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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动荡之时，由于广阔的疆域之内存在地域的自然、政治、经济等具体状况的差异，在人本有求生欲望的牵引之下，造成了不同于安定时期“安土重迁”氛围的人口流动景象，这些流动人口即所谓“流民”。流民的迁徙不仅使得其原居住地空虚，使得新的人群进入成为可能，同时也给迁入地造成巨大影响，使得这些并未直接遭受政治、军事危机摧残的地区情况复杂化。 东晋南朝接受了前所未有的北方流民潮，政权内在的政治运行、行政制度、军事方略、经济生产等多个方面都与南下流民息息相关，中国南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招抚、安置北方流民，并使其在建康朝廷主导的秩序下实现利用价值最大化，成为东晋南朝统治集团施政的重要内容；而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官府、流民与土著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大表征。本文即试析东晋南朝政府对待北方流民（单纯指来源于东晋南朝实际控制区或将失去控制权地区的流民）的政策。
一、 东晋南朝时期南下流民概观 战乱、饥荒、重大自然灾害，都是造成中国古代流民大量出现的原因，东晋南朝时期的流民则是人祸为主因、天灾相叠加所催生的。自西晋后期“八王之乱”由首都宫廷的政变转化为席卷中原的内战，战争、旱灾、恶政和饥荒使得大批灾民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扬、江、荆、梁、益等南方诸州迁徙，慕容鲜卑主导的辽东辽西地区和张轨治下的凉州也是重要的流民迁入地，故而西晋末期的人口流动呈现出由中央散布到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角的大致趋势。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和北方十六国的长期战争态势，在刘宋全面内战爆发、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前，大规模的流民迁徙潮皆是由北至南。东晋北伐后对前秦、前燕退却，刘宋北伐后对北魏、胡夏退却，南北之间百年之内有大片土地反复易手，造成这一广阔中间地带的人口随着南方政权的退却而向南流动。后赵崩溃之后，北方动荡不安，战争烈度空前，昏暴之君与苛敛之政层出不穷，民众除结坞自保之外，投向东晋、刘宋也成为重要的求生途径。南齐以降，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社会的整合以及少数民族王朝汉化进程的深入，史籍中再难见成体系、大规模的流民南迁，反而出现了南人北附者，人口流动形势与南北边境摩擦拉锯相关，齐、梁、陈三朝对北方来投者的政策较之东晋宋初虽大体沿袭，但实际效用已大不如前。
从整体上看，人口南迁的趋势贯穿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但影响较大的流民移民浪潮并非持续不断。根据大小不同的流民南迁事件，史家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皆成一家之言，近来以三家为最有影响力者：谭其骧所分四个汉人南迁时段（《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王仲荦以七个有代表性的年份为划分标准（《魏晋南北朝史》）、葛剑雄细分七个阶段（《中国移民史》第二卷）。三位大家之说并非异党将伐，而都以西晋末期之乱局始（“八王之乱”）、以刘宋中后期之乱局终（宋明帝时期内战），完全可以互参通观。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首卷之“大事年表”，列出了从西晋永嘉元年（307）至陈祯明元年（587）主要的人口南迁史实系年，实为悉备，是了解魏晋南北朝流民南迁历史的便利工具。 两晋之际，从凉州秃发树机能等叛乱造成关陇流民南下梁益记起，至永嘉、建兴两朝廷之灭亡，“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几乎北方的各州郡都有人口迁入秦岭—淮河以南。谭其骧推算至南朝宋为止，北方侨民及其后裔在南朝有约九十万在册人口，占国家编户六分之一。当然，这一估测并非完全准确，应当考虑到侨州郡县领下有非侨户和侨州郡县之外地区亦有流民迁入，且以宗族乡党为主要单位的流民集团内部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多有隐匿人口的现象。葛剑雄在谭说基础上，认为两晋之际移民在迁出地人口中的实际比例应该高于八分之一，刘宋大明八年（464）北方侨民及其后裔占迁入地比例也应高于六分之一，晋宋之间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至少达到《宋书》所计户口数的一倍有余，即两百万人左右。