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婷婷
哲学是一种思想，它维护的是“想”的权利。世间的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想”。人活着就要穿衣吃饭，就有事务缠身，有忧乐相侵，也有苦甜相扰。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做到彻底的排遣和精神上的解放，而这排遣和解放正是人们努力“想”的结果。人们的“想”无处不在。就连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也有人去想，去问。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权利叩问人生，去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于是，以‘人活着’为出发点便可生发出三个问题：第一，历史终结，人类何处去？人会如何活下去？第二，人生意义何在？人为什么活？第三，归属何处？家在何方？人活得怎么样？”
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余华于九十年代写出了其小说中具有转折性的作品《活着》。《活着》很好地体现了由“人活着”生发出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人如何活？第二，人为什么活？第三，人活得怎样？对于这些问题，《活着》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进一步展开了思考。
一、人如何活——人类主体性
“《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东西各学说各学派都为‘人活着’而思而虑。虽‘同归’，却‘殊途’。‘途’即是路，也是视角，这也就是哲学。哲学只是路的探寻者，视角的选择者。”
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从“活”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死”的视角来探寻“活”的意义。
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生于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成年后的他常逗留于妓院与赌场，后来家道败落，他沦为农民。此后的福贵一心想老实做人以恢复祖上的荣光，却相继地死了爹娘、儿女、妻子、女婿和外孙等亲人。面对这一系列的变故，福贵有过眼泪，有过痛苦。福贵爹死的时候，他“脑袋嗡的一下” ，觉得“浑身无力”，“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 。福贵儿子死的时候，他“心都要跳出来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 。福贵妻子死后，他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有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福贵孙子死的时候，他“一看那嘴”便慌了，“脑袋里嗡嗡乱响”。福贵孙子的死，本身是偶然的一个事件，而他认为是他“老昏了头，给苦根煮了这么多豆子”，让他胀死了，是自己“老得又笨又蠢，害死了苦根”。
面对家人的死亡，面对生活施加给福贵的重担，福贵没有血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喊叫，除了眼泪，就是自我的叹息。即便是当福贵面对“误杀”了自己儿子的春生（当时的县长，以前的同壕壮丁）时，一个农民的选择也只是原谅，“我也不想再杀什么人了，谁料到春生会突然冒出来，‘春生，你欠了我一条人命，你下辈子还给我吧’”。福贵女儿在医院难产死后，他也只是对女婿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二喜，我们回家吧”。所有的这一切，福贵都把它们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是他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这一切。福贵给外孙煮豆吃，致使外孙胀死，事情本身是偶然的，而又是社会穷困的必然。个体的福贵有何力量去阻止这种偶然与必然合力造成的灾难？他的能力是微弱的。他除了对于这些种种困难予于忍耐以外，他已经没有其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故事人物春生在困难时代被抓去当了壮丁，参加革命后不久当上了县长。可以这样说，春生先前是当时中国几千万个农民的代表，现在成了一部分官员的代表。“春生不叫春生了，他叫刘解放。别人见了春生都叫他刘县长。”“城里闹上了文化大革命，乱糟糟的满街都是人，每天都在打架，还有人被打死。”“春生住在城里”，“春生也倒霉了”，他挂着牌子游街，别人说“他是旧县长，是走资派”，“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冲上去对春生又打又踢”，“一个多月后”，“听说城里的刘县长上吊死了。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
命运安排了春生的活，时代安排了春生的死。春生是这个时代的一件工具。他是被生活牵着往前走的人，他的“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服从于别人，服从于整个时代。面对整个社会，春生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
福贵与春生是两个传统的中国“人”，这两个中国传统的“人”是现实的“人”，也是“具体”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包括了个人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的。因为个人首先是与“大家”一起活着和实践着的。这里就关涉到个人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的问题。在《活着》中，无论是福贵的“活”还是春生的“活”，它们都不是个人主体性的体现，而是人类主体性的体现。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类整体如何生存延续的问题。而人类主体性只有在转化为个人主体性的时候，它才可能使个体具有更为突出的位置，从而才可能去追寻“活的意义”、“为什么活”的问题。
二、人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
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包含两层面：一是首先要知道、了解人‘如何活’亦即‘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有群体秩序、社会关系种种方面”。二是“人生意义和人生状态即‘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的形而上层面”。对于“为什么活”这个问题，世间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为上帝在活，有的为子孙在活，有的为国家、集体在活，有的为声誉、地位在活，……但所有的这些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究竟人为什么而活，仍然需要自己去找寻。
家境富裕时，福贵认为“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去想光耀祖宗这些累人的事”。从战场上回来后，福贵认为“也用不着吓唬自己，这都是命。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面对第一叙述者，福贵回想了过去，讲述了自己。福贵这么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经历相当的清楚，甚至别人能从他的讲述中看到他过去的模样，可以准确地看到他年轻时候走路的姿态，以及他是如何衰老的。
家人都离福贵而去了，福贵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福贵被抓壮丁，被分派炼钢，别人叫他怎样他就怎样。福贵所承受的困难，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至少可以这样说，他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的层次理论，“由弱到强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里，福贵的为活着而活着其实是属于人类需要的最低层的，在福贵的生命中，他已经被他的生理需要所控制，而其他一切需要都是退居到次要地位了。这样的“活”是一种悲，然而这样的“活”也是不易的。“为此不容易的‘活’和‘活下来’这一事实，大可构成‘活着’的意义，它支撑着‘活’的意念，成为‘活’的理式和力量。”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没有任何其他理由，这是人的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任何活下去的理由。而只有他的生命本身还可以使他活下去，可以使他有所期盼。
