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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造假是专制制度最常用的手段，他们之所以要造假，就是要为自己堂而皇之地实行专制，找到借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民主和自由叫得最响的恰恰就是最专制的国家。比如有人已经从国家的名字上看出了这个特点，除了国名之外，我们看到那些专制最厉害的国家，民主国家的东西也预备的最好。比如说宪法、选举，甚至议会等所有民主国家应该具备的东西，他们一样不拉，可是他们却有手段将这些东西变成摆设，变成他们手中的工具，当需要它们时，就可以拿出来炫耀，当不需要它们时，就可以将它们放在一边。这是大的造假，而小的造假，那就太多了。
这几天看《赫尔岑自传》，在其书的第三章《被捕和流放》中，就看到了两处堪称经典的造假，看后我认识到，造假是专制制度的最常用手段，也可算是专制制度的标志。换另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有造假行为，我们就要注意它是不是专制制度了。
赫尔岑所叙述到的造假是在他被捕时，和被审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的沙皇政府是怎样造假的。要是赫尔岑不被捕，他也许跟我们一样，永远也不知道这种造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赫尔岑的叙述：
“……
“我的母亲几乎要昏过去了。
“所有的仆人都流着泪送我下楼，抢着吻我的手，我感觉好像是活着参加自己的葬礼。局长皱起了眉头，催我快走。
“走出大门，他命令集合，他带来了四个哥萨克兵、两个警官和两个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坐在我家门口、长胡子的人问警察局长。
“‘走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问道。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能进入居民家中的。’
“‘那为什么让他坐在门口呢？’
“‘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没必要，只教人无法睡觉罢了。’米勒说。
“……”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社会就在努力增进其文明，警察进入民居，需要普通人做见证，就是增进文明的手段之一。当时的清朝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文明的。然而，在专制制度下，这种本来对促进社会进步，很有利的手段，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形式。
可以想见，在这个措施出现之前，警察要抓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进入居民家，如果违抗不但主人要遭到惩罚，而且也可以砸门而入。同时进入居民家之后，可以为所欲为，丝毫不用尊重居民的感觉。警察的这种行为，跟强盗抢劫居民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了使警察的执法行为文明起来，为了使居民少受警察的危害，才想出了这样一个措施来规范警察的行为。可以想见，只要这个措施能认真落实，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然而从上面赫尔岑的叙述中，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措施根本就没有被认真执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如此，这个措施对促进警察的文明执法，对居民少受警察的危害，就一点好处都起不到。然而它却又被“真实”地执行着，如果上面的人要追究，那么他们可以举出那个被请来的居民为他们证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措施。专制制度就是这样在各个方面造假的，这也是这个制度让人痛恨的原因之一。
“1835年1月或2月，我最后一次去委员会接受审讯。这只是为了让我再读一遍我的供词，也可以最后进行补充。委员会中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读完后问他： 根据这些问题或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判什么罪？您认为可以根据法典中的哪一条给我定罪？’
“‘法典是为另一种罪行制订的。’穿蓝色制服的上校回答。
“‘不，那是另一回事。我读了这些书面练习题后，不能相信它们就是让我坐六个月牢的原因。’
“‘难道您真的以为，我们会相信您，认为你们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秘密组织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找到，你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事情，这倒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或者不如说是我们救了你们。’
“这就是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所讲述的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了。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让人把神父叫来。神父进来后，在我的签字后面也签了字，证明我的全部供词都是出于自愿，并无受到任何暴力的影响。用不着说，我受审的时候他并不在场，甚至现在也没有按照手续问我一下受审的具体情形。这也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
在上面的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时代，俄罗斯司法界为了防止逼供现象，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到底是不是学习西欧经验，我没有考证），就是让神父陪伴审判过程，由神父来监督审判的过程，保证逼供不会发生。当时，俄罗斯已经不存在刑讯了，至少在赫尔岑被审的过程中，是不存在刑讯的状况的。我认为让神父参与审讯，并监督审讯，不让法官为达目的，采取不恰当的手段，这方法或措施是非常好的。但前提是，要保证将它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不能作假，如果作假，那就无法保证效果了。
可是从赫尔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恰恰没有将这个措施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他们仍然造假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让神父参加审讯过程，神父根本就无法监督审讯的过程，不知道法官是不是采取了逼供的手段，可是，他们却又让神父在审判书上签字，以证明法官没有逼供，被审判的人的供词，都是自愿的供词。如果上级怀疑审判过程的合法性，那么法官立刻被将神父叫来，证明审判过程完全是合法的，神父参与审判过程。就是说审判的过程在程序上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完全是假的，可是你要事后在法律文书上找错，却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卑鄙，它只要形式，不要实质。
对照我们的社会，这样的造假行为随处可见，简直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而且许多罪恶就是通过这种造假完成的，上级主管部门明明知道下面报上来的文书存在造假，可是，很多情况下，却是上级主管部门让他们造假，目的就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假数字如果出了问题，更上的一级查下来，那么这个主管部门却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他的决定完全是依据下面报上来的数字。然而下级的这些数字，其实完全是在他暗中指使下报上来的。这就是这些卑鄙的人的左右两手，让自己撇清的好方法。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造假成风的社会，连统计数字也能随意造，因此我们的社会是专制程度很严重的社会，比起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造假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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