这些人口主要聚居在长江下游，即西晋之扬州境内。 流民迁徙虽是数百年内断续的活动，但其南下途径却不外乎三个主要方向。东部为最主要的道路，由中原诸水系与淮河干流之间成熟而便利的水陆交通线和沟通江淮的邗沟等运河组成，大部分北方移民结成宗族乡党集团穿过胡族骑兵肆虐的中原地区，进入淮河一带即可获得东晋南朝边防力量的庇护，之后再选择就地落户或继续前进至长江以南。中部关洛流民则向南汇聚于南阳盆地，再经由重镇襄阳沿汉水进入荆州核心地区，南朝时期的秦岭汉水河谷（雍州）也是关中流民特别是擅长骑射的流民武装集团屯聚之地。西部的汉中、四川盆地则主要接收潼关以西的流民，尤以秦州移民为主，陇右诸郡的流民正是成汉李氏政权割据巴蜀的政治基础。与这三条主要道路相对应的是扬州（江淮）、荆州（荆雍）、益州（巴蜀）三个南方的政治经济区域，由于这三个区域都相对独立地接收来自北方的人口和资源，同时也较为孤立地面对各自方向上的北方影响，故而进一步产生了建康朝廷、荆雍军府和成汉国（南朝之益州军府）之间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侨姓士族在东晋南朝的分布和政权参与度，相应呈现出由西向东强化的局面。道教、佛教也因为这三条道路的纵向分布，在南方形成了不均匀的传播和发展态势。
东晋朝廷实质源出于东海王司马越赢得宗室内战后再行分封的各大军镇之一，时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之职守备东海王集团的大后方。江淮自西晋灭吴之后已非用武之地，加之司马越举兵西向，本地晋军力量薄弱；扬州辖下又以孙吴旧地为核心，又经石冰、陈敏等叛军割据，吴地豪强拥武自重，难称人心宾服。司马睿南渡建邺（晋愍帝继位后改称建康），面对当地强盛的吴人诸族，愈发感到需要培植独立政治与军事班底的紧迫性，而此时大批与之南渡的北方士庶就成为司马睿迅速扩张势力的重要资源。借助上巳观禊典仪，司马睿拿出了全套的中原典仪，在吴地罕见的骑乘队伍护卫下，挟持着西晋灭吴的历史记忆，恩威并施而得众“江南之望”臣服。这进一步说明了以北人统驭南土对司马睿幕府的重要性。从永嘉元年（307）外任征镇至建兴五年（317）称晋王，司马睿仿照当年司马越在荡阴惨败后迅速开辟东海政治集团的方法，与琅琊王氏深度结合，利用江淮间现成的流民人口打造自己的政治底盘，即王导所言“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晋书·王导传》）。时建邺幕府之僚号曰“百六掾”，其成员即以北来士族与官吏为主。
（王导像。作为琅琊王氏南迁的主导者，王导致力于维持东晋政权的稳定运转，并协助晋元帝司马睿确立依靠流民立国的方针。） 东晋一朝，执权大族皆出自侨姓高门，以至于荆州军镇虽足与建康朝廷成分陕之势，亦难以脱离北士族之领袖。究其根本，乃是司马睿以王敦等北方士族为军事上的倚靠，通过讨伐和收编逐步将长江中游地区纳入建康名下，奠定了东晋初期的疆域。纵使此后东晋内部的政治局势走向了荆扬对抗，但二者本就源自共同的“司马宗室—琅琊王氏”政治集团，都以侨姓官士和南渡武装为军政的左右手，故而东晋的荆扬分陕格局以侨姓士族的内部斗争而不是南北土客矛盾的方式呈现。此后随着门阀政治的变态向皇权政治的常态归拢，无力控制朝局、地方与军队的侨姓士族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权力，但其在东晋一朝所奠定的经济与文化超然地位使之在南朝成为奢侈生活、玄学风流与阶层壁垒的象征符号，南朝统治者虽已不再将门阀士族援引为不可或缺的政治中坚，但仍授予其仪式性的特权与文化上的荣誉。刘宋时期“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斅传》）的故事，正反映出侨姓高门在南朝的虚位化，以及南朝统治者在表面上依旧维持东晋优待北来士人的政策。 自郗鉴开府京口、屯军晋陵以来，扬州地区流民的中下层人群对东晋政局的影响愈发显露，陈寅恪将这一人群的领导者划属于“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称之为“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这实际上正与川胜义雄等学者所分析的孙吴政权初期中坚力量一样，是能通过军事化组织统合士族与广大普通侨户的政治集团。对于这些中下层流民，东晋朝廷起初大加招徕，多引为经济开发的劳动力和屏卫藩篱的武力依凭，换言之乃是作为门阀政治的棋子存在。但这一集团凭借在经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而得以扶植，最终成长为门阀在现实政治中的掘墓人。太元二年（377），在前秦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东晋拜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正式组建“北府兵”，标志着晋陵地区的“江左北人武力集团”已成为建康朝廷难以舍弃的军事支柱。 