綯纹矮足敦（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食器：敦是一种盛装饭食的器具。这件战国早期铜敦，与常见的球形敦不同，形制少见。敦盖上面装饰三个圆雕小钮。其中一个小钮表现的是虎食人形象—一头猛虎正双爪紧抓一人，并将人压在身下，虎大口暴张，作撕咬状。
为何采用虎食人形象？有专家认为，这体现了贵族对臣民与奴仆们的一种威慑力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虎曾被当作图腾，虎食人，并非真的是虎在撕咬人，而是虎与人拥抱正在交媾，体现了古人们的一种崇拜观念！
另外两个小钮，一个表现猛虎正在撕咬野猪，一个表现的是一只正侧卧在地的幼年小象；虽然它们个体都很小，但生动逼真，虎身上的绒毛与象身上的鳞片等都清晰刻划出来，质感很强。以虎、象组合为装饰，前所未见。
细线纹樽（东汉 公元25—220年）酒器：这件青铜樽是东汉时人们盛放酒的容器，器身就像是一个扁矮的圆筒，上面装饰鱼鳞形、菱形一类细纹，下面有三条虎形小短足。樽盖为博山形，装饰十分复杂，反映了2000多年前人们心目中的海上仙山——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云气缭绕，山顶伫立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龙、虎、鹿、麒麟、豺、狼等各类野兽在山间出没，奔跑跳跃，各具神韵，另有两位羽人手舞足蹈。这种博山造型多见于博山炉一类香薰，用于铜樽装饰则极为少见。
蟠螭纹浅腹鼎（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食器：该鼎折沿立耳，耳向外撇，短颈略束，颈肩折转，腹部圆和内收，下接平底，下腹周边有三条上粗下细的蹄足。器大而低矮，腹浅而足短。器颈饰一窄条勾连雷纹，腹部以较宽的蟠螭纹带为主纹，由两条缠绕的螭龙组成一个单元，交错排列。主纹带下饰一周凸弦纹，下为一周勾连雷纹，它与颈部宽度相等的勾连雷纹构成主纹带的上下边栏。最下面为等距离排列的垂叶纹，内饰兽面。鼎足两面饰蟠虺纹，另两侧则饰与鼎身主纹相同的蟠螭纹。鼎足上部兽面的眉角以螭龙盘曲而成，兽首密布羽毛状线条，好似雄狮颈毛，颇为复杂。
人形足高柄灯（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这件西汉铜灯，是中国已知唯一一件汉代两用灯。它的最上面是圆形灯盘，灯盘内心安放一个蜡烛纤，可以插放蜡烛。外圈则是油灯，外壁上设置一个龙首形的小流嘴，浸泡在油里的灯捻通过龙口伸出，点燃后就成了油灯。这件铜灯以底座下的三位擎盘小人最具艺术性。他们屈体下蹲，作双手用力向上擎举状，十分生动。三人皆扁平脸，头发向上盘起形成发髻，身上仅穿一条“丁”字形短裤，身体表面呈现大面积文身图案，形像极似今天日本相扑选手。这是日本国技相扑源自中国的重要实物证据之一。
错金银承弩器（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兵器托：承弩器是古代中国用于辅助开弩的器具。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弩是重型武器，但难以单用手来张弩，特别是在狭小的战车上，张弩十分困难。聪明的中国古代祖先便设计了这种承弩器，它们两两成对，后端是个长方形的套管，可固定在战车车箱前端；承弩器前部内曲形成弧形凹槽，槽帮上角略勾曲。若将弓卡在凹槽内，再向斜上方用力拉弦，由于有凹槽吃力，弩便被相对较为容易地张开了。连接凹槽的部分还向前伸出呈抛物线状的圆柱，张开后的弓弩可以搭放在上面，如需发射，沿抛物线向前一推即可瞄准射击了。这短短的承弩器，解决了战场上的大问题。这对西汉时期的承弩器，顶端作出兽头状，通体用金和银嵌错漩涡状的流云纹，色彩艳丽，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豪华精彩的承弩器之一。
（左）战国斑纹钺及漆鞘（中）战国错金音律铭文剑及漆椟（右）商代兽面纹胄
叠瓣龙纹鼎（春秋 约公元前770—前476年）食器：这件大鼎，据传出自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春秋晚期许国国君许灵公之墓，是为许灵公陪葬的一套七件列鼎中的一件。鼎通高63厘米，最宽处达79厘米，气势雄伟。鼎外周壁嵌接六个造型奇特的怪兽形耳，怪兽头竖大耳，大尾上卷。鼎口沿处装饰细密工整的交龙纹，腹部饰四周垂瓣，内饰交龙形。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某一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是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双龙耳盘口壶（唐代 公元618—907年）：这件唐代铜壶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一带的艺术风格，应当是中国工匠向古波斯即今伊朗一带的艺术家们学习的结果。它造型修长而优美。壶自肩部至器口有一对双龙耳，它们的身躯呈S形，正垫起脚尖伸着头向壶内，似乎正要饮壶内的琼浆玉液，生动活泼。目前所见的双龙耳盘口壶多是瓷器和唐三彩制品，青铜制品则极为罕见。
