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水平：当官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

中国自有科举制度后，当官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也几经变化。唐代诗歌、书法都很出色，其中一个原因是，科举所考的内容，包含诗赋和书法。其中考诗赋的做法也延续到了宋朝，因此，北宋有很多高官都是出色的文学家。然而，优秀的文学家一定是“天下为公”的官员吗？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包拯与欧阳修，从文学上说，包拯不如欧阳修，但从政绩上说，包拯优于欧阳修，那么，科举所考的内容究竟应该包括什么？
科举的“科”，就是科目。历朝历代科举制度的“科目”经常变动，用今天的话理解，大致类似于考大学时，考文科还是理工科。宋代的科举比较复杂，宋初常规一共有九科。现代人常说的科举，一般只是针对其中的一科，叫做“进士科”，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做官的。考中进士后，还有其它的科目考核，例如不定期的“制举”，不论有官无官都可以考，目的是生怕遗漏人才。“制举”的科目很灵活，基本上每一科都针对一个特殊领域，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是专门选拔谏官的；“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是专门负责管理官员的行政工作的，类似现在的组织部负责人；“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是领兵的文官。以今天来类比，好比通过了公务员考核，再自愿选择另一个考核，确定你是到检察院工作，或是到组织部、财政部等具体部门工作。
由于进士科是科举中最重要的一科，我们只说进士科的考核内容。北宋前期，进士科要考诗赋，还要考儒家经典，还要考时事政策。科举考诗赋沿袭自唐代，唐代为何律诗发达？因为科举要靠律诗，而诗本来也很难评定优劣，只有律诗可以给出详细的、比较精确的、可量化的评定标准。所以，像李白那样喜欢自由发挥的诗人，不容易通过严格的律诗考上科举。宋朝之前有一对亲兄弟，哥哥曹丕，弟弟曹植。曹植文学才华比他哥哥高，七步写下极佳的诗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面对此诗，我们的确希望曹植不要遭难。但是，我们至今也不能确认：如果曹植称帝，是否一定比曹丕好？从对做官的要求来说，诗赋写作水平与做官的必要素质很难直接挂钩。所以，宋朝到王安石的时候，废除了考诗赋。此后，宋朝的文学以词代替了律诗，这是尚留存的写诗技能在考场上没有用处，便与民间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
宋朝进士科废除考诗赋之后，保留了考经义，又增加了考法律。王安石变法后，法科的地位高过了进士科，也就是说，法律知识和水平成为一个官员的首要素质。例如，某人即便进士及第，还需考法律，如果法律考核通不过，不能被任命。而且，考中法科的人，选拔、晋升要比其他科更快。与其他考核相比，考法律记忆力更重要，比较容易判断优劣。但它只需死记硬背，对理解的要求不高。这一做法，在宋朝经过几次反复后，最终被废除。进士科依然以经义为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进士科与法科是不同的“科目”，进士科不靠法律后，法科依然在。用今天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作比喻，类似文学系原先要考法律，后来不考了，但法律系还在。
隔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我们该如何看待宋朝科举内容的这个变化？我认为，进士科应该废除诗赋，吟风弄月不是一个官员必备的素质，而且，文学修养太高的人，容易感情用事，不容易理性。法律素质的确应该是官员的必备素质之一，官员应该以“天下为公”，法律也确实是实现公正的手段之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公正并不能完全靠法律来实现。中国社会有上行下效的传统，一旦社会上层把法律放到最高的地位，容易造成整个社会讼风大增。一方面，在宋朝这样社会快速变化的年代，法律往往滞后于现实，把法律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很容易被利益集团钻空子。另一方面，法律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对于穷人并不公平。王安石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是对的，但是，把法律放在道德之上，则属于矫枉过正。王安石的对立方认为，官员在需要法律的时候，只要能及时查到条文即可，这项工作可以由专业人员做。
宋朝之后，元朝的科举大大萎缩，明清两朝出现了令现代人诟病不已的八股文。其实，八股文的出现，原理上同唐朝的律诗一样。“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要求官员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但是，在书面考核中如何量化、比较优劣？唐朝科举的律诗，试图用严格复杂的文学规范来做到这一点，作用不大。宋朝进士科虽然废了诗赋考核，然而，考经义除了考记忆力外，同样难以把理解能力量化细化，难以精确衡量高下。八股文某种程度上就是想把对经义的理解能力精确区分的努力，是否成功，一方面见仁见智，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时代因素。因此，基于“天下为公”的理念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就卷面考核这个环节来说，始终没有最佳的办法。但是，即便这个环节有缺陷，中国古代政治还有其他方式来弥补。
（我们现在常把“考试”连在一起，只把它当成一件事。古代“考”与“试”是分开的，都是针对官员的测评手段。“考”是及第与否，“试”就是具体工作实践。注：由于删节的原因，此处上下文不连贯，特补充此段，读者可参照正式出版物。）然而，宋朝官员从基层做起、逐年评定的“试”也有问题。一是，官员的专业能力可能不够，二是，官员队伍的淘汰不太容易。做得不太好的官员，常常就是停止升迁，或者升迁缓慢，因为，有时候短期的“试”不能显示真正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些突发状况或特殊情况下，按部就班的“试”也不一定真正有效。同时，官员很难从官员行列进进出出。道理很简单，一旦像美国一样，官员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上自由流动，那么，政权要想保持公正和超利益性就有难度，官员容易与利益集团发生若明若暗的关联。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看到的，而宋朝政治的理念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因此，宋朝政治以道德为第一要求的实践，从理论上的“考”和实践上的“试”两个方面相互弥补。既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弊处。十全十美很难做到，只能经常调整。对照欧洲来说过，欧洲的教育只有考没有试，因为它不针对官员。“试”不是教育可管的，便交给社会。在中国历史中，由于教育以提供社会管理人才为主，考和试，是一体的。官员通过了考，每年的政绩考量都是“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