此后刘裕在东晋政坛崛起，率领北府集团夺取建康权柄，宋、齐二朝正是依赖晋陵北府（后演化为江淮南徐、南兖、南豫州的前线军事集团）的中下层士族官僚与军人维持政权。晚于北府兵的襄阳军事集团则形成于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雍秦流民再次涌入荆州的移民大潮之中，此后也通过与北府集团相似的方式入主建康，奠定梁朝的统治基础。至于陈朝，虽并未明确显示废弃对流民中下层人群的招徕方针，但局势已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已无有规模、大基数的南下流民潮，二是原有的襄阳侨民军事集团仍组建西梁政权与建康对抗，陈朝实际上所依靠的是南方本土士庶。可以说，经历过侯景之乱，南朝已经失去了招抚广大中下层流民的条件，只能接纳一些在北方政治失利的士人徒作点缀而已。
东晋政权将中下层流民引为经济与军事上的工具，期望其发挥保障江左政权平稳运行的作用。自司马睿迁镇建邺，极度缺乏军事力量的有力支撑，川胜义雄以至于认为东晋立国乃是完全依赖南土豪强的军事保护，毫无琅琊王幕府自身的武力根基。然而正如前文提及的“上巳之会”中司马睿对吴地士族的成功示威，东晋政权没有因为吴人武力平定流民起义就顺水推舟或迫于形势，直接依赖吴人建立军队，而是承认吴兴周氏、沈氏等豪族的特权地位，实际上背靠江淮以招揽郗鉴、祖逖、苏峻等北方流民帅重组晋军。由此观之，正是由于司马睿拥有其拱卫核心而规模不雄厚的、源自北方（其在封国或都督徐州任上招募的军队）的军事力量，建邺幕府体会到以北人制南土的紧要性和可行性，东晋政权才会近乎一边倒地吸纳北方流民充实自己的统治根基。流民武装集团，或言这些集团之领袖“流民帅”，成为东晋南朝招抚流民之中最急于招揽、利用，也是最难安置、防备的群体。 建邺幕府对江州、荆州地区仍听令于怀帝、愍帝朝廷的晋地方势力以及流民叛军大加征讨，其征讨之军由安东将军军府兵、琅琊王国兵和吴地士族提供的“义兵”组成，期间定然有江南募兵补充，但从永嘉五年（311）王敦任“都督征讨诸军事”出军上游至建兴三年（315）杜弢之乱平息，时间并不长，且有原车骑将军、荆州牧刘弘麾下陶侃等将的荆州军加入，新征募的部队并不占东晋政权军事力量的主流。随着王敦任荆州刺史、正式统领荆江二州与朝廷相抗，东晋用以奠定其初期疆域的军队转而变成了政权自身的大敌，司马睿顿失可以依仗的武力。于是自太兴四年（321）“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统括零散过江、被豪门大族纳入私属的流民人口，据此紧急征募新兵，由心腹刘隗、戴渊组建部队；另一方面，在流民帅不得过江的原则之下，东晋朝廷授予流民帅以军事主官与民政主官的复合官衔，如郗鉴（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和苏峻（鹰扬将军、兰陵相），在不破坏流民武装集团自身完整性的同时将之纳入官军序列，部分流民军驻地也向建康周边靠拢，在北方前线与后赵作战的祖逖等部也划归戴渊麾下。
经历两次王敦之乱与苏峻之乱后，以谢玄组建北府兵为标志，各流民武装集团被整合到士族所控制的官僚体系之中，渡江禁令亦随之松解。诸流民集团虽然在南渡之初源于北方不同州郡，然而东晋朝廷将之统一安排在晋陵郡境（今江苏常州一带）屯驻开垦。晋陵郡原为孙吴的毗陵典农校尉辖区，人口较为稀疏又适合旱作农业，在共同的经济生产和军事组织中，北府军及其所属的诸流民集团凝聚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军事团体。随着东晋皇权复振与世族内部的斗争，军队对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以王恭败亡、刘牢之补任北方六州及扬州晋陵诸军事为起点，北府军摆脱了士族的控制，流民武装集团从东晋南朝权力棋盘的棋子变为棋手。义熙元年（405），刘裕击灭桓玄势力，本就离散的东晋皇室与门阀高族转而成为北府军人的附庸。此后晋宋鼎革，直至义熙十四年（418）刘宋疆域开始向南退却，以关中豪族为核心的新一批流民武装集团进入汉水流域，围绕侨置雍州的襄阳形成一股新政治力量。同一时期，在刘裕攻灭南燕后，以原本随慕容德南迁今山东地区的河北豪族为中心，形成了政治军事高度自治的“青齐土民”，刘宋王朝借助这些豪强的力量守卫愈发危险的东北前线。 刘宋以宗室取代晋时贵士出镇地方，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北魏军事压力和汉水—大别山一带蛮族力量的增加，雍州襄阳的军事重要性急剧提升。刘骏进讨西阳五水蛮时，获得了雍州军府麾下强大骑兵部队的支持，藉此能南下以争皇位。萧道成虽凭江淮之军辅佐宋明帝平定内乱、最终完成宋齐禅代，但以张敬儿等将领为代表的雍州武装集团又取代东晋宋初的荆州军府，成为建康政权在长江中游地区捍卫边境的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防备对象。齐武帝萧赜死后，南齐中央陷入无休止的暴政与政斗，源出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军府的台军损耗严重，军事实力对比的天平逐渐倒向上游的荆雍。