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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实行科举制之前，魏晋南北朝还有一种九品中正制。当时在提拔官员时，先把人才评定分为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据这种评定的格次，予以任用。当时在各地的州、郡、县都设有“中正”一职，人才格次的评定，由中正一个人决定。连同在职的官员，每三年也评定一次，以决定每个人地位的升降。这种办法本来就包含不合理之处，一个地方只由一个“中正”说了算，难以保证公平。后来，弊端愈来愈多，许多人走后门，拉关系，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全由世家大族把持了重要的官位，出身贫寒的人，尽被压抑在底层。 现在来说影响深远的科举制。科举制的关键，就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以充实官吏的队伍。科举制从隋时开始，隋初就有秀才科的考试，隋炀帝时设立进士科的考试，自此科举制一直流传下来，至清朝灭亡前夕的1905年才废除，共沿用了一千四百多年。能沿用这么长的时间，足见它有相当的合理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让普通平民与权势人物家的子弟平等地参加考试，具有了同等的做官的机会。 所谓科举，就是设科举士，或曰设科取士。也就是通过不同名目的考试，选拔人才。就唐代来说，共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其中有些科并不经常开，实际上后来常开的只有明经科和进士科。在这两科中，进士比名经更被人看重一些。科举考试的具体制度，一千多年间各朝代自然有一定的变化，按照明、清时的情形说，有三级大的考试。在府、县一级，考上的称为秀才；再到省一级，考上的称举人；最后到京城再考，考上的才为进士，其第一名称作状元。实际制度相当复杂，单在府、县层级就有两三次考试，然后才能取得考举人的资格。这中间又与学校制度结合在一起，比如在县一级考试被录取，才有了在县级的官办学校就学的资格。这一套制度相当复杂，这里不来细说。 就最高一级考试的内容来说，唐代的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的内容；进士科，主要考诗赋。至宋代，在王安石以前，进士科仍只考诗赋，从王安石执掌朝政开始，取消其他科目，只保留进士一科，于是在进士科的考试中，除诗赋外，还要考经义和策论；策论，就是对具体时政问题的见解。以后好像形成制度，主要只有进士一科，故考试内容也一直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这种考试内容的设置，论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 就任职的情况说，也不一致。有的时期，举人就可做官。有的时期，录取的进士太多，进士也得排队等候官职。但从另一角度说，只要考上了秀才，也算有了一定的资本。考上了秀才，至少在当私塾教师时，他便是响当当的名牌。古代各级官府的属官，常是其主任官员自己延聘，所以一个秀才进县政府找点事干，肯定是极容易的，举人则完全可在省政府里做事了。至于进士做官，做县官只是最低的等级，他们一般在县级磨练磨练，就会升迁。 科举考试像现代人所熟悉的任何考试一样，自然也会生出一些衍生的怪现象。先说出题，唐宋考诗赋，喜欢强调声律规范，明清的八股文，也有许多固定的格式。强调格式规范，无非是考官阅卷时有个明确的尺度，判卷容易，也免得旁的人质疑。再一个是出怪僻的考题，题若平凡了，区分不出优劣；太怪僻了，又简直成了人们的笑柄。还有一个是考生作弊，例子太多，这里就不举了。找考官走后门，也是人世的常情之一。于是，各代政府也有严厉的措施制裁舞弊者，有时以至连考官带考生一起处死。 对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近代的西方人，特别推崇，认为这是不拘出身门第，公平地选拔官吏的一种最好的办法。西方现代的文官制度，就是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制定的。但也有人的看法不一样。例如钱穆认为，似乎只有在唐代前期较好。因为当时应科举的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这些人有家庭的教养熏陶，对国家的政治事务熟悉，以后当官，效果才较好。而到了“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他们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他们有所谓教育。门第家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了晚唐一句流行语。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家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1] 说官宦家子弟，对官场政治稍多一些了解，这是事实。但要把贫寒人家的子弟，说得这么差，好像什么都不行，似乎便令人难于苟同了。贫寒家的子弟学好孔子的《论语》，我就不信顶不了门第家庭的家训。至于末尾说的“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我真不知钱先生是什么根据？难道出身贫寒的人以后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有学养；而富贵家庭的子弟，就必有学养？