入研究就远远不够。若是深入研究，必然要以档案、起居注、实录和方略为基本史料，再加上各种文集、笔记等私家著述，还要包括地方志等。而这些，远不是《圣武记》所能囊括的。甚至专门研究一场战争，就可能写出一部比《圣武记》还要厚的专著来。而是我基础薄弱。特别是对清代历史地理了解不够，诸如昭莫多、喜峰口、乌兰布通等重要地名都是事后查阅才知道在哪里，还有些地名现在也没搞清具体在哪。这就缺乏具体的空间概念，限制了对战争的理解。对民族史了解也很不够，罗卜藏丹津、阿穆尔撒纳等人名都是费了不少劲才分清谁是谁，更不要提再有些深度的东西了。再加上由于断断续续地看，难以保证每篇都非常认真。有的时候状态不好，就有走马观花的嫌疑。但总之《圣武记》为我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我要在此之上继续努力。 《圣武记》如此之好，并不代表它就没有问题。就以往研究来看，多是采取两分法，即主要肯定它，然后再说它的局限性。例如，“圣武”、“绥服”、“征抚”等词汇反映出其封建阶级局限性；书中对祥瑞、灾异的记载是迷信等。我以为，每个作者、没部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知道就好，实在没必要强调。魏源是清朝人，忠于清朝，而且那时候只有天下观念，没有民族平等观念，不能以今天的观念来苛求前人。至于所谓“迷信”，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似很玄乎的记载就是历史事实，也并非没有可能。清代还没有我们现在严格的学术规范，魏源很多引用都没有注明出处，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不便。如果有可能，在利用时还是应找到更原始的出处。我们应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更深刻的见解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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