永元二年（500年），任雍州刺史的萧衍将起兵讨伐萧宝卷，借助治下的流民武装“雍州骑射”就拉出“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梁书·武帝纪》），雍州流民集团中的上庸太守韦睿（关中士族京兆杜氏）、华山太守康绚（蓝田流民帅）、竟陵太守曹景宗（新野将门）等均领部曲战马来投，不过两年而入建康，建梁代齐。 天监六年（507）钟离之战的胜利，让南朝取得了暂时的军事优势，江淮间多有流民归附南梁，但除了部分贵族得以在建康跻身仕途，大部分流民都沿边就地安置。此时的流民武装多为北来武将的部曲，已不复有东晋时期流民帅所领的规模。侯景之乱终结了南朝的繁荣时代，北强南弱格局在此后最终定型，南朝不仅因为西梁的分立失去了原有的襄阳武人集团，也不再拥有吸引招诱北方大批流民的能力。陈朝为南方土人主导的政权，虽然仍有侨姓高士点缀朝堂，但陈霸先、陈蒨取代萧梁政权、保有东南残壁的军事力量乃是从广大南方山地锤炼出来而非在长期驻守对北前线的军队。同时失去侨民骑射武装和吐谷浑—益州马道，使得南陈面对北朝的骑兵劣势远比其他的建康政权严重。
四、安置流民的政治考量与流民优待政策的演变 永嘉丧乱以来，大批流民寄寓南土，他们大多在初来时缺乏谋生的产业，需要政府的安置。鉴于西晋末年以驱离、限制流动、遣回原籍等强硬政策处理流民，在南方酿成频繁动乱，东晋南朝政权为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便利朝廷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流民的利用，出台了侨置州郡县为中心的临时性安置政策，“侨州郡县”与“土断检籍”成为东晋南朝历史的重要主题。 流民迁至陌生的南方，大多围绕宗主或豪强结成“乡族集团”，集团的内部结构与迁徙前的宗族或乡党基本保持一致。东晋作为南渡的侨寓政权，为获得大小乡族集团的支持以在短时间内压服吴楚、保有疆境，通常直接授予乡族集团首领以军政复合的官衔，令乡族集团保有迁出地的郡县名号和迁徙途中的自我管理机制，如同前文提及的兖州郗鉴集团、青州苏峻集团。故而侨州郡县不一定拥有实际管辖的土地，但一定拥有实际管辖的户民，即属人而非属地的行政建制。与其将侨州郡县视为秦汉王朝行政区划的变态，倒不如说侨置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权力单元在混乱时期回归先秦领民开拓状态、保有“经国体野”基本功能的表现。在政权的高层建筑中，侨置州郡县使得士族人群得以保有在北方时的郡望，实际上保留了东汉以来的入仕参政门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周氏、河南褚氏、济阳江氏等门阀凭此在南方迅速立足，把中原的“乡论清议”确立为原孙吴国境的主流政治文化。“衣冠望族，桑梓情殷”（胡孔福《〈南北朝侨置州郡考〉叙》），包含了各色复杂势力的东晋南朝政权保有了一种最基本的凝聚力。
侨州郡县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东晋宋初集中于长江下游的原扬州境内，元嘉之后荆州北境汉水流域的权重增加。又因刘裕北伐，东晋南朝曾在一定时段内控制着中原，大批侨州郡县的原籍地也归入了建康政权的版籍，故而刘宋在这些与中原旧邦重名的侨置区划加上“南”等方位词加以区分，如南徐州、南豫州、南兖州、南谯郡、南东海郡等。建康朝廷在边疆地带设置侨州郡县的重要目的，就是用流民组成防御北方敌人的防线，同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北方人口投靠南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侨州郡县无异于军镇。东晋之初，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统帅麾下流民反攻中原，“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宋齐之际，南徐州“侨旧民丁，多充戎旅”（《南齐书·明帝纪》），齐明帝萧鸾登基之初下诏免其三年赋税。侨流及其后裔组成的北府劲卒、雍州骑射，其在抗击十六国、北朝南侵之中的重要作用，已是众所周知。南北交境的侨置地区对尚未完全安定的北方往往有较大的吸引力，厌倦战乱、心向正统的北方士民多有投靠南方同乡宗亲之举。元嘉二十三年（446），由于北魏推行灭佛法令，又大征兵准备伐宋，关中有盖吴叛乱，大量民众南迁投宋。北魏安南、平南军府移书宋兖州官府，谴责南朝“不依城土，多滥北境名号”，“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以武力威胁南朝要求其遣返逃亡民户。刘宋方面强硬回击道：“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弃己，纵威肆虐，老弱无遗。