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或奶、啤酒或尿

电影诞生百余年来，人类拍摄的剧情片难以计数，但好象没有人做过实在的资料统计，即这当中究竟有多少部影片是改编自小说。冒昧地估计一下，这个比例可能会是相当高的数字。就拿2004年的奥斯卡大会来说，提名最佳影片的作品里有四部原著为小说。倘若夺得最佳原创剧本的《迷失东京》未能挤掉原大热门之一《冷山》，那么五个提名作品就清一色由小说改编而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文字写作的小说在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担任了一个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关键角色，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银行”。

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很多电影界人士是各种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们孜孜不倦地阅读，寻找值得购买改编版权的新书或能够免费借用的经典，为小说家们带来额外的名利收益与宝贵的支持鼓舞。比如国际闻名的张艺谋导演，在中国严肃文学刊物市场大幅萎缩的氛围里，不但依然坚持订阅，甚至还自己掏钱让小说家们搞命题创作，真是感人至深。连小说家陈村也承认，张导“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全国人民都不得不服。

草和奶的比喻，暗示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当下各自的处境，换句话说，小说一旦为影视相中，便可能发生“从草到奶”的质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因此中国小说家纷纷“触电”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用两个晚上的临睡时间，看了一本作家李冯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在1997年前后，我曾经很喜欢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多米诺女孩》和中篇《王郎和苏小眉》。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些于我心有戚戚的旁白：譬如对营造命运转折的偏爱，特别是展现那种人物身不由己地偏离既定目标的滑行；又譬如他在文本上对通俗或古典文学的大胆戏拟和重构。在这本小说集里，李冯延续了他的特色，但并没有变得更加成熟完善。他刻意摆布那些可怜的角色，以愈发亢奋的热情去完成他的颠覆大业，这一切使得他看起来精力充沛、自我感觉良好，然而，他明显忽略了自己那部长篇小说《孔子》的原型曾说过的箴言：过犹不及。

正当盛年的李冯，可能是“草变奶”现象的又一个例子。他和张艺谋合作了那部风头出尽的《英雄》，但近年来在小说写作上的停滞状态，则验证了另一个规律：凡是选择了和张艺谋合作的小说家，都将锐气尽丧，迅速迎来自己的创作低谷，这低谷甚至很可能是无法攀援上来的死地。草变成了奶，而草地日趋荒芜。他们的名单如下：莫言、刘恒、苏童、余华、述平……

与张艺谋联手的小说家们，并不是仅仅出卖版权就撒手不管，他们大多还介入了影片的制作，一般是以编剧的身份。但是，这个编剧的地位相当可怜，常常不过是张艺谋的高级文秘。他们要迎合张艺谋的读后感，传达张艺谋的个人寄托，在自己的精神创作中按照张艺谋的理念作出修改、补充、引申、杜撰。更有甚者，多位小说家还乐于承揽张艺谋布置的作文《武则天》，沦为另类的应制作者。

令小说家们摧眉折腰的，是张艺谋这个名字代表的话语霸权，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稳定增长后，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界绝无仅有的一尊世界级巨灵。成功如此辉煌，导致张艺谋难掩得色，颇有舍我其谁的架势。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纵然是缺少了解的领域，他也能夸夸其谈，可以声称脚踏弩来自于他的灵机一动，也可以把李白的生活年代移换到700年前（见他在电影《英雄》上映前接受《看电影》杂志的专访）。在这样一个张扬的、骄傲的、酷爱宏大理念和美学的大人物面前，小说家们如果要合作的话，就必须妥协、退让乃至放弃。而小说家们难以抗拒张艺谋的首要原因，自然是巨大的名利诱惑。张艺谋的“改编”，一方面给小说家带来了骤然散播的知名度，即便在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中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版权、创作合同等收益，将远远超出过往所得，君不见《大红灯笼高高挂》还出现了舞剧版本？名利双收，这本来就是绝大多数写作者的梦想，来自人性本质，所以并不能加以简单的批判。然而，为了名利双收而甘于舍弃自我的小说家，我们确实很难对其艺术成就寄予过高的期待。当然，张导令这些小说家们收之东隅，也难免失之桑榆。如刘恒者，自被张导引领进入影视界，便俨然从文坛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色的小说问世，却把编剧当作了主业。

谁都和送上门的荣誉利益没冤没仇，世界上的小说家们，很少有不愿意自己的作品登上大银幕的，不过，作家因“草变奶”梦想而甘愿沦为帮工的现象在国外倒不多见。那些走红的小说虽会有电影公司青睐，但作家们一般都是通过商业操作程序卖出版权，对电影如何改编没有兴趣，甚至看了也不发评论，更谈不上非得自己“下海”。还有一类小说家，他们对电影的态度反而是充满质疑轻蔑的。对准备改编的电影人来说，这种“刺头”小说家最不好对付，因为他们非但不认为小说的改编电影是“草变奶”，反而感到了自家孩儿有听任他人丑化伤害的危险。

