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政治
东晋是西晋政治上的延续。西晋士族制度下形成的百余家流亡江南的门阀士族是其政治基础。西晋时确立的士族特权在东晋进一步制度化，士族子弟虽生为白痴，也可以凭其“门荫”、“世资”、“门地”出任高官，享受厚禄。西晋时一些人还竭力反对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在东晋则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⑧ 。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扩大。
东晋时期，皇室虚弱，一些高门大族长期操纵政权。东晋未能像西晋那样．由宗室者王出镇地方，手握强兵，相反，重要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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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魏晋南北朝政治史
几乎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执政家族往往凭借宗族人物．分居内外，彼此呼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坠，东晋一代不断出现的荆、扬之争。正是控制荆州军事重镇的士族人物凭借强大兵力．于涉建康《扬州治所）朝政的产物。执政的门阀士族并没有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家族利益，而是利用魏晋以来形成的尚书省和中书省。与门阀士族特权进一步巩固，一些高门士族驾陵皇权之上的情形相应的是，尚书省成为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最有效的权力机构，职无不总的录尚书事基本上成为固定官职，并长期由操纵政权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担任。他们还往往兼任中书监，控制中书省．掌握朝廷政令的拟定大权。士族人物几乎垄断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及中书省中书舍人以上的显要官职① 。
东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流亡政权，不仅依仗流亡士族为其政治基础，而且凭借北方流亡群众为其武力支柱。东晋前期创立，在拱卫京城建康，抵御北方少数族政权南进中功勋卓著，对东晋末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北府兵，正是一支流民武装，长江中游重镇荆州也以流民为主要兵员．从永嘉之乱开始，由于北方少数族政权时兴时灭，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大量汉族百姓不断抛弃家园，举家南迁，并因流亡先后呈现依次向南推进的趋势。从今山东、江苏北部以及河北、安徽北部南下的部分流民大都移居于今江苏南部南京、镇江、常州一带：从今河北及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南下的流民则大多迁居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从今河南、安徽北部南下的流民主要移居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地区；今山西及部分河北流民迁居今湖北南汪参祝总斌《西汉现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第188 扮已页。前引，
东，门阁政治
部及湖北北部；今陕西及河南西北部的流民南下后多定居在以今襄樊市为中心的湖北、河南汉江流域地区；今陕西北部及甘肃流民大都迁居今陕西汉中及四川东北部地区。工东晋初年，朝廷还寄希望于北返旧都，流亡群众也思念故土，于是在流民集中地区，根据流民来向，设置与其原来州郡同名的州郡，又常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以示与北方原来州邵相区别，称为侨州郡。侨州郡统辖的流民最初不承担斌役，因而其户籍称为白籍，承担斌役的民籍则称为黄籍。随着流民长期定居后安于新上，政府便开始逐渐取消侨州郡建置，将流民正式登录于所居郡县的户籍七，以供政府收纳赋税，征调摇役，这种活动被叫作土断。由于北方时局变化，流民南下高潮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侨州郡也不断兴置，土断直到南朝中后期还在进行。
作为一个流亡政权，东晋建立后一直以华夏正统相号召．坚持不与北方在西晋废墟上建立的匈奴及揭族政权交往．并利用各少数族之间的矛盾及少数族政权兴灭无常的形势，对北方政局施加影响，三度收复洛阳，先后消灭割据今四川地区的氏族成汉、令山东半岛的慕容鲜卑南燕及关中地区的羌族后秦政权。东晋时期．北伐活动经常出现，虽因门阀政治的擎肘，往往成为权臣借以增弧势力和提高威望的手段，偶有收获，随即丧失，但东晋政权终究凭借流民武装，打赢了视水之战，使东晋北方防线在东面长期排徊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在西面与各少数族政权反复争夺汉中及汉水流域，从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局面，保证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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