详观今古，略听舆诵，未有穷凶以延期，安忍而怀众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宋书·索虏传》）其后在南朝军民戮力抵抗之下，北魏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的侵攻未能占领青、兖二州。 南渡之初，侨民多登记在临时性的“白籍”之上，大多归于侨州郡县的长官自行管理，建康朝廷秉持“矜迁萌之失土，假长复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贵因循而不扰”（《晋书·慕容德载记》）的宽松方针。随着侨户流民垦田置业、居所稳定，他们逐渐恢复元气、积累财富，东晋南朝政府在财政压力和剥削欲望的推动下，也逐步对侨户课税征役。早在晋元帝时期，随着北方军事压力的减轻，长江沿线的侨户安定下来，应詹就上表请求学习曹魏恢复中原经济生产的做法，“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晋书·食货志》）晋成帝咸和三年（328）仿照东汉光武帝进行度田，初定“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晋书·食货志》）将侨州郡县置入实土或裁省归并，对侨户流民展开户口调查核实以征发赋役，成为东晋南朝持续不断的“土断”工作。虽然紧临北方的侨州郡县仍然大量保留甚至新增以发挥其捍卫边防、招徕人口的功能，但居于南方腹地的侨置行政区和仍然享受优惠政策的白籍户已然成为东晋南朝的行政和财政障碍。桓温主持“庚戌土断”、刘裕推行“义熙土断”，力求把侨民从以人为中心的乡族聚合体转换为与土地绑定的南方地主和农民，以扩大政府直接控制的编户规模，加强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也导致了政府严重的冗官与贪腐现象，让南方士族政治下本就薄弱的行政效率雪上加霜。然而东晋南朝持续不断的土断检籍也反映出侨州郡县的滥置根本无法杜绝，直至隋渡江攻灭唯有东南一隅的陈朝，仍记其“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县四百三十八”（《隋书·地理志》）。至于“双头州郡”等怪异现象，一直遗留到隋唐大整齐天下职方才得到解决。
西晋在流民起义和胡族攻击之下覆灭，东晋作为寄他人之土的流亡政权，正是通过同样流落南方的流民群体稳固了统治基础。故而东晋和后继的宋、齐、梁、陈四朝，都基本沿袭了优待侨流及其后裔的大政方针。面对北方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时，实行积极招揽流民、以流民集团拱卫边防的政策。但随着晋宋流民与南方本地社会的融合，东晋中后期开始，建康政权逐渐将限制甚至取消腹心地区流民优待政策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试图解决中原倾覆这一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问题的过程中，又不断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进而反过来塑造了南朝的历史。 【主要参考文献】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 《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 陈寅恪讲授，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在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在氏著《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收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收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安田二郎：《晋宋革命和雍州（襄阳）的侨民》，王轶群译，周蕴石校，收在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曹文柱：《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曹文柱：《两晋之际流民问题的综合考察》，《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胡阿祥：《〈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申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学社观点，敬请读者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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