“刺头”当中，最著名的应是大师海明威，他对自己的《丧钟为谁而鸣》、《乞力马乍罗山的雪》、《老人与海》等小说被改编的电影作品评价极低：“两者都是泡沫，只不过小说的是啤酒，电影的是尿。”在八十年代末期，这几部影片都在中国电视中放映过，平心而论，虽不算精品，也还中规中矩，“尿”的说法有点太过尖刻。海大师仅仅发表了个人观点而已，去世不久的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还要身体力行，亲自跑到《法国中尉的女人》拍摄现场，如同监工般指手画脚，最终被摄制组定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拒之门外。

福尔斯的担心，源于害怕电影把好端端一杯啤酒变成了尿。事实上，对于已经获得佳作乃至经典定评的小说，这个忧虑是情有可原的。谁也不愿看到一个好端端的作品被愚蠢和疯狂糟踏。小说家若还活着，可能会自己维权；若是早已辞世，只好依靠舆论来主持公道，就好比一度热闹的网络批判央视改编金庸小说运动。但是假如遇到了张纪中那样倔强的老战士，别人骂得越凶，他糟蹋得还更起劲儿。

纵观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历史，固然有过啤酒变成尿的例子，可是也曾有尿变成了啤酒，最典型的莫过于科波拉的《教父》。小说《教父》是本畅销书，但说不上有什么伟大的艺术成就，类似的畅销书每年都会涌现。然而，到了导演科波拉这里，一本通俗小说被重塑成了辉煌的电影史诗。若干年后，人们记得的作为经典的《教父》，应当是科波拉的电影，而非马里奥·普佐的小说，前者更足以昂然屹立于艺术的永恒殿堂。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啤酒经过了一番折腾，却依然是啤酒，或变成了红酒、白酒、绍兴酒。这要求小说本身是佳作，改编后的电影仍是佳作。原著质量既已有了保证，改编看起来会比较容易，实践却不简单。特别是小说的成就越高，电影作者的难度越大，对于世界公认的名著则尤为艰难。在这方面，文学传统和艺术底蕴更加深厚的欧洲要远远领先于电影超级巨鳄美国。迄今为止，屡屡改编小说名作而保持从未失手纪录的，应首推英国导演大卫·里恩。他的电影版《孤星血泪》、《日瓦戈医生》、《印度之行》，艺术造诣都足堪和原著比肩，这样的功力，影史百余年来不做第二人想。他以英国人能拍好狄更斯不算希奇，但《日瓦戈医生》的背景是俄罗斯文化传统，大卫·里恩同样能完美地表达帕斯捷尔纳克的神韵，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十年之后，李安的《理智与情感》在对异文化的洞察展现方面或可追美前贤，可他终究还有英伦才女艾玛·汤普森等人的辅弼。

排名第二的改编大师，是如今已很少引人注意的詹姆斯·艾弗里，也是一位英国人。此公的代表作多是根据英国小说改编，尤为偏爱爱·摩·福斯特的作品。他改编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别业》，最大程度地传达了原著的精神内涵，简直教人怀疑他是不是爱·摩·福斯特投胎转世当了导演。更有趣的是，日本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写出了一本英国味道纯正至极的《长日将尽》，詹姆斯·艾弗里再度出手，连袂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又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打造得几无瑕疵。

如果能遇到大卫·里恩或詹姆斯·艾弗里这样的导演，海明威或可放心他的啤酒了。

最后，我们要说说索性亲自上阵的小说家导演们。要兼具两种身份、在两个领域都游刃有余，创造出难分轩轾的成绩，比前面提到的改编文学经典还要难上加难。毕竟，电影作为新兴艺术有其自身特点，还涉及不少专业技术问题，更不像小说能一人独力闭门造车，这些都是阻碍小说家变导演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导演愿意写小说虽然很简单，但现实残酷地表明，成功者连寥寥也数不上。

小说家当导演的最“大腕”人物，非玛格丽特·杜拉斯莫属。法国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关系向来密切得纠缠不清，新浪潮的作者电影更是受到了文学的重大影响，杜拉斯的电影作品，只能说是好像用电影手段进行的文学创作。这种尴尬还不乏例子。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把自己的小说《山泉》拍了一遍电影版，质量平平；而名导演克洛德·贝里由小说改编的《泉水村的玛侬》，却获得了票房和好评的双丰收。

在中国作家里，王朔拿自己的小说《我是你爸爸》操练过一回，结果也弄得不伦不类。倒是南京的朱文突然出手，《海鲜》、《云的南方》接连令人惊艳。不过，朱文对自己从小说家到导演的转型，有一个过于悲观的解释：“我觉得文学也许是过时了，每一个时代，都有最适合它的一种艺术形式……”朱文如果真的准备舍此就彼，我想他是多虑了。与集体操练的电影不同，小说是属于个人的艺术，只要还有人的存在，它就一定会书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