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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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使宋代的商业日益兴盛。加之，宋朝统治者稍稍改变了西汉以来封建国家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在有些情况下允许商人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富商的地位更是显赫，官吏兼营商业者也很多，这些都促使商业进一步发展。宋代商业的新特点是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多的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大城市比前代有所增加，在大城市中打破了前代对于营业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农村中，形成了许多“草市”和“镇市”；出现了更多的“行，, ，从全国商税的数额中反映营业数额之多；使用新的流通手段，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铜钱和铁钱的流通量增多，对外贸易较为兴盛等。
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② ，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③ ，而唐代仅有十多个。唐代实行坊市制，坊（居民区）和市（商业区）还保持明显的区别，到宋代因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生活需要的变化而逐渐消失，都城开封的① 王祯：《 农书》 卷一九，《 农器图谱十四》 ；楼琦：《 耕织图》 。② 据王存等：《 元丰九域志》 ．
匆据《 宋史· 地理志》 ．
1 主
基本布局不再沿袭唐代都城的封闭式的坊里制度，商人只要纳税，就可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互相交错。开封周围五十里，宋初因居民增多，在新城外设置九厢① ，连同新、旧城里的八厢，共十七厢，以管理城市生活。宋代以前，市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宋代的开封则突破了这一限制，宋初即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② ，宋神宗时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⑧ ，宋徽宗时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④ 。南宋临安府的夜市，营业时间更可延长到四更⑤ 。开封或临安，是公元第十一世纪到十二、十三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在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还星罗棋布地点缀着逐步增多的新商业区― 镇市和草市。这也是突破前代“市”制的产物。虽然宋代以前已经出现了草市和镇市，但数量有限。到宋代则大批涌现，有些草市、镇市还因贸易发达和人口增加，发展成为州、县城厢的一部分⑧ ，或者成为独立的小工商业城市⑦ 。草市和镇市本身是从一种定期市― 北方的“集”和南方的“墟”发展而成的往往由于地处交通要冲、便于商品集散，以及由于人口增加、主顾增多，墟、集扩大成为每天开市营业的草市或镇市① 。官府对于交易量较大的墟、集，就场收税，或采取包税的叮买扑”制。据宋神宗时期推行保甲法时统计，全国义勇、保甲共七百十八万二千多人，其中草市、镇市的保甲为二十三万多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三。经济比较发达的两浙路，草市和镇市的保甲数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八，成都府路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一南东路和广南西路比率最高，均占百分之六点多。② 由此推测，宋代草市和镇市的居民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到四之间。唐代商店被限制在固定的街区，同一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一个行列。宋代突破了这一限制，同一行业不一定聚居一处，“行”的组织逐渐严密，数量也增加很多。隋代丰都市有一百行，庸代西京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北宋开封的行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③ 、六千四百多家④ 。南宋临安有四百十四行⑤ ，比唐代西京东市增加近一倍。行一般是指商业的类别，是在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宋朝官府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行名，迫使一些商户“入行”，提供货物，“入行”便成为商户望而生畏的事情。不过，宋代的行仍有一定的商业独占权。
宋代城市中到处都可开设店铺，所以改市税为“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另外，征收货物通过税，称“过税”，税率千分之三十。对于次一等的草市、镇市或墟、集，官府允许商人包税。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① ，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② ，这是北宋的最高颧。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时，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一O 七一七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共八万二千多贯③ 。南宋咸淳年间（一二六五年到一立七四年），增加到四十二万贯④ 。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额。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何（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共计一百零二万贯，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一O 三四年到一O 三八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⑥ 的四分之一。镇江府“在城”的商税，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南宋嘉定年间（一二O 八年到一二二四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⑥ 。假定宋代全国每年收入商税一千万贯，按照“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这同样是一个比较可观的贸易数字，当然，地方官府可能会使用非法手段征收商税，有些商税也会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但是不能否认宋代封建国家商税收入的主要部分还是征自进行商品交易的商人。由此也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北宋的流通和支付手段主要是铜钱。铜钱的每年铸造额比唐代要多几倍到十几倍，这自然主要决定于商品流通领域的需要。同时，金、银等金属的货币机能也在逐步增大，北宋末年，宋徽宗宫庭内库存银八百万挺、金三百万挺① 。此外，宋真宗初年还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 “交子”。在川峡地区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因为宋朝官府停止在益、邓、嘉、眉等州铸钱，‘民间钱益少”，不便于贸易，所以益州的富商自己发行了“交子”② ．宋仁宗天圣元年（一O 二三年），宋朝官府设立益州“交子务”，自次年二月起，正式发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多贯③ 。面额自一贯到十贯。此后，交子或会子、钱引等发行量逐步增多，到南宋时就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纸币出现后，虽然因为宋朝官府越印越多，出现了既不备本钱，又不定界限的弊病，往往变为不兑现纸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但是纸币的出现本身却显示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宋代纸币的产生和推行，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从金属铸币时期开始演进到信用货币时期。
指定航路方向的罗盘的发明，载量更大的海舶的制造，使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对外贸易更加兴盛。唐代沿海通商口岸仅有登州（山东蓬莱县）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 斯湾一带① 。宋代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即通惠镇）和上海镇、温州、江阴等十多处，宋代海舶的航程也更长，最远的地点到达红海口的亚丁甚至东非。据周去非《岭外代答》 、赵汝适《 诸蕃志》 记载，跟宋朝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其中宋代海舶直接到达的有二十多个。宋代的手工业品和原料大批运往海外各国。据考古发掘，亚洲的日本、朝鲜、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的卡利卡特、斯里兰长的科伦坡、菲律宾等国和地区，进入波斯湾的港口伊朗的霍尔木兹，通往阿拉伯半岛的红海进口处南也门的亚丁，非洲的坦桑尼亚、刻尔华岛（Kilwa ）附近的松哥玛那拉（Songo Mnat ' a ）岛，埃及的福斯塔市等沿海港口② ，甚至苏联的亚美尼亚等地，都曾发现过许多宋代的瓷器或宋瓷的残片。亚洲的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甚至非洲的肯尼亚、索马里、桑给巴尔等地，也都曾发现不少宋代铜钱。看来这些铜钱是颇受当时外国欢迎的硬通货。这表明由宋代泉州、广州等海港出发，存在着通往东南亚各地、印度、波斯湾海湾国家和东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证明宋代的经济和文化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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