龙首形盖弓帽（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3年）:这件西汉早期的器物是古代伞盖或帐构的弓帽，通体作呈“S”形的龙形，龙体中空，可套插伞骨；龙身上面设一倒钩，用来勾挂用作伞面的织物。它通体鎏金，色泽华美，而且龙的雕塑手法极为精到，龙昂身上扬作飞翔状，双角斜立，两眼圆瞪，大口暴张，牙齿锋利，凶猛异常，就像是一条正在准备出击的眼镜王蛇！
目前已发掘的汉代墓葬数目繁多，出土的这类伞骨前端的装饰即盖弓帽也很多，但豪华程度、精彩程度没有一件能够超过它。专家们称誉它是目前所见汉代艺术水平最高的龙。能够拥有它的一定是汉代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帝王。有学者怀疑它就出自西汉景帝的阳陵，是景帝华盖上的装饰！龙身上刻有极细的5字隶书：“西方第十三”，当年帝王的大伞一般有伞骨28根（象征二十八星宿），而它则是其中从西方数第13根。它们上面刻有数位，可以避免在拆装大伞时发生差错。
立兔形尊（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酒器: 这件西周时期兔形尊是目前所知中国时代最早也是唯一一件立兔形尊，距今已有2900年的历史了。兔子三瓣豁嘴，四瓣蹄，两只大耳上举，短尾下伏，形象十分写实。这件立兔形尊背上还有一只伏卧的小兔作为器盖的钮。虽然它的形体很小，但鼻眼清晰，相当传神。它与立兔相结合，好似表现一只原本安安静静伏卧在草丛中休憩的小兔，突然被狩猎队伍的马蹄声、弓箭声惊醒，当即站起身来四下观瞧，并随时准备逃跑的场景，艺术构思十分精妙。兔尊盖内有2行13字铭文，标明它当时一位名叫典的贵族，因为周王命令小臣丰赏赐给他一件校正弓的用具，他为了纪念这件事情而制作的。
兽面纹方彝（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
先斝（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酒器：这件商代晚期铜斝通高45厘米，属于存世少见的商代大型铜斝。这件铜斝三个丁字形足较高，造型颇显优雅。器外壁上饰兽面纹及蕉叶纹，具有当时青铜器装饰的典型风格。器底上有1字铭文“先”，表明它与该馆所藏先方彝一样，都是商代“先族”的遗物。先族为商代大族，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
版方鼎（商纣王二十二年 约公元前1054年）食器：此鼎铭文较重要，引起了学界关注。《文物》2005年第9期上发表李学勤先生《试论新发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一文，率先对此器铭文的重要意义加以阐明。李文指出版方鼎铭文中的“文武帝乙”即帝乙，彡（肜）日为周祭，该器的重要性在于是帝辛廿二年五月乙未的标准器，可证帝辛将帝乙列入周祭祀谱。
羊首铜铲（商代 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这件商代晚期铜铲应出自山西、陕西交界地区某一大型贵族墓中。胎体厚重，保存完好，未见任何残损。铲体呈半圆形，柄呈长条形，与以往所见的炭铲不同，形制特别。铲的顶部装饰一大角向前旋转并翘起的羊首，柄身上饰龙目纹，接近铲体部分另饰一牛首图案。这件铜铲，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商代青铜制生产工具。但专家们从形制、保存状况等方面分析，它并不实用，很可能用于某种礼仪活动。
车形铜盒（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这件小巧精致的西周晚期铜盒，应是当时晋国贵族用于盛放贵重物品的器具，目前仅在山西曲沃、闻喜等地发现寥寥数例。盒下安装四轮；盒身四角饰回首夔龙，四壁装饰波带纹，腹两侧各有一供牵引用的小环；盖面四角各立一只昂首展翅、可任意转动的小鸟，中部为中间开合的两扇小门，小门分别以一人一猿为钮，人为蹲姿，猿为坐姿。这件小盒虽形体不大，但造型特殊，设计新颖，特别是盖顶四只小鸟、底部四轮及两扇小门共10处可以自由转动，颇具巧思。
历簋（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食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簋上有一对器耳并不奇怪，但簋上有四耳的则很少见。3000年前西周早期铸造的历簋，就是一件少见的四耳簋。历簋的口沿和腹部四面，各有一个由弧身向内的龙形怪兽构成器耳。与一般的簋耳不太一样的是，龙形怪兽的下方还凸出一小块，形成长方形的垂珥，垂珥上装饰凤纹。这类簋存世极为罕见，目前全世界收藏的四耳簋还不足10件。历簋的装饰虽然很简洁，但相当精彩。簋的颈部饰一周圆涡纹，足上饰大型兽面纹；所有纹样都凸起较高，清晰而美观。历簋的内底上有2行7字铭文：“亚艅（俞）历乍（作）父乙彝。”标明这件簋是贵族历为他的父亲乙制作的青铜礼器。
司尊（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酒器：这件西周早期铜尊，内底有8字铭文：“司作父已宝尊彝从”。表明其为一位名叫司的西周贵族所作。尊作觚形，尊体等距离设置四条宽大的扉棱；从上至下装饰蕉叶纹、直棱纹、凤鸟纹等纹带，其中腹部以凤鸟纹为主题纹样，所饰凤鸟形象突出，头顶高冠，冠作放射状，俨然太阳一般。司尊通体装饰复杂，十分豪华精美，而且颇具特色，相当难得。
保利藏金（青铜篇）
（左）豰簋（中）兽面纹方鼎（右）册鸟豆鼎，皆是商代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