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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先生(1890 – 1974)，字藕舫，是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研究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早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竺可桢就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旁听了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先生（George Sarton, 1884 – 1956）科学史课程，接受了萨顿 “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 观点，及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认识到研究科学史就是要在不断追求真的同时，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学运中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浙江大学的平静。浙大师生的救亡爱国行动达到高潮，但遭到了时任校长郭任远的武力阻拦，一场驱郭运动就此展开。在学生们提出的“要学者，不要党棍”的口号下，竺可桢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大学的校长。1936年4月22日，竺可桢一到浙大就任，随即给全体师生作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并告诫师生们：“现在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
竺校长将哈佛提倡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自由引入浙大，主张“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使浙大很快呈现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教学与研究蒸蒸日上。为了培养文理兼备的人才，他新设了史地系，聘请其高足张其昀先生担任系主任，还规定所有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习中国通史。这些举措带动了浙大科学史教育与研究的蓬勃开展。1936年4月竺校长来浙大到1937年11月开始西迁的一年半时间，是其长校13年最为安定的时期。他把每周的纪念周集会变成学术演讲的讲坛，文风渐盛。学校与浙江广播电台合办学术广播演讲、史地系与省立图书馆合作开设学术讲座、各院系分别举行学术研讨，使学生大饱“耳福”，也使学术交流兴旺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浙大教授撰写的有关浙江人文、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讲稿和论文就有15份，如竺可桢的《浙江省之气候》、朱庭祜《浙江省之地质》、董秉茂《浙江省之生物》、张其昀《浙江省之现势》、《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和《东坡先生在杭事略》、顾谷宜《浙江之人口问题》、钱宝琮《浙江科学史》（上）和《浙江畴人著述记》、陈训慈《浙江之史学》、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景昌极《王阳明先生学说之新估价》、王焕镳《万季野先生之学术》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等。 1937年“八·一三”后，日寇进迫，杭州岌岌可危，浙大在竺校长的率领下，进行“文军长征”，四迁校舍，行程2600多公里。途中，竺校长将校训定为“求是”。这是他对浙大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将中西文化精髓的巧妙融合、追求科学真、善、美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带领下，师生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教学、研究两不误。笔者粗略整理了一份清单，足以表明从西迁到复员的12年间，浙大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迭出： 竺可桢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测天》、《科学与革命》、《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伽利略对于天文学之贡献》、《徐霞客之时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科学与世界和平》、《阳历与阴历》、《观测日蚀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中秋月》、《联合国文教组织》、《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辞》
钱宝琮 《甘石星经源流考》、《曾纪鸿<圜率考真图解>评述》、《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牛顿天体力学赞》、《读<考工记>六首》、《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二十八宿之来历》、《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几个数学名词的商榷》、《<明史·历志>纂修纪略》 章用 《垛积比类疏证》、《越历朔闰考》、《阳历甲子考》、《僰夷佛历解》、《朱世杰垛积术广义》（与方淑姝合著） 谭其骧 《播州杨保考》、《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西汉地理杂考》、《<辽史>札记》、《<辽史>订补三种》、《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贵州释名》、《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代之丁零》、《记翟魏始末》、《行省称名建置疆域溯源》、《近代杭州的学风》、《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 方豪 《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伽利略与天主教之关系及科学入中国之关系》、《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初步研究》、《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纪念》、《康熙前钦天监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伽利略与中国关系之新资料》、《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汤若望汉名之来历》 刘操南 《周礼九数解》、《海岛算经源流考》、《中国代数名著’益古演段’评介》、《日躔盈缩、月离迟疾兼论中西学术》、《九章算术注祖暅之开立圆术校补》、《释球积术》 钱穆 《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宋以下中国文化之趋势》 张其昀 《遵义新志》、《中国之自然环境》 张荫麟 《中国史纲》、《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泰戈尔与爱因斯坦论实在与真理》 费巩 《中国政理》（上、下）、《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 缪钺 《王静安与叔本华》、《李冶李治释疑》、《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陈立 《科学之社会背景》、《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 黄尊生 《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 王驾吾 《春秋攘夷说》 1941年8月，由张其昀、张荫麟等教授联合主办的学术文化评论刊物《思想与时代》在遵义创刊。主编张其昀以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作为杂志宗旨，特意将竺校长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演讲稿作为创刊号的压卷之作。在这篇经典之作中，竺校长回顾了近代科学史的发展历程，将科学前辈哥白尼、开普勒、培根、伽利略、牛顿等作为学习的楷模；精辟论述了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号召浙大学子努力追求科学真善美。“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又贵在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的至理名言一直被后人反复征引和诵读。 《思想与时代》杂志第34期发表了竺校长浙大西迁后撰写的唯一学术性论文，也是他一生中极为光彩的科学史论著 ——《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在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的古代天文学中，都将黄赤道附近的星空，区分为二十八宿，组成一个系统。