钱穆叹息宋代只有“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是所谓门第家庭，莫非宋代的大官全应由这么几个家庭的人来包揽？ 实际上，中国古代也不是仅仅以科考的成绩就授官的，而是还有别的考察。在唐代，考了进士之后，还要考“官”，考“官”的内容有身、言、书、判四种。“身，取其体貌丰伟，要形象端庄。言，取其言辞辨正，要能说会道。书，取其楷法遒美，要书写规范。判，取其文理优长，要文章合于逻辑推理……凡试，先考书判，后察身言。而四者之中又以判为最重要。这一考是决定去取的关键。所谓判，在初年出题，多取州县公文疑义，使应考人作判断，以试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 考“官”，是由吏部主持进行，吏部对考察官员的实际能力是最有经验的。“参加考‘官’考试及格，也并非易事。鼎鼎大名的一代文豪韩愈既考中了进士，但曾三次参加考‘官’，都未通过，因而十年未能为官。”[3] 汉代，尚未实行科举制，而是察举和征辟，但《中国政制史》中指出，“汉代是我国古代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一般官员往往善长‘吏治’。”在汉代“士大夫既有各种机缘跻身于当朝官吏之列，小吏亦有机会升迁。由于小吏出身者，又多能成为名公巨卿。地方官吏既有上进腾达之机会，便异常努力工作。而中央大员亦因来自地方小吏，很富有实际工作的经验。”[4] 显然，好的官员，并不一定非得来自世家大族。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表现，有规定制度的考核，古代叫考绩，也叫考课。在汉代，各级政府都有考课，他们平时就得作好工作的记录。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考课之时，主持者皆为上级官员，郡太守考课县级官员，丞相、御史考课九卿及郡国守相。表现差的，会被降级使用，表现特别好的，甚至会越级提拔。工作能力较强，因过失而被免官者，以后还可能被起用；因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而免职者，则永远不会再被起用。唐代是积分考课制，共分自上上、上中至下下九个等级。总之，在古代当官也是有责任的，有上司督察的，必须努力工作才是。 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状况的考察，最后我们可以提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即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状况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我不必细说，想来人们都明白，直至公元十七世纪，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水平、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等，都一直是处在世界的前列的。这一点，是国外的不少学者都承认的。整体的社会状况很不错，就说明其政治状况也不错。单就政治制度说，对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西方人也一直是持肯定甚至尊崇的态度的。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史》中写道： “我们所惯于在君主制和民主之间确立的区别过分专断了。完全如同历史上不具有纯民主的模式一般，中国社会中的君主制度也远未能排除任何节制性的机构和任何表达民意的形式。对最弱小者的剥削、专断和暴力并非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独创。经过全面斟酌之后，人们在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中都绝对找不到比中国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了。”[5] 我希望这一段话，能引起中国读者们的重视。 我想附带在提一下谢和耐的下面一段话： “受教育人的比例在中国社会中始终都要高于西方……在中国，对于识字和书本知识的重视解释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6] 这一点，很可能与科举考试有关吧；但也许不仅是这一个原因。 再次申明，中国古代的政治，也是有许多缺点的。由于现在的许多人谈中国古代政治的缺点已经太多，我这里没有再细讲缺点。重要的是，决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是君主制，便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便坏透了；而因为古希腊古罗马是民主制，便对古希腊古罗马崇拜得五体投地。再往下就来看看古希腊和古罗马民主制下的政治状况。 [1]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第78、79页。 [2] 《中国政制史》，杨鸿年、欧阳鑫著，第256页。 [3] 《中国政制史》，杨鸿年、欧阳鑫著，第262页。 [4] 《中国政制史》，杨鸿年、欧阳鑫著，第230页。 [5]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耿昇译，第21、22页。 [6]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耿昇译，第3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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