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 这是一本内容充实,而且有深入见解的书。研究现代科学起源的学者和对现代科学史发生兴趣的普通知识分子都会从此书中学到许多东西。 ——杨振宁 ★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获奖图书,扩半幅增修再版 本书缘起在抗战最后阶段即1944年12月初,日军曾经自广西向北挺进,占领贵州南部有“小上海”之称的独山,令位于400余公里外的重庆之国民政府大为震动。可是,日军的进逼只是虚惊而已:他们旋即退走,独山最终成为其入侵中国的极限。当然,世事有似重而实轻,也有似轻而实重者,孰轻孰重,当时难以看清。就在上述事件之前大约一个月,贵州北边小镇湄潭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英国人,10月24日晚饭后,他向一群中国学者发表演讲,随后还与听众作公开讨论。这个聚会在当时不曾引起注意,甚至在座学者恐怕也未必意识到它的意义。那位英国人名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是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主持下向“中国科学社”社员演讲的,题目为《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根据事后自述,此时上距他立志撰写一部“权威性”中国科技史已经多年。这演讲是他首度公开发表自己的独特科学史观点,也是他介入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始。他将在十年后崭露头角,二十年后冲击国际学术界,而且影响将不断扩大,以迄今日。 其实,在上述事件之前三十年,亦即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科学为何不发达的问题了。最早就此立说的,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发起人任鸿隽,此后一直到40年代末,这问题经常引起讨论,但几乎一面倒都以传统中国科学极其落后甚或阙如为出发点,问题只在于“为何”如此而已。李约瑟在湄潭却提出了完全不同见解,十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首卷面世,他以令人震撼的广博研究论证传统中国有大量科技成果,并且进一步对世界科学发展历程提出石破天惊的看法。他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以迄公元15世纪漫长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科技一直超越西方,只是由于文艺复兴以及相关巨变—远航探险、宗教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等,西方科学才得以一飞冲天,反过来超越中国,从而有现代科学之出现;至于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类似巨变,则当求之于中西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云云。李约瑟在1995年去世,其长达二十余卷的科技史也在2004年大体完成出版,他可以说是穷尽毕生之力,以最宏大视野和最实在工作,在最大可能程度上表扬中国科学与文化者。因此,他的观点顺理成章地为许多中国学者接受—或者更应该说是拥抱。自80年代以来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的问题经常在国内引起热烈讨论,但讨论框架鲜有超越其思维模式者,也就是莫不以他的基本假设—中国传统科技之向来优胜,西方科学之冒起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双方差异是由外部(即外在于科学本身)因素导致等为出发点。因此,严格地说,近三十年来的这些讨论大部分只不过是“李约瑟论题”(The Needham thesis)的补充和发展,说不上是“李约瑟问题”的独立研究。 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史家虽然对李约瑟宏大的开创性实证工作表示钦佩与尊重,但对于他的科学史观并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国人往往将此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但对于其理据则很少认真讨论或者深究。李约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科技的了解,这是他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国人景仰之余更为之感到自豪,是很自然的。不过,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众多具体发现与穿插其间的“李约瑟论题”其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史料、史实,后者是史观、史识,两者需要清楚分辨,不容混淆。我们认为,虽然李约瑟的科学发展观十分中听,而且有皇皇巨著作为后盾,虽然西方科学史家的观点很碍耳,又难免受到“文化自大”的攻击,但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各自的是非曲直又究竟何在,却还是个学术问题,需要以虚心和客观精神去切实考究、判断,而不应该简单笼统地以“李约瑟论题”为满足。换而言之,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回到并且认真面对任鸿隽、梁启超、王琎、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亦即今日通称为“李约瑟问题”者。这功夫是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西文明分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西方学者无法越俎代庖的。 科学发展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无疑涉及社会与经济因素,但是历史、文化因素也绝对不能够忽略,而且可能更为重要,所以对“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这个大问题的探究,不能够如李约瑟所坚持的那样,局限于或者集中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变革,而割裂于中西双方历史文化自古迄今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中国与西方文化发展历程的整体与平衡比较才能够显露出真相。这样的比较是一项庞大工程,并非此书或者任何个人所能够全部承担。我们在此书所尝试的,是简单和卑微得多的准备工作,即对西方科学自古迄今的发展、演变作一综述,然后借此来从相反角度看“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探讨“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如不少西方科学史家曾经指出的,这是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当然,这样的综述牵涉西方科学史整体,那是个浩瀚无涯的大题目,自19世纪以来已经有好几代淹博学者为此付出无量心血。我们不揣谫陋,来作这么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尝试,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发展史,特别是其近代以前部分,以及相关宗教文化背景,是国人所不熟悉,也较少注意的领域,而这显然是了解中西科学发展差异所必不可缺的基础。其次,这方面的西方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它们大多数分别以古代、中古或者近代为限,至于贯通远古以至于近代,并且论及其宗教文化背景的,似乎还不多见。最后,科学史的专门研究不断进步,其中不少重要发现出现于2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学者对自身科学与文化的研究之兴起亦是在此时期,这些成果是早期著作如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导论》不可能包括,或者近期著作如林伯格(David Lindberg)的《西方科学之起源》不一定注意到,因此仍然有待当代学者将之整合于一般性论述之中的。 在此还需要声明,虽然我们认为历史发展的“为何”值得探究,甚至求得有广泛认受性的答案亦非无可能,但这并不等于就认为历史问题可以有确切不移的定案。例如,“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兴起导致现代科学出现”那样的论题可能以不少事实作为根据,但我们无论搜集多少资料,难道真就能够将这些整体因素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思想、工作直接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他们的发现与商业或者资本主义有必然关系吗?或者更进一步“证明”这些因素比文化因素更为重要吗?从史实、历程来追究、推断原因,总不免是带有若干不确定因素的猜想,而不可能是确切不疑的逻辑推理。此即科技史家怀特(Lynn White)所谓“当然,历史解释绝少是桌球的碰撞那样,关乎狭义'原因’的事情。它往往更像是在所需要解释的事实周围积聚其他事实,以使后者的光芒逐渐照亮前者。最后史学家就会感到,他所关注的主要事实变得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与它“如何”出现于西方这两个问题表面上性质迥异,底子里其实相通:科学发展的原因与其历程本身不可能完全分割,前者就存在于后者的叙述与分析之中。因此,本书的基本目标虽然在于了解“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实际探讨途径则在于为西方科学兴起、发展、蜕变历程的整体描绘概观,然后通过此概观以及其重大转折的讨论来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究。这探究最后也可能给现代科学为何并非出现于中国的问题带来启发。 本书工作是由中西科学发展差异这一基本问题所触发,因此在下面我们必须先行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李约瑟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以及中外学术界对他的反响这三方面作出较为详细的回顾,然后才能够进而说明本书基本观念与整体构思,以及我们所获得的几点主要结论。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远不止此,因为作者不仅仅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且要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相关论著有着深入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本书初版于 2009 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并获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增订版为作者重新修订补充,将原来的十二章扩充为十五章,增订内容占原书近半篇幅:除增加医学及地理学之发展梗概外,还详述讨论了自哥白尼以迄牛顿多条导致现代科学革命之发展脉络。增订本无论篇幅还是内容均极具分量,值得细心阅读及思考。 【作者简介】 陈方正,物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现任名誉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比较、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以及科学哲学,近年则致力于科学史研究。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等;曾经创办及主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并负责“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之建立,以及担任“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与“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两种丛刊之共同主编。 【目录】 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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