自1840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或中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国人应有的重视。因此，竺可桢代表中国人放出可贵的第一枪，极大地震动着世界科学史界。他从二十八宿以角宿为首，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四陆所占度数又各不相等，以及古书中毕风箕雨的记载等一系列事实，详尽地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虽然他定的时间过早（后来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丰富，论证精详，至今仍是研究此问题首屈一指的作品。 1948年2月，浙大老师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及学生林晔建议恢复浙大天文学习会活动，竺校长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说浙大虽未开设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习会的活动，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还答应作一次天文学报告，并推荐钱宝琮也去演讲。9月16日，校长来到天文学习会，给100多位同学作《中秋月与浙江潮》报告，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竺可桢还自豪地告诉同学们：“宋代姚宽《西溪丛话》中潮汐之理甚为正确，为同时西洋人所不及。即至十六世纪伽利略写《对话录》，尚以为潮汐由于地动，且不以月能影响潮汐云然。开普勒虽知月为主因，但不能说出理由，与五百年前北宋之邵雍、沈括相似”。竺校长演讲深入浅出，由博返约，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天文学、气象学的专家。
李约瑟先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因尊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耳），因此以“李”为姓，起中国名字“李约瑟”。 1942年，他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代表，来到中国，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4年两访西迁的浙江大学，与竺校长和浙大学者结缘，与浙大有了广泛的科学史交流与合作。
应竺校长邀请，1944年10月，李约瑟第二次来到遵义和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浙大师生座谈交流。他惊讶地发现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研究硕果累累，便将浙大赞誉为“东方的剑桥”。在湄潭，他仔细听取了竺可桢的《二十八宿之起源》和钱宝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人的科学史专题演讲。经竺可桢介绍，他结识了钱宝琮和王琎（研究中国化学史的专家），并专门拜访了他们。他在其钜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至40余年后的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邵科馆举行的中国科技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宣读李约瑟致词,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何教授还在浙江省领导的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
李约瑟在湄潭作的《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的演讲，给浙大理学院师生印象深刻。李约瑟批驳了西方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分析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李约瑟的“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 提问，引起浙大学者的热烈讨论，竺可桢认为近世科学作实验科学解，因中国人不喜欢动手，也就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钱宝琮的观点是：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兴，由于学以致用为目的，且无综合抽象之科学，不用演绎方法，更无归纳法。 竺校长极为重视李约瑟的提问，经过十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1945年8月22日给浙大师生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演讲。
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很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但国人有许多议论发表，即欧美人士亦注意到这个问题。各人的意见虽有不 同，但归纳起来，大多数统以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 先天的没有这种能力，而是由于我国历史上环境不适宜的缘故。 校长的结论是： 归根起来讲，中国农村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 然科学。而此种机构，此种思想，到如今还大部遗留着。人民一受教育，就以 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 学之应用。……从曾文正到现在，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 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 使中国科学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
李约瑟的访问，对浙大的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给浙大供应当时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也推荐浙大学者到英国进修研究，将浙大的科研论文介绍到国外科学期刊发表。竺校长称李约瑟的帮助是“雪中送炭”。李约瑟向竺校长透露了中国科学史丛书的写作计划，得到竺校长的积极支持。复员回杭后，竺校长收集了不少中国科技史料、书籍，海运到剑桥赠予李约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我们最慷慨的赞助人是著名的气象学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博士，在我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劝说许多朋友四出寻找各种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剑桥后不久，整箱整箱的书就运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图书集成》（1726年）。”那部《图书集成》被李约瑟视为无价之宝，现珍藏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
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我们由衷敬佩他崇高的科学精神、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哈佛念书时，他就确立以研究中国科学史为己任；回国后虽忙于教书、创办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引领着中国，影响了世界；建国后，作为中科院副院长，他组建起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使我们国家的科学史研究事业走上了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 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回顾70多年前那段老校长和他的同事们筚路蓝缕，开创学校科学史教育与研究的辉煌历史，很有意义，对今天的浙大争做世界一流，再创学术辉煌，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0年3月7日 作者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后记】3月7日，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举行了隆重的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浙大本部委派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子辰教授、档案馆何春晖副馆长、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吴晨副研究员等亲临会场。我以特聘研究员出席，并作上述报告，校友们反应良好。有关这次会议，我将再作报道，敬请关注。
（上述照片均由洪一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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