相对于福贵的为活着而活着，故事人物家珍和凤霞则是为他人而活着。家珍挨了福贵的打，“她还是跪在那里”，不管福贵怎么打她，“她就是跪着不起来”。“家珍被拖出去时，双手紧紧捂着凸起的肚子”，“没喊没叫”，“那时候天空全黑了，她一个人慢慢往回走”。家珍是城里有钱人家出身，嫁给福贵后，经历了苦痛，而她“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福贵做一双新鞋，“只要家人天天在一起”。
“凤霞说起来又聋又哑，她也是女人，不会不知道男婚女嫁的事。”“凤霞命苦，她只有这么一点看看别人出嫁的福分。”“凤霞在田里，一看到这种场景，又看呆了，两只眼睛眨都没眨，锄头抱在怀里，一动不动。”后来，脑袋靠着肩膀，个头比凤霞矮的二喜娶走了凤霞。凤霞其实很能干，不仅帮助家里干农活，也帮别人织毛衣。“凤霞一学就回，才三四天，织毛衣和她们一样快了。”“凤霞累是累了一些，可她心里高兴。毛衣织成了给人家，她们向她翘翘大拇指，凤霞张着嘴就要笑半天。”跟二喜生活后，凤霞快乐了不少，可是好景不长，“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家珍和凤霞，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她们从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安于自己的本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他们服从于生活给予她们的，她们满足于生活给予她们的，而没有一句怨言。
“康德说，‘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人的事业从恶开始’。黑格尔和恩格斯说，‘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从善开始，是伦理绝对主义，即伦理主义。从恶开始，是伦理相对主义，即历史主义。伦理规约、道德风俗常与特定时空条件和各种具体环境攸关，是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社会性道德’并不在个体追寻活的意义，而在保障一定的群‘如何活’下来。而历史总是在‘如何活’的范围中前行。”
《活着》中的每一个人，不是在活着中死去，就是在活着中活着。不论是为活着而活着的福贵，还是为别人而活着的家珍和凤霞，他们都不是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在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已经丧失了个人的主体性。“活”使得他们如此的艰苦凄伧，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本身便是件大好事。
三、活得怎样——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
“康德继‘我能知道什么’（认识论），‘我应该做什么？’（宗教学）之后，再加一问‘人是什么’（人类学）。”而“人类历史学本体论则恰恰是从‘人是什么’开始，提出‘人活着’（出发点），‘如何活’（人类总体），‘为什么活’（人的个体），而将归结于‘活得怎样’：你处在哪种。”“活得怎样”关注的是个体的终极关怀和人格理想。这里，“宗教性的课题在一个人生、一个世界的中国，转化为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的探寻”。
家境富裕时，福贵常常出入于妓院，当他骑在妓女身上经过他丈人店门前时，他还“大声嚷嚷着向逃窜的丈人请安”。家道败落后，福贵懊悔了，“别叫我少爷，叫我畜生”，“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下可要好好活了”。过了一段苦日子的福贵，“说起来日子过得又苦又累”，“心里反倒踏实了”，“我娘常说，只要人活得高兴，就不怕穷。”所有亲人离福贵而去后，只有一头老牛与他相依为伴。福贵常对老牛说，“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亩，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出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多也是尽心尽力了”。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见过了太多死亡后，福贵在老来时变得平静了，坦然了。在福贵与第一叙述者的谈话中，他始终没有进行过心理追问，其具体内容是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人的，从中是看不到福贵的影子的。这证明了他存在的孤独状态，他的心被尘封了，在他那里，没有真正属于他的沟通与交流。像福贵这样的人，他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形象，他应该是成千上万的人汇拢而来的形象——千万中国农民的形象。对于那些还在“乡土中国”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面对灾难的降临，他们又能怎样？面对家道的衰落，父亲的去世，战场上的苟全性命，老母的病逝，儿子因给人输血而猝死，妻子痛与悲交加的身亡，女儿因难产而死，女婿因工而死，孙子的夭折，春生的吊死，龙二的被枪毙，福贵又能怎样？所有的一切，有天灾，也有人祸。所有这一切，是偶然，又是必然的。
福贵大半生的经历告诉他一定要“活着”，所以在灾难来临时，他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在人们习惯于将灾难看成是敌人的时候，福贵没有把灾难当作敌人。对于福贵而言，这已经是无招之招了。他“胜利”了。《活着》最后，福贵把自家的老牛喊作了福贵，当成了亲人。作为个体的福贵，他的个体意识里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我”的观念。“用余华在《我·小说·现实》中的话来解释，福贵是已经达到了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了。”
生活其实就是一种艺术，一切事件、事物、景色、环境，都是围绕着自身经验而构成意味的。说福贵超脱了，也就是在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超脱了。《活着》并不是在写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写一大群人的故事，甚至是一个中国在某个特定年代的故事。《活着》里，有对时代的反思，有对注重群体意识而忽视个体意识的反思，……正是在这里，人才真正的活着。一切情深意真的作品都是如此。《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了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活着》中的人物是属于前者的。福贵是为活着而活着，家珍和凤霞是为别人而活着，春生是为时代而活着，妓女是为钱而活着的，……“如何活”和“为什么活”是可以用知性语言来表达的，但“活得怎样”是常常超出知性语言，是语言所不及的。《活着》中，就连故事的主人公福贵已是无所谓快乐和不快乐的了，他只是持续着一种特定的情感和心境。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一位真正的作家是永远只为内心写作的，因为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和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的关系中。《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活着》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在那么多的死里面让我们看到活着的艰难与困惑，理解活着的可贵与必要，坚定活着的毅力和信心。其实，《活着》所讲述的还远不止这些。
参考文献：
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1]李哲厚·哲学探寻录[Z].http://www..
[2]李小融主编·心理学[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3]特·赛音巴雅尔·中国当代文学史[M].民族出版社，1999.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团，1996.
杨婷婷，四川绵阳南山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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