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聚会后，花了两个整天读完了弗洛里斯·科恩的《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张卜天独自主译的《科学源流译丛》（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的第5本，前4本分别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新物理学的诞生》、《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荷兰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的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简明扼要、清楚明白，张卜天的译文清新流畅，使整个阅读充满紧张的快乐。科恩是“科学革命”方面的专家，1994年出版过大部头的《科学革命编史学》（这本书马上也要被张卜天译出出版，值得中国科学史界“严重”关注和期待），对科学史界各家论述均了如指掌。对于近代科学的起源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作者举重若轻，理据充足的给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颇具新意的革命路线图，一派大师风范。任何一个想了解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人，都应该花一点时间来读这本书。
我总体上是认同作者的分析，特别是6种革命性转变的微观分析，颇见功力，但有三点疑惑：
第一，作者把雅典和亚历山大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传统，过分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未突显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和内在联系。所谓雅典与亚历山大的对立，也就是自然哲学与数学的对立。这个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谱系里，处于最高阶段的理论知识（以下依次是实践知识、制作知识）分为三类：自然哲学、数学、神学，其中自然哲学研究运动的具体事物（即不能与质料相分离的事物），神学即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研究不运动的纯形式（可以与质料相分离），数学居间，研究那些不运动但与质料不能分离的事物。如此观之，数学与自然哲学（物理学）是有区别的。在希腊化时期，这一区别可能更加明显。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这些人肯定认同自己的数学家身份。但是，它们显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科学传统，而是属于同一个科学传统。这个传统追求确定性知识、追求从第一原理出发进行内在推演。柏拉图对希腊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数理科学（包括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欧多克斯和欧几里得都是学派中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无处不在。亚历山大的数学家们大多自觉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而不是与之对抗。也正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传统，所以在后来的三次复兴运动（阿拉伯、12世纪、文艺复兴）中，只要文本条件许可，雅典和亚历山大总是同时被翻译、传播。事实上，就我们非西方人观之，希腊数学之所以走上与东方数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完全是因为它从属于一个特定的科学传统。我觉得数学和自然哲学属于希腊科学传统的一体两翼，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均是同时继承了这个传统的两个方面，并且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他们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有的时候在一个方面做得多一些强一些，在另一个方面做得少一些弱一些。
第二，作者把欧洲近代的新传统统称为“发现的-实验的”传统，我倒是觉得这个传统应该拆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以观察、发现为特征的“博物学传统”，一个是以干预、操作为特征的“实验传统”。前者古已有之，后者则主要得自炼金术。科恩之所以不提博物学传统，与他的研究主题着重于数理实验科学有关。
第三，作者强调科学的实用功能在18世纪即已显露出来，并且以蒸汽机为例，说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是以科学界对于真空的研究为先决条件的。这一点颇有疑问。技术史家可能会倾向认为，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完全是当时采矿业发展的产物，完全是工匠和技师们根据经验琢磨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理论指导的结果。科恩说，中国式的纽可门机是完全无法想像的，但我认为，纽可门机的发明并非根源于真空理论，因此，中国式的纽可门机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当然，中国式的电报机肯定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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